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冬天，我回来后不久就给那位朋友打电话。如果说我这两年在国外怀念过什么家乡的朋友的话，可能就只有他了。我在电话里建议马上去画室找他，他告诉我那间房已经没有了，被公家收回去了。后来，我们在一家餐馆里碰面，他出现时令我大吃一惊。他看起来至少老了五岁，甚至给人一种不怎么整洁的感觉。他以往那种笔挺、潇洒的姿势没有了，背似乎塌下去了一点，他的眼睛曾具有因对一切怀着热情而似乎逼视着观察对象、希望将它看透的炯炯神采，但现在，它松弛、黯淡了，常常看到别的地方去。他似乎没什么问题可问我，于是，我试图谈一些能引起他兴趣的东西，但他看起来并不感兴趣。我又问起他的家庭、作画的进展，他总是说“还是老样子”或者“就这么回事儿。”后来，他对我说他被人家“踩”了，说那个到省城参加作品展的名额本来是他的，但领导给了别人，他等了几年的机会就这么没有了。他又提到画室，说连这么一个破烂地方也被人家抢走了，分房子的希望更是泡沫也没有，他现在什么都没有……每当我试图说些安慰的话时，都被他淡漠地打断。他一直要啤酒，最后，他似乎高兴了一点儿，骂骂咧咧地谈起他的同事和领导，称那些人都是骗子，还讲了一些无聊的笑话。
结完账，我们坐着喝茶。我问：“她现在怎么样？”
“她是谁？”他抬起那双眼皮松垮的眼。
“画像的主人。”我笑着说。
“噢，你说她，哈哈，”他突然大笑起来，“我猜就是。你还挂念着她？她知道了今天晚上一定高兴得睡不着了。”
我尴尬地说：“不至于吧。你们还是那样……发展着？
“当然，老样子，谈不上什么发展，就那么回事儿。”他说，不笑了，脸上立刻现出熟醉者那种木然。
我们又说了些闲话，但再也没有提起她。
又过了几天，一些中学的同学邀我吃饭，我随口提到他。我注意到大家脸上都带着一种含糊、悻悻然的表情。后来，一位善于应酬的同学说：“不知道你和他还有联系，就没叫他。那就打电话叫他也来，大家也很久没有见过他了。”不知道为什么，尽管我并不想让他来，但仿佛是要和这些表情怪异的同学做对一样，我把他叫来了。我发现没有一个人和他相熟，也没有几个人和他说话，他闷声喝酒，很快又喝醉了。我把他送回家时，他妻子也在。她开了门，看见我扶着他，立即转身走开了。他家里的状况令人难过，一间比他的画室大不了多少的屋里，拥挤地放着床、书架、饭桌、旧箱子，唯一像样的家具是一张双人沙发，没有卫生间，没有分割开的卧室……一切显得陈旧、杂乱。他妻子是个很普通的妇人，从我们进门，到我把他安顿在沙发上，最后告辞离开，她都一直冷脸坐在饭桌旁的凳子上。
后来，我尽管常常想到约他出来谈谈，却考虑到自己已主动联系过他两次，还是决定等他的电话。一个多星期后的下午，他给我打电话，说要回请我，约我晚上去酒吧。
晚上，我如约到了他说的地方，发现那地方是个旧库房改造而成的舞厅，只有一扇小门，连窗户也没有。他等在门口，看上去已经喝了不少酒。我随他进去，看到昏暗中倒是人影攒动。尽管灯红酒绿，这里却令人感觉异常憋闷、昏沉。他对我神秘兮兮地笑着，带着我往吧台挤。然后，我看到她坐在那儿。她的头发比我第一次遇见她的时候长多了，从中间清晰地分至两边，滑过她的肩膀和胸部，直垂到腰间。她瘦了，脸型几乎变了，那头女巫式的过于笔直、漆黑的头发更衬托出她的瘦削、憔悴。我在她旁边坐下来，我们在吵吵嚷嚷的舞曲和说话声中寒暄了两句。大家都要了啤酒，朋友迅速喝干一瓶，就拉我去跳舞，我拒绝了。他搂着她和我的肩膀矫情地说：“那我去快乐了，这位女士就先交给你照顾了。”他这时已经半醉了，脸上带着糊糊涂涂、有些讥讽的笑意。他仍然塌着背、歪着肩膀，但显得很快活。我拉住他，想让他坐下来，但他笑着挣脱了我，跑到舞池里去。很快，他物色到一个单独扭动的女人，就凑到她跟前，两个人对扭起来。
开始，她还盯着他们看，他们移动位置，她的目光也随之移动。她脸上始终淡漠地笑着。后来，舞厅里换了更快节奏的音乐，慢扭的人们开始疯狂摇摆起来，舞池里昏暗的灯光也熄灭了，只有一道道惨白的光不时扫过那些陷于黑暗中的脸。
“他又快喝醉了。”她终于转过头对我说，“你没有来的时候，我们就喝了不少。”
“看得出来。”我说。
过一会儿，她把空啤酒瓶推到吧台服务生那边，又要了一瓶，对我说：“你还没有喝完吗？喝那么慢！快喝，喝完再来一瓶。”
她监督着我，一看我喝完，即刻把瓶子抢走，另要一瓶。
她看起来不像起初那么淡漠了，于是我问：“你还好吧？”
“还好。”她说。顿了一下，很镇定地说：“我离婚了。你已经知道了吧？”
“我不知道。”我说。
她也不觉得惊讶，继续说：“你上次走了不久我就离婚了，我决定了就去做。”说完，她豪迈地仰头抽了一大口啤酒。
“那你现在……自己住？”
“住我姐姐家，寄人篱下。”
“还在学校教音乐？”我问。
“嗯，还有一口饭吃。”她说完，笑了一下，又灌了一口酒。
我没说话。
“我离了，可他没有。”她又说，笑出了声。
我低着头，但感觉到她正看着我、等我的反应，我只好抬起头看着她，她那张脸仍笑着，在灯光里显得干燥而苍白。我说：“我没想到……”
“算了，”她摆摆手打断我，“不用同情我，我自己都不想它了。”然后她转过脸，继续喝她的酒。
过一会儿，朋友回来了，一气痛饮了半瓶啤酒，对我挤眼笑笑，说：“随便喝，不要替我省钱，这个我还请得起。”然后，他邀她跳舞，她不去，他自己就又去跳舞了。
她把她的酒喝完，又把他剩下的半瓶酒也喝了。然后，她软弱地往吧台上俯着身子，手里仍拿着那个空酒瓶。当她突然回头往舞池里看时，那个侧面显得冷硬、尖刻。她脸上已经没有过去那种神情了，那动人、微妙的柔美仿佛也从她身体和一举一动中消失了。
“我们去跳舞吧？你想不想跳舞？”她趴在吧台上歪着头问我。
“你去吧。我不会跳。”我说。
“胡说，谁都会跳，你不去我也不去啦。”她说，把头伏下去，漆黑的头发就把她的脑袋和肩膀整个覆盖住了。
我突然感到一阵厌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到这个乌烟瘴气的地方，呆坐在这里，面对一个蓬头乱发的女人。舞池里乱扭的男男女女，还有这些在吧台附近挤来挤去的人，他们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我为什么要和他们混在一起？这震耳欲聋、粗俗得可怕的舞曲，我为什么要忍受它？
这时，她猛然抬起头，又把她的空瓶子朝服务生推过去。
“不要再给她酒了，你没看见她喝多了吗？”我烦躁地对服务生大声说。
她似乎吓了一跳，睁大那双半醉的眼看了我一会儿，低下头，很久不说话，也不看我。我想我刚才的态度伤了她的自尊心，有点后悔，但也不知道怎么挽回。我朝舞池里搜寻着，希望看到我的朋友，招呼他过来，但每次我都眼睁睁地看着他的面孔一闪而过。
突然，她伸手紧抓住我的胳膊，神情严肃地说：“我想出去，快点，我难受。”我立刻拉着她往外挤，快到门口时，她松开我的手，自己跑出去。等我跟到外面，看见她正扶着街边一棵树呕吐。我急忙回去要了餐巾纸和水。我担心走过去会让她觉得难堪，就站在她身后不远的地方等着，直到她回过头找我。我们走到舞厅侧面的一小块空地上，她漱口，又用水把餐巾纸弄湿，反复地擦手和脸。在外头清冽寒冷的空气中，她熏醉的脸渐渐清醒了，水湿的皮肤苍白得有点发青，那双画过的眉显得更浓黑了。
“对不起，麻烦你了。”她看了我一眼，说。
“怎么会。你现在觉得舒服一点没有？”
“好多了。谢谢你。”
“那就好。”我说。
她仍然在擦她那双手，她似乎努力控制着，尽量平静、缓慢地做这个动作。但那双手突然抖起来，她勾着头，低声哭起来。
“别哭了，好了……”我说。
“我难受，心里很难受。”她说。
“我明白。再想想，总会有办法的。”我说。
但她立即反对，抽噎着说：“不会，不会，不会有办法。”
等她稍稍缓和一些，我又说：“他也很为难，他对我说过，主要是孩子……”
“我也有孩子，这他没有对你说过吗？”她抹抹泪，抬头看着我。
“没有。”我惭愧地说。
她凄然地笑了一下，说：“他很小，我现在一个星期只能见他一面，我不配当他妈妈。算了，算了，说什么都没有用，我现在都明白了，是我自己笨，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走到这一步的，我现在算什么？他的姘头？”
“你别这么说。”
“啊，那你让我怎么说？别人不是都这么说吗？”她看着我，又笑了一下。
她说：“还记得上次见面我对你说的那些话吗？你现在觉得可笑吧？笑话我吧，看不起我吧……”
“我不会看不起你，我敬佩你。”我说。
“谢谢你，谢谢你，如果你说的是真的……”
我打断她：“当然是真的，我没有必要骗你。”
“至少你还看得起我，哪怕就你一个人还看得起我。”她说着，抬起手捂住脸。
我毫无办法，觉得规劝、安慰都是多余的，只能站在她旁边。后来，她止住哭，轻声说：“你能帮我把衣服拿出来吗？我想回家。”
我回到舞厅里，没有找到他，只好结了账，托服务生转告他我们先走了。坐在出租车里，她又恢复了那种淡漠的表情，一直朝车窗外看着，这表情就像一扇紧紧关闭的门，把我们隔开了。一路上，谁也没有说一句话。下了车，往她姐姐家住的那栋楼走，她说：“我其实不想回来。但也没有其他地方去。”我迟疑了一下，问：“你还想去别的地方坐坐吗？”她说：“我不是这个意思。”这时我们已经走到楼下，她站住了。我明白她的意思，说：“那我就把你送到这儿了，你上去吧。”她说：“好的。”她往昏暗的楼洞走去，突然又回过头问：“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我说：“一两年吧。”她抬手压住被风掀起的头发，对我笑了笑，那张消瘦的脸蓦然间变得鲜明，蒙上一层忧伤的纯真。“希望你早点回来。”她像上次相遇的时候一样说。
我刚跨过马路，走到街对面，就看见朋友从一家小店里跑出来，看来他一直等在那儿。
他和我一起走着，笑嘻嘻地说：“她喝多了吧？闹情绪了没有？这种事儿还得麻烦你。不过，我也没法送她，被她姐姐姐夫看见不好。”
我说：“她急着回来，我当时找不到你。”
他问：“你把她送上去了？”
“没有，我把她送到楼下，不过我听着她上去，进了门。”
“幸亏你没上楼，任何男人上去都会受到详细盘问。”他说，又叹口气，“女人就是麻烦，还是你这生活好，单身汉，自由自在。谈什么恋爱，浪费时间。你才是看透了。”
我冷笑了一声说：“你不招惹她就没有麻烦。”
过一会儿，他又问：“对了，你干吗把账结了？”
我说：“这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儿。”
“说好了我请。”他说。
“谁请都一样。”
“不一样。”他似乎生气了。
我没理睬他。
这时，我们走到旧影院那儿，路灯的光照在这个废弃的灰色建筑上，在墙上、柱子上形成一扇扇光带和暗影。我们几乎同时注视着这悄然移动的、柔和而晦暗的波纹，注意到它就像一幅画，而我们的侧影也错落、重叠地印在其中。我们走得近了一些，他突然笑起来，用肩膀顶了我一下，我也笑起来。有一瞬间，我们仿佛又回到上次相遇的时候，一些相通的、细微却美好的感觉又在我们心里苏醒过来，仿佛我们还是那两个对很多事物怀着不可理解的热情、对另一些事物怀着不能容忍的厌恶的青年，仿佛我们还可以在冰冷的屋子里一边冻得发抖一边热切地谈论爱好与幻想，对世俗抱着高贵的满不在乎，珍视着自己可怜的孤独……可这神秘的交流、这快乐的时刻稍纵即逝。我们很快又走进飘着灰尘的灯光里去了，我身边这位朋友又是一个懦弱、虚浮的人，一个面容呆滞的醉汉。小城冬日的邋遢、沉闷、阴暗，那些活动着却了无生机的人，一种没有希望、仿佛永不会前进的生活……这一切就像浓雾笼罩住人的心，让它感觉不到任何鲜活、光亮和洁净。
走到交通灯口那儿，我们立即分手了。我要继续向南走，而他要向西转。临走时，他说：“改天我请你吃饭。”我说：“再联系吧。”但几天后，我就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