1996年2月，我提前结束了一般需要2-3年的博士后学习，应LomaLinda大学医学中心的邀请，从美国东海岸的马里兰来到西海岸的南加州。他们提供给我的位置是立体定向功能神经外科专家（Stereotactic &FunctionalNeurosurgery Specialist），这是一个终生职位，待遇很优厚。工作方面，全力支持我的设备预算，办公室配备当时最先进的P-133计算机、彩色打印机、彩色扫描机、彩色扫描仪以及网络系统。生活方面，工资加倍，医疗保险和牙科保险，报销全部搬迁费用等。但真正吸引我的，是可以全心全意地投入临床治疗工作了。
Δ定位
留美的中国学者，尤其是有临床医生背景的学者，都非常希望找到一个既能发挥自己临床特长又能学到最新临床实用技术的位置。这种机会实在难得，我的幸运是毋庸质疑的。我十分珍惜在这样一个世界第一流水平的临床机构工作的机会。它使我站在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上亲自领受现代临床医学的最高成就。
寒来暑往，我感受和目睹了太多从轮椅上站起来的病人的感激和泪水。“细胞刀”在我的手中越来越娴熟，我的心情却渐渐失去了平静。
最新统计资料表明：仅中国的帕金森病发病率就达1‰，这对于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国家来说，是一个多么庞大的人群。国内有这么多的病人在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不同程度地丧失了工作能力，生活逐渐无法自理，在一步一步走向残疾，而这一先进手术技术在国内还是一项空白。
就在来美之初，我的目标是做一名神经外科的研究人员。因为在基础医学的研究中，中国在许多方面尚未能与世界先进水平齐列，我希望自己能为改变这一状态尽一份绵薄之力。随着“细胞刀”的运用，我发现了另外一条道路，既然先进的技术已经摆在我们面前，如果我能掌握它，并运用之为祖国服务，这是不是一条更有效更可行的捷径？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能为我们的病人提供更好更先进的服务，这是不是对狭隘的“自力更生、自给自足”观念的修正呢？
由此，我坚信自己的位置在中国，我要在中国建立一个世界一流的功能神经外科研究与治疗中心，造福于数百万计的中国患者。
这一定位一经完成，我便开始了全面系统的准备工作，收集资料，与国内的医疗机构取得联系。从1997年6月到1998年初的归国筹备时间里，我数次往返于中国和美国，先后在各大医学研究机构向国内同行传授了这一治疗理论和技术。应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和广州第一军医大学邀请，主持完成了我国首批微电极导向立体定向神经外科手术。包括我的母校北京医科大学在内的许多医科大学纷纷邀请我前去建立永久性的治疗研究中心。
经过仔细考虑和筹划，1998年5月，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宣武医院正式成立了。我担任副所长并兼任宣武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开始接待来自国内外的患者。2000年初，我接任研究所所长兼任功能神经外科主任，更重的担子意味着更大的责任，意味着对能力和智慧的更大的挑战。但我找到了我的位置。
Δ拿来主义与创新
今天细胞水平上的微电极导向的立体定向神经外科手术的出现，凝聚着上百年、好几代医生的汗水和心血。事实证明，这种手术疗法不仅可以大幅度地改善病情，而且可以解除药物治疗的副作用。这是具有世界意义的文明成果，拿来为我所用，使我们有了一个世界水平的起点。
就这样，我经过大量的准备，带着手术技术回到了国内。1998年7月12日，首例微电极导向的立体定向神经外科手术治疗帕金森病成功。截止1999年12月，研究所共接待门诊病人4228名，手术643人，成功率达98%。患者遍布国内及台湾、印尼、新加坡、泰国等国家和地区。手术的成功在意料之中，在国内产生的巨大影响却是始料不及的。中央电视台做了详细的报道，《健康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科技日报》等各大媒体竞相报道，并称我为“中国‘细胞刀’第一人”。这对于十分强调“成就感”的我来说，是相当大的欣慰。
我很快意识到，我是不是在太短的时间里得到了太多的荣誉和成功。我已经被推到了功能神经外科领域的前沿位置，不进则退，我得往前走。我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带来了一条硕大的鱼，还得织一张能捕鱼的网，所谓“鱼”与“渔”，我选择哪一种？
运动障碍病原称锥体外系疾病，是中枢神经系统基底节区的病变所导致的运动功能紊乱症。包括帕金森病、原发性震颤、扭转痉挛、痉挛性斜颈、舞蹈症和抽动秽语综合征等，主要表现为不自主运动增多如震颤、舞蹈、抽动、扭转、多动等，或表现为运动减少如行动困难、翻身转身困难、走路不稳等。运动障碍病是人类神经系统疾病中的一大类，发病率很高，保守地估计，中国大约有300－500万的患者。他们轻者影响工作和生活质量，重者丧失工作能力甚至生活自理能力。运动障碍病的治疗历来是医学界的一大难题，除早期的帕金森病患者尚可使用左旋多巴制剂治疗外，其他疾病或中晚期帕金森病患者几乎无药可医。在科技水平较低，设备不够完备的条件下，外科手术的创伤大，危险性高，一直令许多医生望而却步。也正因为如此，外科手术每向前走一步都十分不易：大量的动物试验，反复的深入分析，医生承担着高风险。
我很清楚，国内也曾引进过不少的世界先进技术，可过了一段时间后，它又被世界抛在了后面。原因很简单，企业缺少相应的技术创新与进步机制，先进技术的老本吃完了，自然又落后了。这绝不是我该走的路。手术对帕金森病的治疗并不止于苍白球切开术和丘脑切开术，手术技术的适应症也不止于帕金森病一种运动障碍病。“细胞刀”应在我的手中打磨得更锋利。
1999年3月，我们应用丘脑底核毁损技术治疗帕金森病获得成功，使研究所在帕金森病的外科治疗水平领先于国际水平。1999年5月，首例全身性扭转痉挛的手术获得了成功。1999年下半年，首例痉挛性斜颈、舞蹈症以及抽动秽语综合症等的手术相继获得了成功。研究所的工作在病种、规模和影响上，形成了全方位的功能神经外科的临床和科研特色。标志着中国在运动障碍病的手术治疗方面已全面进入了世界先进水平，某些项目上已经处于领先位置。
当走出手术室的助手们告诉我他们捏了一手的汗时，当同行和新闻界的朋友们慨叹成功的不易时，只有陪伴我到深夜的计算机和没有休息日的台历知道为什么我能坚定而稳当地一步一步向前走。令人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病人的生活因此而轻松愉快了。
Δ可持续发展
一个成功的科学家不再是深锁书斋的老夫子类型。他除了对本专业的深入研究，他还必须对市场有着到位的认识，不断地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取得物质补偿，推动科研的发展。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在考虑我们研究所究竟该怎样面对新形势下的医疗服务，如何积极地面对宣武医院院徽。“市场”，以一种什么样的模式进行运转才能保持活力并不断进步。
目前国内医务界存在的一个怪圈是：患者抱怨医院的医疗设施落后，医疗水平低，医务人员素质低下，服务态度恶劣，患者对医院和医生的信任日渐丧失。医务人员则感到收入不能与自己的辛勤劳动匹配，工作环境不够理想，以至于大量医务人员出国或下海去药厂、医疗仪器公司工作。医生收受乃至索要红包是其极端表现，医患关系的恶化，医院信誉降低，医疗资源浪费，凡此种种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我们将研究所定位为运用高新技术提供高质量医疗服务的实体。研究所若要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实行一种高效率的现代企业化管理机制。必须保证技术的不断创新与进步，维持一流水准的人才资源，探索一流人才的价值体现方式。
研究所十分注重临床科学的研究，为技术的进步奠定基础。研究所成立1年多的时间，向国家和北京市申请了6项科研基金全部获得批准，共计120余万元人民币。1999年研究所在帕金森病遗传、流行病学以及动物模型等基础科研方面开展了系列的基础科研和神经内、外科合作项目，建立了最大的中国帕金森病患者档案及基因库。
1999年2月，全美帕金森基金会董事会已正式把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列为卓越成就临床中心（Clinical Center ofExcellence）。由这一世界权威机构命名的临床中心除美国本土外，全球只有14家异域医学机构入选。
技术的创新与进步必须以相应的人才资源为后盾。1998年研究所被国家教委正式设立为的神经外科博士后流动站，首都医科大学神经外科硕士和博士培养基地。这为研究所的发展储备了宝贵的高素质的医学人才。
医疗发展的两个趋势，一是基础研究和相关学科最新研究成果的应用所带来的医疗技术和理论的高科技性的不断提高，二是医疗结构的重组。也就是简单地以内外科划分临床科室的概念正逐步淡化，代之以某种疾病或某类疾病划分的治疗单元。这种治疗单元的合理性在于集内外科于一体，在某种或某类疾病的治疗技术和理论上具有权威性。这样的例子现在已经很多，如导管技术与心（脑）血管的结合，电生理与心脏病的结合（射频消融），以及我所选择的微电极导向立体定向神经外科手术治疗运动障碍病等。
目睹和经历着功能神经外科的快速发展，证明我个人的专业定向和定位是准确的。同时对我及我的同伴们的努力和勤奋是个鼓励。而所有这些又都为研究所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成功的模式。疼痛中心和癫痫病中心将是研究所另外两头会产奶的牛。如何挤出奶来，并有高质量稳定的产出是研究所的下一个目标。
现在我一次比一次强烈感觉到了肩头重担的分量。做一流的工作，培养和延揽一流的人才是我们的目标。只有一流的技术特别是一流的人才才是我们不断进步持续发展的基础。而一流的医学人才应当是怎样的一种形象呢？他们应当是学识渊博有全球观的学者，他们应当是教养良好经验丰富的医生，他们也应当是依靠自己的知识和技能获得体面生活受人尊敬的社会精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