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决心要把这个想法真正地实现，但我知道要实现这个想法是非常不容易的。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柳翠绝对不会答应，这个来自山区的姑娘是很内向很羞涩很保守的。她的家乡在高原的顶部，人烟稀少、生态恶劣，交通不便，据她说电视机的出现是去年的事，她们村一直不通电，直到去年省里的一家对口扶贫单位才帮助他们通了电的，这家单位能将烟叶变成流水线上的钱。通了电后村长家买了台电视机，但因为不是闭路天线，电视里的人就像得了癫痫病，随时在跳跃随时在抽搐，这样的电视还诱发了一个真正的癫痫病人发病，以至于村长再也不准别人到他家看电视。在她们那个贫穷封闭的村里，女人如果从男人的劳动工具譬如放在地下的板锄、扁担上跨过，都要引起纷争斗殴，如果那个女人的裤子晾在门口，男人不小心从裤跨下穿过，就更麻烦了，他们认定这个男人要霉一辈子的，就要买上一个猪头，两丈红布、几挂鞭炮去冲喜。在这种环境里长大的山村姑娘柳翠，你要让她到长安街去亲嘴，打死她也不会同意的。
和柳翠亲嘴是件艰难巨大的工程，从和柳翠好上我就一直挖空心思，绞尽脑汁地设计着各种方案和她亲嘴。在别人看来亲嘴简直和吃碗面条，吃根冰棍握个手差不多。别说亲嘴，人家现代化了的城里人连上床也就是吃顿晚餐、跳次交谊舞之后的事。但和柳翠亲嘴就像到北极探险一样艰难，记得第一次我想和柳翠亲吻时曾经挨过她脆生生的一记大耳光，那记耳光打得我脸上火辣辣的，半边脸肿了起来。柳翠当时恼怒至极，她说江亦宾，我没想到你会这样坏，会耍流氓，会欺负人。我容易吗？从云南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打工，把你当成亲人，你还耍流氓。我捂着半边发烧发红的脸跑掉了，我只能怪自己太性急，太自信，同时也没把情况分析透，这不是别的什么人，是云南昭通的边远山区来的姑娘呀。真正和柳翠接吻，是我们已经好了一年之后。那次柳翠提灰浆上脚手架的时候，上到二层，她忽然觉得头晕晕的，脚虚虚的，眼前一发黑，从脚手架上跌下来。好在才上到二层脚手架，好在是顺着脚手架跌下来的，否则她就没命了。但她的脚还是伤得很重，两只脚脖子肿得像水萝卜，虚胖得像吃喂避孕药长大的黄蟮。那些天她一个人睡在简陋而空旷的工棚里，工棚里连接成排的地铺像抗洪抢险时搭的避难棚，四处通花照亮。她孤独寂寞地躺着流泪，每天都是我去给她洗脸洗脚，给她打饭打水，背她到简易厕所边去解手，替她去找医生包扎换药。那些天我累得走路直打晃，眼睛皮一搭上就睡着。柳翠看着我做事，心疼得掉眼泪。她说如果没有我，她就活不下去了。终于有一天，当我从工地偷偷遛出来给她换药，倒水的时候，她突然说江哥，你把头伸过来，我要跟你讲话。她脸色潮红，胸口起伏，我的头才伸过去，她一把就将我的头紧紧抱住，在我的脸上狂热地亲起来，受到她的感染，我从迷茫中清醒过来，浑身充满激情，抱住她的头，把舌头伸进她的嘴，疯狂地亲吻起来，直到亲得舌头发麻，透不过气来才松手。那次我趁她在狂热中把手伸到了她的内衣里去，她扭动着扒我的手，扒了一阵也不再坚持，那次我第一次摸到了一对真正的奶子，这是一个处女的没有任何人摸过的奶子呀。这对奶子像我们家乡刚刚成长熟透了的桃子，毛绒绒汁液四溅的，它的表层还有一层绒绒的粉霜，这层粉霜被手一揩就永远消失了，我是第一个揩这层粉霜的人，能够揩掉粉霜的人有福了。但是，当我在万分激动的时候，我那个潜伏多年的欲望不可抑制地爆发了，我十分阴险地也是十分本能地想趁机把那件事做了，我想只要是个男人在那种时候都会这样做的，当我的手向下移动的时候，却遭到了坚决的阻击。我以为凡是女人在这种时候都会这样做的，半是娇羞、半是犹豫、半是矜持，书上不是说过半推半就吗？但柳翠显然不是这样的，她拼命地扭动，扯我的手，用嘴咬我，甚至用肿得老高的脚蹬我，她一蹬我，立即疼得大叫起来，疼痛使她的脸变了形，嘴唇也因咬牙而流出了血，眼泪不断流出。我被这情形吓呆了，我停止了动作，赶紧去看她扭伤的脚，她的脚更加红肿，摸上去像摸一块烧熟的红薯，伤脚疼得她发出尖锐颤音。我惊慌失措，手忙脚乱地为她涂药为她按摩。我既内疚又心疼，嘴里不断地说着道歉的话，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做她不愿做的事。为了惩罚自己，我非常真诚地抽了自己十几个耳光。以后，我和柳翠之间除了亲吻之外啥也没做，那次给我的印象是锥心刻骨的。就是亲吻，如果不是绝对的安全，柳翠也是不愿的。
也许我的心理真的有问题，到长安街去接吻这个想法把我折磨得坐卧不宁，寝食不安，一个从农村来的人有什么必要跑到长安街去接吻？接了吻又有什么意义？接了吻又说明了什么？这是荒诞而又无聊的想法，但这个想法却成了我最大的心病。我越来越执拗地坚持着这个荒诞的想法，越来越急切地要实现这个荒诞的想法，如果不实现这个荒诞的想法，我会被灼热的内心之火烧成灰烬的。
我像设计一个重大的工程一样设计实施方案，一个一个的方案都是精心策划的，它的设计耗尽我的心血，包括每个步聚每个细节都经过反复推敲，都滴水不漏无懈可击。但只要和被接吻的对象柳翠一联系，这些方案马上就像暴风雨中的沙雕一样顷刻之间就轰然倒掉。我想得心烦意乱，脑袋发疼，总不能确定一个最好的方案。想去想来，只有先瞒着柳翠，带她到长安街去，见机行事，甚至不惜重蹈覆辙。好在我们是接过吻的，这个临界点已经越过，并不犯规。
机会终于来了，那天工地因为违规操作被一个权力机构责令停工改进。
老王、大刘和其他民工在停工这件事上和老板一样忿忿不平，极其真诚地和老板保持一致。老板因为停工要减少收入，民工因为无事可做而拿不到工钱。正是盛夏天气，停工时间不长，他们不能回家去帮助夏收，呆在僵死的工地上无事可做，他们愤愤不平地咒骂那个责令停工的部门。连柳翠也不高兴，她希望天天都能做工，这个来自贫困地区的姑娘做起工来简直是在玩命。我想如果她在国营企业工作，如此玩命似的工作肯定会赢得极大的信誉，当个全国劳模、“三八”红旗手啥的应该是没有问题。但她是在私人老板的工地上打工，目的意义也简单明了，是为了多挣点工钱回去供他弟弟上学给她母亲治病。这样一来她的动机就不是那么崇高，不要说和解放全人类的崇高理想相去甚远，就是和无私奉献也不能相提并论。她的想法是实际和卑微的，不给工钱她就不去干活，因为停工没有工钱她就生气。我约她去天安门走一走，她赌着气不去。其实她是很想去的，从读小学起她就知道首都天安门，小学课本中的天安门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天安门广场气势恢宏、天安门城楼金碧辉煌，那是无以数计的少年儿童梦寐以求的神圣的地方。柳翠在童年的梦中就无数次地梦到这个神圣的地方。可到北京几年了，她一次也没来过这个神圣的地方。
说服柳翠出来走一走确实需要花费不少功夫和力气的。这个从山里出来的灰姑娘节俭到吝啬的程度。从我认识她起几乎从来没穿过一件新的衣裳，一年四季她都呆在工地上，一年四季她都穿着一套粗糙坚硬如铁板的劳动服，这套劳动服几乎淹没了她的性别，松松跨跨的劳动服里藏着美、曲线和贞洁，可连想象力最丰富的我也难从她那身劳动服里联想到潜在的东西。她只有在回故乡的时候才穿上一套她藏在箱底的带暗色碎花的衣服，那套衣服使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山里少有健康红润的皮肤，乌油的长发和凸凹有致的身材使我眼睛不会转动。可那套衣服式样毕竟过时了，质地又不好，皱皱巴巴的，每次穿时柳翠都要用一个搪瓷平底大碗倒上开水来熨一熨。我是下了决心一定要买一套像样点的衣服给她的。我想这次到长安街一定要实现这个诺言。
柳翠终于同意和我出去，她说千万不要乱花钱呵，以后的日子长着呢。我知道她说的以后的日子是什么意思，为了以后的日子我当然不会乱花钱。柳翠对上街是很认真的，她帮我洗干净衣服，她自己洗了澡，换上了那套浅底碎花的衣服，还找出那盒现在几乎买不到的百雀灵雪花膏，这是她在家乡山区的一个购销店买到的，我相信全北京是找不到一盒的，她很珍惜地用指甲抠了一点均匀地抹在脸上。我看了很心酸，我想以后我有了钱就买一堆化妆品摆在她面前，任她去涂去抹。实际柳翠是很漂亮的，她的美不是人造的，假模假式的。
柳翠健康、丰满、结实，那圆浑而丰满的乳房高高地耸立着，极有弹性。想到那些靠乳罩甚至靠做手术而丰满的城里女人的乳房，我就有些鄙夷有些不屑，就为自己拥有这对乳房而暗自高兴。结婚以后我要天天摸，一有机会就摸，让我的手惬意无比。
已经走出工棚的柳翠又折回去，我对她的磨磨蹭蹭很不满。她到工棚翻出两个塑料瓶拿到水管那里冲洗，冲洗干净倒进开水，刚倒进开水的塑料瓶被烫得几乎要化掉，用手一拿手就像被火烧一样灼热疼痛。我有些气恼，说你这是干啥？一瓶矿泉水值多少钱？何苦这样？柳翠说能省就省点，用钱的地方多着呢。我心里不是滋味，但又不能说，只得默默地看她做这一切。我们从东八里庄那条小街经过，只所以要走这条小街，是因为东八里庄已在北京四环之外，这里就像我们县城的城郊结合部，热闹、拥挤、肮脏、小餐馆小食铺特别多，烟火气息浓。对于北京那些豪华的大餐厅，我是心存敬畏又不敢张望的，请注意我说的是张望而不是问津，问津还有点希望还有些微的底气。我用词节俭，不敢张望是怕引起内心的不满内心的失衡内心的失落和失望。在东八里庄这条街上有便宜而又油腻的小食店。我决心要挑一个干净点的小店请柳翠吃一次饭。为找这样的饭店我们花费了不少时间，柳翠跟在我后面怯生生的，她不敢东张西望，不敢落下一步又不愿跟我并肩走，有两次我企图借这次机会拉她的手却都被她甩开了，我想挽着她的腰走更是属于奢想。她想进入城市又惧怕城市，心理上的差距使她永远难以融入城市。在一家相对干净一点的小饭店里，服务员叽哩咕噜地报了一串菜名，这个小饭店连菜单都没有居然能报出那么多菜名，柳翠听到这些菜名身子发直脸上的表情紧张不已。我说鸡和鱼我们都不吃了，天天吃腻味了，来点清淡的。经过反复斟酌我点了四个菜一个汤，柳翠用脚狠狠蹬我，她去掉了两个菜，犹豫了一下，又去掉了汤。服务员一脸不悦地走了，柳翠说要啥汤呢？在我们那里可以要点清汤是不花钱的。我受不了服务员的白眼觉得掉面子，我说干脆带个饭团算了，再不行有冷洋芋也行。柳翠知道我在奚落她，她脸红了一下说你当你是谁？吃饱就行。我说我们很少出来玩，稍好一点不行吗？饭菜被我们吃得干净净，柳翠将茶杯里的水倒进去，涮了涮当汤喝了。
北京是个包容性很大的城市，这个大得叫人头晕目眩的城市里不知生活着多少南来北往的人，打工一族随处可见，比如，在公交车上就随时都能碰到。
我知道大家不会在意我这么个小人物的，我的存在或消失都不会引起任何关注，除非我见义勇为勇斗歹徒事迹感人，或者是我敢偷敢抢甚至杀人。这两种事我都做不了，我很卑微很怯懦，但内心也很想有人关注自己，不要忽略这世界上还有这么一个人活在他们中间，但我却找不到这种感觉。这个城市藏龙卧虎，走出门冷不丁地遇到一个穿着灰夹克甚至中式对襟衣瘦骨伶仃头发花白的糟老头，他的身份都可能会骇得你半死，他很可能是顶尖的大学者或大专家，他的名字可能经常出现在各种媒体响彻云霄，而这样一个大人物你见到他时他可能正用一个小铝锅颤颤巍巍地去买豆浆或者打牛奶。我在内心渴望着有人正视我一下，就像我回老家我爹肯定要冷眼对我，我妈肯定要泪眼婆娑忙着去煮一碗糖水鸡蛋，而这里就连冷眼对我的人都没有，我就感到憋闷和屈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