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底，父亲从医院回家，因为是肝癌晚期，既做不了手术，也已经无药可治，回家的意思基本就是等死。
每天，看父亲吃饭，是一件很煎熬的事情。比如说，他想吃面条，我妈做了一碗可口的面给他，他吃两口就放下了，仿佛吃药一样难以下咽。他瘦了几十斤，下地走路都有些打晃，所以，他很少下地，经常歪靠在床上沉默。
我那时23岁，刚刚大学毕业，工作才几个月，在一所中学教初中语文。我知道已经无法挽留他了，眼看着他的生命像沙漏里最后的沙子一样快速流失，我能拥有的只有记忆了。所以我经常引他说些过去的事情，那是我以前漫不经心听过的故事，此时都想牢牢地记住。
“爸，你和我妈是怎么认识的呀？”我想让他说说话，分散一下他的注意力，病痛就可以暂时被忘记。他两眼亮晶晶的，兴致勃勃地回忆起往事，我妈在一旁则以她的角度进行补充。
这个故事在今天看来都不可思议，而在20世纪60年代却极为普通。
厂长找到刚刚复员来到北京的我那年轻英俊的父亲，表面上作为领导，他要关心一下下属，实际上，他想把自己妻子的漂亮侄女介绍给他。厂长问小伙子要找什么样的姑娘。小伙子说，要符合这三条：一是有文化，识字；二是党员；三是有北京户口。恰巧厂长的侄女都符合，俩人就见面了。
见面那天，姑娘的奶奶——姑娘1岁没了妈，是奶奶把她一手拉扯大的——特地从天津农村来到北京，相看这个小伙子。奶奶70多岁，认人很准，说这小伙子挺好的，人也老实，就是看着很瘦，身体不大好的样子。奶奶认为，婚事可以定下来。于是，见了第一面之后，两个年轻人一起照了张合影。这张照片，我家现在还有，从照片上看，可能是因为还很陌生，俩人都不够放松，尤其是我妈，没有什么笑容。那时她刚把长辫子铰了，底边的头发都往上翘着。
我妈的奶奶没有看错，这的确是一桩美满婚姻。俩人的性格极其互补，我爸细腻多情，我妈粗犷坚强，俩人却总有说不完的话。他们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一个家从无到有，养育了一双儿女。我妈的奶奶没有说错的另一点是，我爸身体的确一直不好，七十年代差点因为胃溃疡死掉，八九十年代，由肝硬化而发展到肝癌，确诊四个月就去世了。
父亲去世后，我妈继续坚强达观地生活着。她总是记住每个烧纸的日子，祭日和盂兰节，她都会提前买好一打纸，铰好了，趁夜晚在路边烧掉。清明节则要亲自去深山上坟，十几年来，从未中断。活着，好好地相爱；死去，从不忘怀。这就是他们的婚姻，他们的爱情。
我一直很欣赏他们的婚姻，也得益于在这样愉快的家庭中成长，觉得正常的婚姻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但仿佛婚姻靠的是好运气一般，我家的好运在父母这代就终结了。我哥比我大七岁，很老实的一个内秀男孩，没有过什么恋爱经历，就在二十五岁时和第一个相亲对象欢欢喜喜地结婚了。结果这个家从此被搅得不得安宁。后来，我三十岁时被蛮横的嫂子赶出家门，至今都没有回去过那个曾经属于父母的温暖家庭。也许，这就叫鹊巢鸠占吧。
至于我，更是连一点父母的喜气都没有沾到。经常遇到的境况都是我爱的人不爱我，爱我的人我不爱。兜兜转转，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以致最终成为“剩女”。其实在九十年代末，还没有“剩女”之说，“老姑娘”是传统的叫法，这比“剩女”听起来似乎更残忍。
我很早就知道“老姑娘”有多麻烦。我妈是个气焊工人，她四十多岁的时候，我正上小学。那时，经常有个三十八岁的老姑娘同事到我家来坐坐，大概我妈正给她介绍对象。那老姑娘个子不高，瘦瘦的，两根细细的长辫子对折扎起来。老姑娘走后，我妈经常对我爸抱怨说：“小李的事没法管，她经常挑的不是地方，什么介绍人说的这句话不对了、那句话又怎么着了——你管介绍人干吗，得看对方啊！”我那时人小，听了只觉得好笑。后来自己长大了，有了相似的经历，才明白相亲是件多么耗人的事，老姑娘的心理又是多么敏感。我妈是个粗人，她直到现在也不会明白这些的。
事情往往如此，你天天关注，就没变化，你要是有一段不问了，事儿就有变化了。后来，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听我妈说，小李终于结婚了，嫁了个军人，再后来又有了儿子。当她领着儿子出去玩的时候，就有人问：“这是你孙子呀？”我妈把这当做笑话给我们讲。可是今天看，小李无疑是第一代剩女咸鱼翻身的动人案例。
七十年代出生的女孩，当剩女的不算太多，可是已经有了零星被剩的了。当我二十八九岁还没有嫁出去的时候，数一数，认识的人里类似情况的已有三四个了。高飞雁是我的中学同学，就是其中之一。当她跟我聊起她的失败情史的时候，不由得感叹：“其实包办婚姻也挺好的，起码不用这样费心寻找了。”任何事情都是有利有弊，挣脱了包办婚姻的不幸，几十年后的人，又陷入了自由恋爱带来的困惑中。找不到意中人而羡慕包办婚姻，算是物极必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