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定结局的开始】
崇德八年八月二十六日（1643年10月8日），天未亮，黄浦江通往东海的入海口处，一个渔家孩子背着竹篓，穿过一片芦苇坡，去茅草丛生的滩涂上挖牡蛎。显然，这个孩子不会预知到两百年后，他脚下这片海滩将成为一座繁华的城市，城市的名字叫——上海。
00他也不知道，就在他挖牡蛎的时候，远在千里之外的北方盛京（今沈阳）皇城内，一个和他年龄相仿的、只有五岁半的孩子被拥立为嗣皇帝。半个多月前，他的父亲皇太极突然猝死，由此清王朝出现了第一位娃娃皇帝。这位小娃娃就是爱新觉罗·福临，第二年于大政殿举行即位大典，改元顺治。
1644年，中国出现了三个皇帝，除了还是“部落首领”的爱新觉罗氏以及秉承家业的明朝崇祯皇帝之外，另外一个加入“皇榜”成员的是个农民，他叫李自成。他们三个人在当时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形成了三支政治力量：没落的明、关外虎视中原的清和号令农民“造反”的大顺。
从朱元璋开始，明朝历代皇帝都有滥杀功臣、多疑吝啬的坏毛病，崇祯的这个家族之症已经让整个王朝病入膏肓。抗击清兵时，如果一个城市沦陷，就把失城的将领杀掉；一个地方沦陷，就把丢地的官员杀掉。就连战功赫赫的袁崇焕、孙传庭这样的大帅也是说杀就杀，而且抄灭全家。皇帝如此苛求擅杀，怎能不让与清兵殊死搏斗的官兵们心寒呢？吴三桂、洪承畴、耿精忠、尚可喜等，都是能征善战的将领，前车之鉴让他们有了事后做“汉奸”的充分理由。
1644年3月18日，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乘着晦暗天色，开始攻入北京城。19日破晓，紫禁城内的太监们在听到攻城炮声后早已作鸟兽散了，满朝文武无一人来护主。亲眼看着几个老婆或跳井或上吊自杀后，绝望的崇祯皇帝踉踉跄跄地爬上了紫禁城后门的煤山。此时天色大亮，京城已完全陷落了。在山顶的寿皇亭，他放眼一看，只见京城内外火光冲天，四周喊杀声阵阵传来，炮声隆隆作响。见此，崇祯不禁仰天长叹，泪如雨下，想不到当年祖宗出于象征江山永固而堆筑的万寿山，今成自己的葬身之地。随后，崇祯在半山腰找了一棵歪脖子槐树，解下衣带上吊了。
据说，崇祯皇帝的死状非常狼狈，身上只穿着白色内衣，披散着头发，右脚穿着一只红鞋，左脚光着。他用34岁的年龄给277年的大明王朝画上了一个黑色句号。临死，可怜的崇祯还哀叹：“朕非亡国之君，臣乃亡国之臣。”皇帝殉国，何等悲烈!
崇祯死了，李自成的屁股也没能捂热紫禁城的龙椅，“一怒为红颜”的吴山桂打开山海关迎清兵入关。清军打出替汉族地主“报君父之仇”的旗号，灭了李自成的大顺而一统中原。应该说，明朝的统治是李自成推翻的，但顺治却拣了个天大的漏，成了清朝第一位入关的皇帝。
清军入关被很多海外学者认为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农民们用菜刀、锄头革了一个旧王朝的命，而满族的铁骑又踏下了一个新王朝。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朝换旧朝。尽管农民起义波及黄河南北，满汉战争伤亡千百万人，但中国还是封建社会，同两千多年前的秦王朝别无二致。
第一章：城市的源起与中国的农民革命、清兵入关大致相同的时间，欧洲的英国也发生了一场“革命”。从1640年英国国王查理一世召开新议会事件开始，被称为“世界近代史开端”的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了。1649年1月30日，在英国王宫前的广场上，查理一世的头颅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斧头砍落。英国资产阶级的胜利，是一个历史的新纪元。这场革命，为欧洲和世界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敲响了丧钟，随之一种迥别于封建社会制度的新政治制度在欧洲宣告诞生。
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东西方两场革命，同样是两个以悲剧结局的皇帝，但两个国家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发展之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为工业革命提供了新的政治大厦，在此后的三百多年里释放出了巨大的能量，它波及世界，震撼全球。工业革命产生的坚船利炮让英国在大洋大海中横冲直撞，成为18世纪世界最强大的殖民国家，号称“日不落帝国”。我们不难设想，在皇宫广场上处死查理一世时民众的欢呼声，不就是两百年后西方叩击中国国门的隆隆炮声吗？
“暴力革命”总是需要代价的，在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革命中，贵族与平民都把守了一个传统底线，即尊重和维护私有财产。于是，“暴力革命”变成了一场没有流血和牺牲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使得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完全在英国确立下来。一百多年后，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翻版在法国上演。令人叹息的是，中国从来没有在法理或者制度上确立财产不容侵犯，在强势而毫无契约观念的政府面前，皇帝要抄你家，甚至要你死，大家都还要“谢主隆恩”。
资产阶级革命改变了英国也改变了世界，但中国还在旧有的轨道上运行，尽管庄家换了，却还是原来那副牌局。东面是大海、北面是冻土区、西面是高原、南面是岛屿，中国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孤岛”，在持续千年的时间内，这个“孤岛”内部一直发生着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的商品交换，发达的市场、繁荣的商贸、成熟的农业……以至于被认为“14世纪时，离工业化只有一根头发丝的距离”。然而，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专制制度，让这个微小的距离直至鸦片战争爆发时的19世纪，在这长达五百年的时间都没能跨过去。
今天的故事重复着昨天的历史，改朝换代的船票没有搭上驶向蔚蓝色大海的资本主义客船。从此至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末代皇帝溥仪退位，爱新觉罗氏统治了华夏整整268年。以入关的数十万人马领导上亿人口的帝国，这个看上去很像“小概率事件”的事实，让满人部族政权时刻保持着防止被颠覆的警觉。
1653年，已经坐稳紫禁城龙椅的顺治接到一份来自广州的“内参”报告，称一艘荷兰国的海船停靠在虎门港，提出要上岸通商贸易。顺治从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口中得知，荷兰是一个新崛起的西方强国，1624年击败西班牙独占了台湾岛。群臣对是否与荷兰做生意，分歧很大。于是，荷兰人对清朝官员大肆行贿，同时游说被顺治尊称为“玛法”（满语中“爷爷”之意）的汤若望，希望他能在皇帝面前多说好话。
后世，有人找到了一份当时参与此事的荷兰人信函，上面记录：“政府官员对我们的礼品出奇地满意，并同意向我们提供各种便利。”信中记载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汤若望见到我们把大量的礼物，特别是武器、毛毯、红珊瑚、镜子等众多奇珍异品一件件摆出来的时候，他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1653年，顺治接见了荷兰使团，特许荷兰国每八年到中国“朝贡”一次，每次来的人不超过100人，并只允许20个人能到京城。
对于一个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他们对海外贸易是不怎么感兴趣的，在征服汉族后就视自己为天朝，不承认平等“贸易”，视他国为藩属，连“朝贡”也只能八年一次。尤其是1661年郑成功集团收复了台湾岛，为了切断沿海百姓与郑成功集团的联系，以“骑射”得天下而水军薄弱的清王朝只能下令海禁，规定“片板不许下水，粒货不许越疆”，甚至将沿海居民内迁30里，使靠近台湾岛的沿海边界变成无人区。
清朝的海禁政策执行了二十多年，直到顺治的儿子康熙平定“三藩”、统一台湾之后，海商贸易才逐渐宽松。1685年，强势、开明的康熙皇帝正式宣布开海贸易，设立粤、闽、浙、江四大海关。海关制度的建立，是中国自唐代开辟“丝绸之路”，创设“朝贡贸易”的市舶制度以来，政府首次将对外贸易的管理与经营活动分开的新贸易模式，伴随催生的是一个迥异以往的、从事洋货生意的商人阶层。
设立海关后，外商被允许在四大海关自建商馆内，自主买卖。荷兰、美国、丹麦、英国、瑞典等国先后在广州珠江边自建商馆，每个商馆占地21英亩，年租金为600两白银。这批在中国土地上最早的西洋建筑群，与中国人的房屋相映，犹如一道突兀而怪异的风景。清政府对这些外商的行动进行了严格管制，颁布了许多限制法令，例如外商未经批准不能进广州城、禁止外商雇用中国人做仆奴、禁止外商向中国商人放贷资金，甚至有禁止外商在广州过冬、外商不得乘轿子等奇怪规定。外商到中国几乎是被“圈养”起来了。
中国商人同样需要获得政府发放的牌照，方能与外商交易。第一批被特许从事洋货贸易的商行共有13家，他们是政府与外商之间联系的唯一中间人。一项广受外商诟病的规定是：洋人有事要申诉，自己不能直接向广州当局上告，必须通过行商向政府呈文。这显然是极不利于维护外商利益的。为了控制价格，广州的商人还成立公行，缔结同盟，分享利益，一致对外。这个组织显然是受到官方支持的，这种“对外统一行动、对内垄断利益”的商业特色极像扬州“盐商”的做法，“十三行”商人因此渐成一个组织严密的垄断型商帮，与两淮盐商、晋陕商人一起，被后人称为清代中国的三大商人集团。
广州“十三行”牌坊明清时代崛起的粤商，与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转型相始终，承前启后，脉络至今不绝。而广州十三行行商则是清代中前期兴起的粤商中独树一帜的劲旅，当时的英国人称他们是“国王的商人”。明末清初“岭南三大家”之一的屈大均在《广州竹枝词》中描写道：“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这反映了当时十三行地区洋船云集，外贸繁盛的情况。
1689年，一艘悬挂着英国国旗的商船驶进广州港，与粤海关监督达成协议后，获得登岸贸易的许可。这艘商船并没有独特之处，但它的到来却是个历史性事件，原因在于它属于大名鼎鼎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世界企业史上，英国东印度公司是最早的股份制有限公司之一，它在英国殖民地印度的贸易垄断特权是经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特许的，是英国政府和商业利益集团的“全权代表”，最鼎盛之时，英国东印度公司控制着全球40%的贸易。
初进中国市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买卖清淡，船舱里装满了毛纺织品，这在天气炎热的广州并不受欢迎。由于毛纺织品的滞销、茶叶瓷器的刚性需求以及清政府的强硬，造成英国东印度公司在相当长时间里处于贸易逆差的被动局面。除了官定税额以外，英国人还遭到中国官员大量勒索，这在中国当然是司空见惯了，但这方面，英国人似乎不怎么习惯享受这种“国民待遇”。于是，他们试图将贸易转往厦门、宁波等其他港口，但发现那里的“刮地皮”勒索更厉害，只好又回到广州。
为了打开市场，英国东印度公司一直试图解决两个困扰外商的难题：一是扩大对华贸易的市场港口；二是找到更能赚钱的对华商品。1715年，东印度公司在广州城外设立了固定的商馆。在随后的近两百年间，这家“国有参股”的巨型公司，主导了西方世界的对华贸易，并直接打破了东西方的贸易均衡，它是鸦片贸易的始作俑者，对中国和亚洲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转眼时间到了1736年，清朝皇帝的龙袍披到了25岁的乾隆身上，经过他爷爷康熙和爸爸雍正的呕心经营，年轻的乾隆拥有了一份殷实的家底。中国似乎有一个兴旺惯例，只要社会有七十年以上的平稳期，经济必会重获繁荣，因此清朝也迎来了“康乾盛世”的社会繁荣期。
1743年，又一个英国“游客”从海上“漂”来。“百夫长”号船长乔治·安森带着他疲惫不堪的船员驶入虎门港，这是史上第一艘英国籍战舰进入中国水域。他们已经几个星期没有看见陆地了，船上的给养几乎消耗殆尽，更为严峻的是，三分之二的船员因患败血症相继死亡，如果不立即上岸补充淡水和食物，他们只有死路一条。
乔治·安森向广州地方官员提出的申请遭到了拒绝。于是，海盗出身的乔治·安森推出震天响的火炮，威胁要击毁驻扎在港内的中国船只，这种虚张声势的恐吓竟然奏效了。百年后的1838年，约翰·巴罗在其撰写的《安森传记》中写道：“由于英国战船的新奇，由于其船长的坚定，由于明智地展示了自己的力量，偶然夹杂着一些可能更有必要使用的威胁，此外还由于早就洞察了这个民族的真正特性，安森成功了。”
在炮口下，广州的官员屈服了。他们并不知道，这种屈从或许暂时拯救了这座城市，却玷污了中国人的声誉，使得中国陷入了一种易被威吓的胆小印象，最终大清王朝高高在上的地位，在欧洲人心目中丧失殆尽。
乔治·安森被允许登岸，他将海上劫得的财宝卖掉，获得了40万英镑。他用这些钱采购了大量中国货物，据说装满了32辆马车之多。1744年6月15日，凯旋回到英国的乔治·安森，将战利品放到伦敦的大街展示，他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被英国皇室封为爵士，并出任海军大臣，成为英国近代海军改革者。
长时期“不许舢板下海”的国策，几乎让中国人丧失了挑战海洋的能力和勇气。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远在中国北方的俄国，比康熙小12岁的年轻沙皇彼得一世，力排众议将首都从莫斯科迁到波罗的海边的一块沼泽地上。日后证明这是一个伟大的决定，这座被命名为圣彼得堡的新城市，让俄国由一个内陆国家变成了面向大海的新帝国，而彼得也以“大帝”名垂历史。
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9月，中俄在尼布楚举行边界谈判，尽管当时清朝占理占势，却“战略性”地放弃了对西伯利亚的控制权，双方签订《尼布楚议界条约》，这是清政府和西方国家签订的近代的第一个“平等条约”。为表示庆贺，双方还互赠礼品，举行了盛大的宴会。清朝的这次露怯，对后世的影响深远，并且结局相近的故事被一再重演，这是最让后人倍感沮丧的地方。
从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再到英国人、俄国人，他们对华的姿态和贸易情况，竟成为了西方列国验证实力的晴雨表。在许多困难之下，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仍然在不断发展。这其中的原因是，虽然它向中国贩卖毛纺织品一直亏本，但在茶叶贸易上赚到了不少钱，它每年进口茶叶的利润近50%，在抵消了毛纺织品亏损之后还有26%以上的盈余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