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事馆的开场戏】
1817年，不受嘉庆皇帝待见的阿美士德乘船回国。出使大清失败，作为英国访华使团团长，窝了一肚子火气的阿美士德准备向议会和英王上书，用武力敲开中国对外通商的大门。在回国途中的大西洋，阿美士德路过一个叫做圣赫勒拿的小岛，这个岛归英国东印度公司所有。当时的小岛上，囚禁着曾不可一世的法国皇帝拿破仑。1815年，拿破仑在滑铁卢被英国的威灵顿公爵打败，从此再也没有翻身。
虽然“雄狮”已经被关进笼子，但这并不妨碍阿美士德对这个曾在整个欧洲所向披靡的英雄的敬意和好奇。他很想见见并聆听这位传奇人物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巧合的是，拿破仑竟然在小岛上看了马嘎尔尼使华记录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他们两人的见面因此留下了一段有趣的对话。
在岛上，阿美士德发现拿破仑竟然可以跑马12英里，而没有狱警监督时，他不由得感叹：“如果广州的英国商人能享受同样的自由，他们就会把旅居地视为天堂!我们也就毫无必要派使团费力去争取这些条件了。”在阿美士德看来，他们在中国所受的委屈比拿破仑这个囚徒还要严重。
对于阿美士德使团的中国经历以及对用战争敲开中国大门的观点，拿破仑评论说：“要同这个幅员广大、物产丰富的帝国作战是世上最大的蠢事。”他对英国的做法充满了蔑视，“开始你们可能会成功，你们会夺取他们的船只，破坏他们的军事和商业设施，但你们也会让他们明白他们自己的力量……”
阿美士德反驳说：“中国在表面强大的背后是泥足巨人，很软弱。”拿破仑随之说了一句令中国人至今无比亢奋的话：“当狮子睡着了连苍蝇都敢落到它的脸上嗡叫，中国就是东方沉睡的雄狮，它一旦醒来时世界会为之震动。”中国，一只睡着的狮子。出自拿破仑之口的这句话产生了极强的轰动效应，传遍了欧洲，传遍了世界。
0可惜大清朝辜负了拿破仑的预言，把自己围在紫禁城里昏睡不醒，连眼皮都懒得抬。清朝已不是睡狮而是躺在榻上的病入膏肓的病狮。以至于，鸦片战争政策的制定者、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说出“对付中国唯一的办法，就是先揍他一顿，然后再作解释”这样今天听来依然那般刺耳的话。帕麦斯顿这么说也这么做了，只是在每次狠揍一顿后都没给出什么解释，在他看来或许拳头就是最好的解释。
第二章：西风东渐；洋人的改造；基督的圣徒鸦片战争后，处处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反思为什么被洋夷打了耳光，得出战败的原因是中西器物层次上差距，于是兴起洋务运动，却依然未脱天朝上国思维定式，顽固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同期，日本明治天皇维新改革，效仿英国君主立宪，引进现代学校教育、军队、银行、工厂等组织体系，推动了一场浩大的社会制度变革和政治制度变革，东瀛岛国就此崛起。
看见英国人捷足先登，从东方搬回了一箱一箱的银币，法国人也怀疑起他们心目中英雄的话，要求政府尽快与中国接触，驾炮船到中国圈地以此建立起通商关系。其实，此时已经有法国耶稣会的传教士抵达了上海。
1841年4月底，南格禄（Fr.Claude Gotteland S.J.）、艾方济（Francois Esteve S.J.）和李秀芳（Benjamin Bruyere S.J.）三名传教士从法国布勒斯特港乘坐“埃里戈纳”号出发去中国，在海上漂了一年两个多月后，他们顺利抵达长江口。就在这10多天前，英国的舰队已打进上海城。随后攻打镇江，进逼南京。为避战乱，法国神父在上海浦东的金家巷住下。1843年11月17日，巴富尔宣告上海开埠通商。神父们将所见所闻用信件传回了国内，在法国掀起了一股强大的舆论。
很快，法国与清政府签订《中法五口通商章程》（《黄埔条约》），在赴华谈判的使团成员中，有一个人名叫敏体尼（M.Montigny），他并不是一个职业外交家，1843年年初还是一名海军中尉军官，由于年轻时参加“希腊独立运动支持者”部队而结交法国驻希腊公使刺萼尼（Marie Melchior Joseph Delagrené），成为了他人生转折的机会。他因此从海军部调到了外交部，并应刺萼尼之召成为赴华使团的“主事”。
1844年10月24日，中法《黄埔条约》签订，取得了在上海等五口通商、居住贸易、租地建屋、建造教堂和派设领事的权利。1847年1月20日，备受刺萼尼器重的敏体尼被任命为法国首任驻沪领事，代表法国去上海执行“公务”。一直感觉被埋没的敏体尼忽然“天降大任”，他拿到委任状后立马收拾家当，拿着锅碗瓢盆，带着老妈、老婆和两个女儿乘船到中国赴任了。显然他不是到中国镀金的，而是打算打持久战，立志扎根于中华的辽阔大地。
1848年1月25日，敏体尼第二次到上海。当时，在上海的法国侨民除了敏体尼一家子之外，基本上都是传教士，且聚居在当时西郊的一个叫徐家汇的村落。3天后，他和艾方济主教商议一番后，在洋泾浜和县城之间的地界上，租用了法籍神父罗类思的房屋，成立领事馆。尽管条件简陋，但敏体尼在写给领导的述职信中表达了“住在这里，就像与法国一样”的认同感。
敏体尼的到来受到了“邻居”英国领事阿礼国的欢迎，他主动陪敏体尼去拜访上海道台，并介绍上海的社会情况，热情程度好似他乡遇故知。然而，敏体尼的心情却被两件事情影响了：一件是美国人不买英国人的账，在英国租界内的租房顶上升起了美国国旗，招致英国人的抗议和争执；另一件是他不甘心和英国、美国挤在一块地盘上，受英国人管辖，他要自己下一盘很大很大的棋。
再说早法国人半步进中国的美国人在干什么。《望厦条约》签订一个多月后，1844年8月，驻华公使顾盛（Caleb Cushing）委派广州麦克威克洋行的老板费信登（Henry Fessenden）担任美国驻上海领事，但费氏千里经商只为财，忙于赚钱的他把委任状垫在屁股下，并未去上海赴任。美国人一时间也找不出合适的人去上海，不得已驻沪领事的头衔有名无实地空了两年。
1846年夏天，以鸦片发家的美国在华最大的生丝出口商——“旗昌洋行”的上海大班吴利国（Henry G. Wolcott） 给顾盛写信，请求他担任驻沪领事，顾盛直言不讳地称，这是为了“自己生意上的便利和保卫美国的利益”。很快，吴利国收到了美国驻上海代理领事的任命。
在上海经营洋行生意的吴利国，已经在英租界假借英国人的名义，向上海人姚恒源租了1087亩地，成为第一个在上海租地的美国商人。收到委任状后，得偿所望的吴利国随即在自己的洋行设立领事馆，升起美国国旗。这是黄浦江畔的泥滩上所扯起的第一面美国国旗。上海人第一次看到美国国旗，给人感觉花花的，于是称其为“花旗”。
英国人开的地，怎么能栽美国人的树？吴利国的升旗事件让阿礼国十分恼火，他依据《上海土地章程》所规定的专管之权，立即抗议要求把美国国旗降下来，表示英租界内除英国国旗外，不得悬挂任何其他国家的国旗，并向上海道进行交涉。中国官方的站队选择了英国，为此于翌年特地在《上海土地章程》中加了一条关于悬挂国旗的规定。吴利国却依然我行我素，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在英租界的住宅上悬挂美国国旗。事情最后不了了之。
这时，另一个重要人物上场了，他叫William Jones Boone，中文名为文惠廉，是美国圣公会派到上海传教的第一位主教。早在1837年，文惠廉就在印尼向华人传教，学会了汉语和粤语；1842年他从澳门出发，经香港登上厦门和鼓浪屿，在熟悉了当地风土人情后的第二年就返回美国，然后大肆宣传中国迫切需要大批传教士，刺激人们踏临中国的兴趣。1845年6月，文惠廉夫妇带着另外几个传教士及其家眷来到上海，在苏州河北岸的虹口租地盖房，建起了一个教堂，甚至还创办了一所名为怀恩小学的男童学校，这是上海地区最早开设的“海派教育”的教会学校。
此后，上海发展成为了中国的教育重镇。据调查，至民国时期，上海的初等教育水平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适龄儿童的入学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国立院校、私营院校、教会学校的数量和学科设置，是全国最多、最齐全的，这几乎奠定了上海在中国近代教育领域中领头羊的地位。
经常出入于教堂、洋行与衙门之间的文惠廉，成为了侨民中有影响的人物，连吴利国都经常来求教于他。树大招风，但也利于乘凉。文惠廉的教堂所在的虹口一带，逐渐吸引其他美国人置地造屋，形成道路、市场。1848年，文惠廉向上海道台吴健彰提出将虹口开辟为美租界的要求，见木已成舟，吴健彰口头应允了。由于没有美国官方出面，双方没有划定租界区域范围，所以也没有文字协议，但虹口一带已经成为事实上的美租界。待到1863年正式划定界址时，美国人已经“暂居”了7856亩土地，比英国的“居留地”还大得多，文惠廉因此被推认为是美租界开发的先驱。20世纪30年代开始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占领上海，虹口一带成了日本势力盘踞的地方，市民都望而却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