Δ吴清玉清净如玉
2002年1月18日，我初识吴清玉。那天一大早，在北京阜外医院一间1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我见到的吴清玉尚未洗漱，带着倦意。他说“请别见怪，我们这些人总是这样忙。”五个小时前，吴清玉才离开手术室。那是一例罕见的病案，患者病情危重复杂，被诊断为马凡氏综合征合并室间隔缺损、二尖瓣上狭窄等畸形。手术从前一日早晨九点开始，持续将近18个小时。他说起，还是在刚进手术室时曾经向护士要了一口水，之后就进入了一个无我的世界。待一场生死挑战结束之后，他才慢慢恢复了常态——哇，人的耐性竟有如此之大，这么长的时间里居然可以不进食一滴水、一口饭，包括不能上厕所。
我当时的第一感觉是：如果说中国的心脏外科因北京阜外医院而得名，那么北京阜外医院的名气难说与吴清玉这样的人没有直接的关系。这其中不单单因为他当时是北京阜外医院主管医疗的副院长、心脏外科的主任，真正让人信服的理由是，他把整个身心完全融化在了自己的事业里。“小小的心脏就是一个世界，它奥妙无穷……”我记得他当时说话的语态，更像是一个诗人，而不是医生。他与心脏的关系已经不单是简单的职业关系，是情，甚至能看到生命的符号在里面跳动。
时隔不久，这位属于心脏外科的医生离开了北京阜外医院，就像功勋演员离开了国家大剧院。所有认识他的人，无论喜欢他的还是不喜欢他的，都未免觉得这是一个有违常理的现象。
吴清玉选择了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以下简称清华一附院）。这个医院原名是北京酒仙桥医院。我不清楚那时候这家医院有没有开展心脏手术的实力，只记得我和吴清玉见面是在他的办公室，一间临时搭建的活动板房里。那天是2004年3月24日。
就在那天，一位泉州来的体重仅2.8公斤的先天性心脏病（以下简称先心病）患儿，正待接受完全大动脉转位矫治手术。据说疲惫的母亲抱着襁褓中的孩子求遍了国内名医。这位母亲抱定最后一试的希望投奔到北京。但是，毕竟手术的风险太大，偌大的京城里敢于允应她们的人却是难觅踪影。到处碰壁之后，这个家庭十七八万的花费换来的只是母亲悲戚的泪水，可怜的小家伙依然是生死无着。据说绝望中，是“吴清玉”这个名字再次支撑起这位母亲的信心。不甘放弃的女人最终在酒仙桥的清华一附院，找到了可能拴住孩子性命的最后一线希望。那天，我亲眼看到吴清玉没有拒绝她们。“不做，眼看着孩子就没命了”。他的话说得就这么简单。接着，孩子在极其危重的情况下被推进了手术室。十几天之后，我从电话中得知，这孩子已经准备出院了。
也就是3月24日那天，吴清玉正式到清华一附院才两周。然而如同这位母亲一样的慕名求医者却是纷纷攘攘。毕竟，吴清玉的名字在心脏病患者的心里已经挡不住了。短短的14天，他每天要应对两台手术，而且每台手术的难度都是常人不敢碰的复杂艰巨。
我最近这次与吴清玉夫妇见面是2008年4月14日。为着我们这些平日里拘谨忙碌的人换换环境，我特意挑选了风清气爽的植物园。粗粗一算，他到清华一附院已经四年有余，人更壮实了，气色也是以往没有见过的好，言语之中不再是字字紧逼“心脏”，而是潇潇洒洒，纵情天地，兴致放得很开。只是万变不离其宗，他还是说到了“清华”四年，说到了这期间完成的一千七百余例手术，说到了那些绝顶的疑难病例……显然，他这辈子与“心脏”是难解难分了。
Δ中国特色的手术
吴清玉1976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医学院，当年就被分配到北京阜外医院心外科。他真正进入事业的高速成长期在10年之后。从1986年到2002年初，经他亲历的心脏手术达到五千多例。如果再加上近4年在清华一附院完成的手术量，不难看出他的时光几乎被手术台占满。心脏开刀自是风险高、死亡率高，但是他完成的常规手术竟是零死亡记录。即便是比较复杂的大手术，他的成功率也在99%。20年前被认为死亡率较高的法洛四联症根治手术，他的手术死亡数字仅占到0.8%（有关论文发表在1996年的美国《胸外科年鉴》上）。为此，已故的心脏外科开拓者、此项手术的创始人C.W.Lillehei教授，曾经对此发出惊叹：这是迄今看到的英文文献报告中最好的治疗结果。
近十年来，与中国大的发展趋势相同，我国的医学事业也在向世界前沿靠近。但是许多世界重要的医学大会主讲台上仍然难看到中国医生的身影。相比之下，心脏外科这个比较尖端的学术舞台上，竟是没有哪个中国医生能有吴清玉那么多的机会。
2007年5月7日下午两点，在华盛顿召开的美国胸外科学会第87届年会上，吴清玉做了重点发言。他的报告内容是关于先心病“三尖瓣下移”手术治疗的最新成果。
美国的胸外科学会是国际医学领域最高级别的学术组织，英文简称AATS，创建于1917年。学会在美国之外的其它国家只有150余名会员。在长达87年的历程中，中国有资格成为会员的仅有两名。一位是我国心胸外科创始人吴英恺教授，再一位就是吴清玉教授。目前就只有吴清玉了。
在AATS年会上获准报告论文，对于发言者本身就是一种认可和尊崇。会前，大会对每一篇论文都有着非常严格的审批程序。论文摘要必须提交会务组审议，它首先要被认定具有科学性、先进性、创新性。同时，会务组还要责成最具权威的专家们对论文作者的临床工作进行分析和评论。
吴清玉关于“三尖瓣下移”的临床研究用了十多年的时间。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它要PK已经延续了40年、至今被世界各国认可的手术方法，该方法是由著名的美国MayoClinic医学中心于上世纪60年代创立的。
那天吴清玉的报告做完后，会场立刻爆发出热烈掌声。美国MayoClinic医学中心心外科主任J.A.Dearani教授当场发言，对吴清玉的论文做了客观的评价：我祝贺吴医生和他的团队在“三尖瓣下移”治疗方面所取得的优异成果。我曾有幸访问过中国和看过他的这种手术。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创新型的外科医生。J.A.Dearani教授是全球三尖瓣下移手术治疗方面的权威，拥有着四百多例这种手术成功的经验。
“三尖瓣下移”是一种复杂的先心病。正常人在右心房和心室之间有一组三个瓣叶的组织，故名三尖瓣，它起着防止血液从右心室倒流回右心房的阀门作用。在发生“三尖瓣下移”病变时，往往瓣叶发育不全或未发育，有关的瓣下和心室结构也同时出现不同的变形。最明显的是瓣叶从正常的位置下移到心室内的某个部位，甚至靠近心尖部，部分心室壁的肌肉变得菲薄，形成所谓的房化心室，从而引起三尖瓣的关闭不全和心力衰竭。
吴清玉介绍，国外同行的方法是把下移的瓣叶上提，把房化心室进行折叠。由于手术方面的缺陷，术后并发症和死亡率比较高。另外，“上提”的手术方法适应范围比较狭窄，因此相当多的这类病人将被拒于手术范围之外。于是人工瓣膜替换成为补救治疗的最好选择。
目前，医学上人工瓣膜有两种，一种是机械瓣，一种是生物瓣。由于右心室腔内压力低，血液流速慢，机械瓣在三尖瓣这个位置很容易形成血栓，血栓一旦形成很快会把瓣叶卡住，病人随即便死亡。因此换了机械瓣的病人需要长期依赖抗凝血药物。先心病的孩子那么小，每天吃药，吃一辈子，这其中的麻烦可想而知。假如替换的是生物瓣，最直接的缺陷是耐久性差，最多使用期限为十几年，如此，这些小患者们无法摆脱再次替换手术的厄运。再说，哪儿就有那么合适的瓣膜供给这么小的心脏所用。
据资料显示，目前国外“三尖瓣下移”的患者大约46%是采用换瓣膜无论何种心脏病，只手术，换瓣膜的死亡率最低是6%，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死亡率高的在20%以上，而大约有四分之一的患者需要二次手术。
吴清玉的手术方法则完全不同，他是从整体上解决问题。即把房化心室切除掉，把下移的瓣叶和有关的组织切下来重新移植到正常位置。假如患者瓣叶缺损，再对瓣叶进行修补，修补时采用患者自身的心包组织，以帮助增加瓣叶面积……最终等于是给病人的整个右心室做了一个彻底的人工再造。
这种手术方法的建立，不仅需要一个医生对正常心脏的生理和解剖有完整的认识，而且还需要对心脏的病变有深刻的透视和解析，然后还必须找到正确的手术思路和方法，同时还需要参考和借鉴治疗其它心脏病的手术方法和经验。
那么为什么外国人不这么做？因为他们没想到。为什么没想到？因为他们认为不可能。认为不可能的理由又在哪里？在于房化心室部分有重要的血管不好处理。说得形象一点，在这种复杂和脆弱的心脏上，在重要血管处理不好的情况下那是拥抱风险。
“能不能解决是科学的问题，有没有风险除了科学还有技术操作问题”。吴清玉说，2004年在泰国的一次学术会上，国际公认的瓣膜方面的专家、法国人AlanCarpentier教授就不解地问过我，你们究竟是怎么做的？我说，我们的办法是不把带血管的部分切掉，而是将其保留在心脏里面，只是不让它形成影响……他听后觉得这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
在美国专家认为瓣膜置换的比例应该在46%的情况下，吴清玉的瓣膜置换的病人几乎不到2%；国外本病的手术的死亡率在6%以上，而吴清玉保留本体瓣膜、实施修复根治的手术已完成90例，死亡报告依然是零。医学到底是实践性很强的科学，最终要靠实实在在的结果说话。这个结果包含两个标准：一个是时间标准，即病人手术后存活的时间长短；另一个是生存标准，即病人术后是否具有健康人的生活质量。这么多年，结果，一次次地照应着吴清玉。
当天的会上，很多国家的同行向吴清玉请教，他都耐心做了详尽的解释。会议之后，世界胸心外科最重要的杂志《美国胸心外科杂志》（JTCS）对整个过程做了详实的报道，包括吴清玉的报告全文、所有人的现场提问以及吴清玉一一作答的每一个细节。
那天，吴清玉向我讲述“三尖瓣下移”的时候，引用了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的寓言故事。他说其实手术与那个驼子种树的道理是相通的，一定要顺应其自然规律。我们的手术方法就是建立在近百年来人们对这个病认识的基础上。所谓发现、突破、创新都离不开前人建立的科学基础。中国的医学讲究整体的概念，辩证的施治，这实际就是遵循生命机体的本性。“顺木之天，以至其性”，我们做手术如果偏离“其性”，那么，纵是精致于某个局部，到头来也难免出现“虽曰爱之，其实害之”的结果。
“三尖瓣下移”只是先心病领域中的一种，先心病的病种类型至少有一百多种。吴清玉说，我们基本上都有自己的手术作法。显然，他很有独创的个性。
Δ科学的交往
吴清玉同时也是欧洲心胸外科学会唯一的中国会员。
这是2000年前后的事。
那时欧洲心胸外科学会的主席是先心病领域的著名学者、法国巴黎的F.Lacour-Gayet教授。当年这位法国专家来北京阜外医院有一个学术交流项目。吴清玉作为医院心外科主任，他与F.Lacour-Gayet教授之间有过一段比较密切的接触。
吴清玉讲述了一段使他们成为朋友的故事。
“这么著名的专家来了，自然我们要请他为我们的医生做示范手术。我考虑到人家是请来的客人，不能出问题，所以给他准备的手术是一个不很复杂的病例。“手术对象是一个10岁的孩子，患有室间隔缺损、肺动脉闭锁和动脉导管未闭。对于他这样世界顶级的专家，这应该不是很难的手术。手术前，我们把各种检查和诊断的资料译成英文与他一起讨论。出人意料的是，他认为这个病人不适合手术，说我们的诊断有问题，这个手术根本不能做。但我依据自己的临床经验判定，首先这个病人的诊断是明确的，第二我坚信这个病人不但能做手术，而且手术后效果会很好。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星期三，在他做另外一台手术的同时，我们把这个孩子的手术做了。待孩子的胸腔打开之后，一切无须再争辩。就连和他一起来的心内科医师看了之后也认为：我们的诊断是正确的。而且手术做完以后，这个病人的情况也一如预想的结果。”
“手术下来的当天，我和他聊起来，我问他假如我们对一些病情存在不同的认识，最终是不是应该以病人的情况来证明我们的正确与否？他说，那当然是这样。
“接着，我告诉他我们曾经讨论过的那个病例，您认为不适合手术，但是现在我们不仅做了，而且情况很好。他突然地大吃一惊，是吗？一脸的不可思议。我说，您可以去问问和您同来的心内科大夫，我们手术的全过程他都在场。
“他的内科大夫做了肯定的回答。这时F.Lacour-Gayet教授不再惊疑，他马上拉着我，让我带他去监护室看那个孩子，显然他更相信自己的眼睛。当他看到孩子安静地躺在病床上，所有参数，包括血压、心律等一切指标都很好的时候，他表现出来了比自己成功还要激动的情绪。”
“接着是星期四，我们双方讨论另一个病例。我跟他介绍我们的手术方案，他说，不，你不要说了，我们的方案是……在他进手术室的时候我正好有事外出。我坐在汽车上，突然接到他的电话。他说话的语气是诚恳、坚定的。他告诉我，还是你的意见对，我现在决定按照你的方案手术……手术后患者的情况果然很理想。
“后来，他和我说，他很愿意和我们医院合作，你们有什么希望或者要求可以提出来。我说，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是帮我们培训人吧。之后，北京阜外医院有两位医生被送往他们的医院培训。目前这两位医生均已是阜外医院心外科在重要岗位上的主任医师了。当时这个培训项目的很多具体工作，比如培训费用的落实等，都是这位专家自己跑到大使馆去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