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番辗转逃难，林徽因和梁思成身边的积蓄，已悉数用光。全家人不得不节衣缩食，过起和当地村民别无二致的日子。吃水要到村外的水塘里去挑。宝宝和小弟俨然当地农村娃，穿着草鞋去上学，衣服上缀着一块又一块补丁。由于闹灾荒，他们的主食常常是番薯和野菜。煤油灯是家里唯一现代化的“奢侈品”，也只在来了客人时才会点。通常全家人在晚上学习——梁思成写书，林徽因看书，宝宝和小弟做作业，也只能点两盏菜籽油灯。那是学的当地人的，用盛饭的碗或破罐子，盛了菜籽油，棉花捻成一小条做油捻子。这样的“灯”，光线昏黄，要不停地挑灯芯。一晚上下来，每个人的鼻孔里，都会积一层厚的黑油垢。
战时经济秩序混乱不堪，物价奇高，梁家的生活越来越难。梁思成的薪水供全家吃饭都成问题，他不得不变卖典当随身物品——稍稍上点档次的衣服、徽因的首饰、他和徽因的手表、一直不离他左右的一支派克钢笔，那还是他和徽因留美时买的。这些，最后都变成了家人口中食。每每换回一条草鱼，或是打点肉，帮全家改善伙食，他都不无幽默且悲伤地说，把这块金表“红烧”了吧。把这支派克“清炖”了吧。这是他们作为文化人的最后所有。徽因在一旁苦笑，生活困窘得让她除了苦笑，再拿不出别的。
困苦能磨练人的生存本领，这对本不事稼穑的建筑师，也拿起钉耙锄头自己种菜吃。他们在门前辟了地，大片种植西红柿。那是梁思成去成都时偶得的种子，他如获至宝带回来。西红柿很快挂了果，累累的，全家人高兴地拿它当水果又当蔬菜吃。当地人以前从没见过西红柿，都很好奇地来围观他们家的红果子。林徽因便送些西红柿给村民们尝，热心地教会村民们种植。村民们一下子喜欢上这位善良的女先生，常来帮衬他们，和他们结下深厚的友谊。梁思成还有一手自制“甘蔗酱”的本事，他把当地的土制红糖，蒸熟消毒了，当果酱抹在馒头上，戏称“甘蔗酱”，在两个孩子的欢呼雀跃中，有滋有味地吃下去，把贫穷吃出香甜来。
四川的低洼潮湿，对林徽因的病体是个极大挑战。加上家务劳累，生活维艰，营养根本得不到保证。偶有朋友从重庆或昆明带来一小罐奶粉，那是她最难得的高级营养品了。她的肺病又一度爆发，这次病魔来势汹汹，基本捣毁了她作为一个健康人的权利，她常常整宿整宿咳嗽。偏偏李庄地处偏僻，当地找不到一家医院一位正式医生，更谈上任何药品。村人们生病，都是用些土方法来治，治得好是运气好，治不好是命中注定，完全的听天由命。林徽因的病没得到及时治疗，为她的早逝，埋下了祸根。
她只能躺着，从春躺到冬，从冬又到春。家里那张唯一一张像样的“床”——帆布行军床，成了她最亲密的“战友”，它慈母一样的，接纳她破损的身体、灰暗的情绪和她的痛苦无奈。病魂萧索，朋友们又远在他方，弟弟林恒阵亡，诸多不幸，接踵而至。前程渺茫，山河破碎，她已被痛苦浸泡得近乎麻木，屋角再照不进一丝光亮。她只能眼睁睁看着流光，小兽似的，笃笃笃走进来，又笃笃笃走远。孤独是一把重锤，一下一下，敲击着她的神经和心。曾经那个穿着旗袍，在竹边或是梅边摇曳生姿的林徽因，已成了一个眼窝深陷，面色苍白，心如槁木的妇人。只不过短短几个月，她就失掉了一向焕发的美丽面容。
这期间，她偶有诗作，却少有欢欣的。她如鸟儿被折了翅，飞不起，只能跌进尘埃中，做一粒卑微的微小的尘。她在《一天》中，这么写道：今天十二个钟头，是我十二个客人，每一个来了，又走了，最后夕阳拖着影子也走了！
我没有时间盘问我自己胸怀，黄昏却蹑着脚，好奇的偷着进来！
我说：朋友，这次我可不对你诉说啊，每次说了，伤我一点骄傲。
黄昏黯然，无言的走开，孤单的，沉默的，我投入夜的怀抱！
她的骄傲就这样，如老家具上的红漆，一点一点剥落。
病到深深处，日子缓慢得像村口的一截矮墙，像竹篁围着的茅屋，像在坡上吃草的牛羊，像村中童子的歌声，永远的，以不变的姿势，安坐在时光里。曾经的波光涛影、珠圆玉润，已消融在一场又一场的风霜雪雨中，留给林徽因的，是一夕苍老，病魂常似秋千索。
幸好有书，这个体贴入微的伙伴，来打发那些漫长的生了锈的日子。在与床为伍的岁月中，林徽因的床头堆满了书，她贪婪地读着，她读屠格涅夫，读米开朗其罗，读莎士比亚，读《北京清代宫殿》和《宋代堤堰及墓室建筑》，还读《洪氏年谱》、萨缪尔·巴特勒的《品牌品牌品牌》。没人交流，她就捉住她的两个小儿，充当她的听众，她满怀激情地跟他们讲书中情节。若遇英文版的，孩子们没法子读，她就读一章，讲一章。她的朗诵是一流的，声情并茂，如歌如画。她也常常读古诗词给孩子们听，读得最多的是杜甫和陆游的，像“剑外忽传收蓟北”、“家祭毋忘告乃翁”、“可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等等，每每读到，她都极度悲愤、忧愁，让一双儿女深受感染。
阅读是一剂止痛药，让她暂忘了疼痛和悲苦，而建筑，则是她生命中唯一的光。数千公里的奔波逃难，数年的颠沛流离，他们的家私丢的丢了，典当的典当掉了，然战前他们调查的古建筑的原始资料——数千张的照片、实测草图、测量记录等等，一张也没有遗失。那是他们的命根子，一路之上，他们一直把这些资料抱在怀里。另一些无法携带的照相底版、珍贵文献，在离开北平前，她和思成几经权衡，最后存进了天津一家外国银行的地下保险库，以为那里是最安全的。1939年天津发大水，地下室被淹，他们存在那里的资料几乎全部被毁。两年后，这个不幸消息传到李庄，她和思成当即痛哭失声。
夫妇二人擦干泪水，决心从头再来，他们和营造学社几个同事一起，全面系统地总结整理他们战前的调查结果。梁思成请来当地木匠，做了几张简易的白木头绘画桌，他开始撰写《中国建筑史》。还是远在留美时，他和徽因就早有这个打算，要写出一部中国人自己的建筑史。同时，他们还决定用英文撰写并绘制一部《图像中国建筑史》，让西方人见识见识中国古老的建筑艺术和成就。
林徽因承担了全部书稿的校阅，并执笔撰写了书中的第七章，五代、宋、辽、金部分。这一章成了全书的主干，它包括五代汴梁之建设；北宋之宫殿苑囿寺观都市；辽之都市及宫殿；金之都市宫殿佛寺；南宋之临安；五代、宋、辽、金之实物；宋、辽、金建筑特征之分析。林徽因以翔实的资料，介绍了宋、辽、金时代，中国宫室建筑的特点和制式，以及宗教建筑艺术，中国塔的建筑风格，辽、金桥梁建设，乃至城市布局和民居考证。
四面通风的农舍里，菜油灯聚拢的光亮中，是两个学者忙碌的身影。他们时而低语讨论，时而各自伏案。他们用陈旧的打字机打出草图，打机字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响在午后的清风中，响在静夜的薄凉里，它敲疼了李庄的山，李庄的水，李庄的竹篁篱笆，李庄的矮墙茅屋。它成了李庄上空回荡着的绝唱。
病魔也被这两个不要命的人吓怕了。这个时候，梁思成的颈椎灰质化病已相当严重，常常折磨得他抬不起头来，他就在画板上放一个小花瓶撑住下巴，继续工作，绘制出大量英汉对照注释的精美插图。林徽因躺在病床上，只要稍稍好一点儿，她就再舍不得躺着，而是半坐起来，手不释卷，翻阅“二十四史”和各种资料典籍，为梁思成的书稿做种种补充、修改和润色。她通读汉史，对里面的帝王将相、皇后嫔妃如数家珍，汉代的政治经济、礼仪习俗、服饰宴乐与建筑壁画，她无一不涉及。她简直成了个汉史学家，为梁思成研究汉阙、岩墓提供了有力的帮助。
与他们的勤奋相比，条件却寒碜得连张像样的纸也找不到，他们只能在土纸上写字，一面写完了，另一面再节约着写，密密麻麻。痴情的文化人，像极啼血的杜鹃，为了信念，直到啼完生命中最后一滴。
他们的朋友费正清辗转来到李庄看望他们，那个乐呵呵的美国人，被眼前的景象惊得目瞪口呆：
……傍晚5时半便点起了蜡烛，或是类似植物油灯一类的灯具，这样，8点半就上床了。没有电话。仅有一架留声机和几张贝多芬、莫扎特的音乐唱片；有热水瓶而无咖啡；有许多件毛衣但多半不合身；有床单但缺少洗涤用的肥皂；有钢笔、铅笔但没有供书写的纸张；有报纸但都是过时的。你在这里生活，其日常生活就像在墙壁上挖一个洞，拿到什么用什么。别的一无所想，结果便是过着一种听凭造化的生活。我逗留了一个星期，其中不少时间是由于严寒而躺在床上。
在困苦中的两个主人公却浑然不觉，抑或是早已麻木。隔年，梁思成给费正清写信，描述他们当下的日子，竟是欢欢喜喜的：
在菜油灯下做着孩子的布鞋，购买和烹调便宜的粮食，我们过着我们父辈在他们十几岁时的生活但又做着现代的工作。有时候读着外国杂志看着现代化设施的彩色缤纷的广告真像面对奇迹一样……我的薪水只够我家吃的，但我们为能过这样的日子而很满意。我的迷人的病妻因为我们仍能不动摇地干我们的工作而感到高兴。
一声“我的迷人的病妻”，饱含他多少深情。因她生病，他学会了烹调、护理和注射。爱到深处，她不是住在他眼里，而是住在他心上，风声雨声，丝丝牵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