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车终于进站，我站在出站口等我的朋友。出站的人几乎和进站的人一样多，我挤在一堆人中间，猜测他们变成什么样子，是不是也像那些出行的人一样带着大包小包。让我惊奇的是我先看到的不是我的朋友，而是刚才看到的那一对年轻人，他们拥簇着一个满头银发，穿着灰色风衣的老人走出来，老人也是穿着一双牛皮靴子，三人打了一辆出租车眨眼间不见了，我忽然觉得他们来到这个封闭的县城，一定是冲着雁门关来的。
出站口几乎没有人了，我的几个朋友还没有出来。我凑到铁栅栏口上朝里望，看到两个人一晃一晃走过来，他们没有带行李，几年没见，老程头发白了许多，酒糟鼻子更红了，反穿着一件T恤，像个装卸工人。阿金还是野战兵打扮，扎着一块阿拉伯头巾，但身体像一块发酵了的面团。他们显然在车上喝了酒，咬着舌头说话，影子乱舞。看见他们，以往的一些难忘日子浮现出来。我用力挥手，眼睛有些潮湿。阿金加快脚步，吹了声口哨。老程还是一步三晃，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着急的样子。
我们在一起抱了抱，互相拍了拍肩膀，感觉似乎都有些老了。
走，回家去。
车站里面只停着最后一辆出租车了，司机看见我们，把车开过来。
正要上车的时候，阿金把住车门，问，多少钱？
一人五元。
我们这是打出租啊，有表吗？
司机说，不打表，一人五元。
阿金说，你这不是出租车吗？
我说，这儿都是这样。
老程说，操，这么贵，比从北京到这儿都贵。绿皮火车从北京到这这儿才一人二十四元。
司机脸上露出不耐烦的神色，你们到底坐不坐？
坐。
我招呼大家上车。
我偏不坐，他这不是明摆着坑人吗？我们还是第一次来这儿，溜达着回去看看风景民俗也不错。你们说呢？阿金看老程和我。
老程点头。
我忙说，咱们先坐上回家吧。吃了饭再出来看。
但他们两个人说什么也不坐。
司机沉着脸，把车发动着，低声说了句，装逼！
我有些脸红。阿金说，你说什么，丫再说一句，老子抽你。
司机不再吭声，一踩油门跑了。
我有些尴尬，说，这儿的出租车司机都是这样，想在车站上拉客得早早过来排队，有的提前一小时就来了，从来不打表。
老程说，他们是他们的规矩，咱们是咱们的原则，咱们不是想改变世界吗？
我想起几年前，我们一大帮人从全国各地赶到河北丰宁满族自治区，参加中国青年志愿者活动，义务植树，保护北京和天津的母亲河潮白河，大家都充满理想，想保护生态，改变世界。几年时间，不知道是我变了，还是这么点小事情本来就不值得较劲。
沿着车站那条路两边的房子颓废不堪，有的已经屋基歪斜，房梁倾塌，稍微周正一些的还能看到橱窗玻璃上画着大盘的鱼，上面写着鸡、鸭、鱼、肉，还有一间门楣上写着为人民服务，画着红色的五角星。可以看见当年的红火。现在蒿草围住了它们，每一个都黑乎乎的，布满蛛网。
这儿应该是繁华地带，怎么这么萧条啊？阿金问。
我说不上原因，只是觉得这个车站离县城远，没有人专门来这儿，每天就那么三四趟火车，旅客下了车就都走了，也不消费。
老程盯着橱窗玻璃上的字说，他们没有摸透市场，现在是鸡鸭鱼肉赶下桌，乌龟王八端上来，而且这儿肯定没有小姐。说完他就问我，杨，这儿有小姐吗？
我正在琢磨他那两句话，想今天的饭菜是不是准备的有些简单了？没想到他猛然问我。于是反问，哪儿？马上反应过来他指的就是车站，说，没有吧，这么黑乎乎的地方，狐狸精也不住。
我问老程，你怎么反穿衣服？
老程说，这是一家书画工作室发的宣传T恤，不穿白不穿，可是我又不想替他们做广告。
从车站走出来，到了108国道，阿金说，咱们在这儿打车，我不信这儿打不到车。
话刚说完，一辆出租车过来。阿金招手。车停下。打表。去……阿金扭头看我。
西大街城墙那儿。
上了车，我给他们介绍县城的历史，还没有说完，车已经到西大街城墙了。表上的计价是七元。我忙掏钱。阿金拿出十元钱给了司机，说，师傅不用找零了。司机连声说谢谢。
下了车，他们看见巍峨的城墙和泛白的城砖，高兴地欢呼起来。
两人跑到城门洞下，抚摸着阴凉的城砖，问，你家就住在这儿。
我点了点头。
真好啊！
咱们吃饭就到这上面来。
好！电视剧《杨家将》就来这儿拍过外景。我补充了一句。
阿金问，哪儿有宾馆？我们先登记一下。
我说，不用了，就住我家吧，大家几年没见，好好聊聊。
方便吗？
给你家添麻烦了。
方便方便，不添什么麻烦。
进了家，妻子正在逗女儿玩。看见客人回来，赶忙站起来，脸上堆出敦厚的笑容。妻子就是这样的人，见了谁都不爱说话。
接下来，妻子和我开始做饭，他们呆在客厅里边逗女儿，边看电视。
中午我们喝的是本地酒三关宴，这种纯粮酿造的酒因为酒厂经营不善，多年前就不生产了，我平时不喝酒，家里存下的两瓶一直放到现在，简直成陈酿了。
一喝开酒大家就回忆起多年前的那次活动来，大家都非常自豪，全国来了19个省的人，总共才39个，那么多媒体来采访，记者比志愿者人数都多。
我们数着哪些媒体采访过自己，酒下的很快。
老程说，当年负责这个活动的人现在已经担任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了，经常在电视上看到他。
说起那个领导，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当年激昂慷慨，意气奋发，在我笔记本上签过名并且留下联系方式，告诉我什么时候都可以去找他。我让他俩先喝，找那个笔记本让他们看。可是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让妻子帮着找，妻子正忙着炒菜，说她也不知道本子放在哪里。
阿金说，我还又去过丰宁，咱们当年在河滩植下的那些树都在一场大洪水中被冲没了。
我们觉得不可能，又觉得没有什么不可能。想起那年那个灼热的夏天，大家在丰宁高原上植树，每个人都晒得像非洲人，皮脱了一层又一层。我们细数当年参加活动的那39个人，可是除了自己帐篷的几个，那位国家体委退休的女伞兵，号称自己31公岁的大姐，植树时鞋破了一只赤脚继续干活；还有辽宁丹东侨务办的于丽娜，自己参加完第一期活动，又把自己的儿子叫来参加第二期外，竟再想不起几个人。还有郑洁！阿金说。我拿出装在相框里的相片，我们一个一个辨认当年的队友，可是有好多都叫不来名字了，我们不相信自己的记忆力这么差，但是记忆就是这么残酷。
两瓶酒喝完的时候，没有尽兴。老程和阿金嚷着还要喝，我让妻子出去买一箱啤酒。
那天，我们想来想去，就是想不全39个人的名字。最后大家都喝多了，醒来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
妻子熬好稀饭，煮了点面条，大家都没有多少食欲，吃了些便要睡觉。妻子拿出我们结婚时备下的一次也没有用过的崭新被褥。我带些抱歉地对他们说，你们只能睡一张床了。阿金和老程都说没有关系。阿金说，我们单位出去旅游经常一个屋子里住好多人。我又想起那次活动结束时，我们去坝上草原，晚上举行完篝火晚会后，大家住在农家旅店，一条大炕上男男女女睡了好多人，我都记不起两边挨着谁睡了，那天也喝多了。
进了我们那间屋子，我的头有些痛，胃里也难受。妻子给我倒了一大杯浓糖水，问我为什么不少喝点？女儿很快睡着了。隔壁两人打起了鼾声。我说，咱们也睡吧。妻子也许累了，很快打起呼噜。我轻轻推她一把，她翻个身。望着她呼吸时微微张开的嘴，我想她嫁给我好几年了，没少吃苦，可是真的哪儿都没有去过，这次一定带她上一次雁门关。我盘算着他们走的前一天，租一辆车一起上次雁门关，他们两个连上我和妻子正好能坐下。想好这些以后，我却怎样也睡不着，我认真想和我们一起参加活动的那些人，可是好多好多确实怎样也想不起来。但是那次活动的许多场景却电影一样一一清晰浮现出来。我们举着中国青年志愿者绿色行动营的旗帜来到河滩，河滩远处一座金碧辉煌的喇嘛庙上帝的眸子一样凝视着我们。我们在布满沙砾的河滩拼命挖坑，高原的阳光刺刀一样穿透衣衫，汗如雨下，三五天功夫，大家的脸像年代久远的壁画，斑斑驳驳地起皮。植树地方不远处有一条清亮的河，休息时候去小河边洗脸喝水，或卷起裤腿下到河里戏耍。小河下游有一条晃晃悠悠的木板悬桥，我们在上面晃啊晃啊。可是就是这条温柔的小河，发大水冲了我们半个月植的树，不知道那座喇嘛庙冲了没有？我忽然有种冲动，想去丰宁再看看，看看我们当年植树的那个河滩，记得那时还立了一个碑。树冲没了，那个石碑孤零零在河滩吗？
下雨了，帐篷漏水，一个人喊起来，大家都喊起来。高原的天气变化真大，白天还晴空万里，晚上就下起雨来。我们赶紧重支帐篷，用盆子接水。这儿的面不知道是不发酵，还是发酵不了。炊事班做的馒头一个个又小又酸，硬的像铁蛋，我一口气能吃六七个。忽然身子湿了，以为又下雨，摸摸，是女儿尿床了。马上回到现实中，想一定要带妻子上雁门关一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