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夹缝中走钢丝】
江南的六月，是阴雨霏霏的梅雨时节，潮湿而燥热的黄梅天，空气都是黏糊糊的。1842年6月19日，经吴淞口之战，上千名英国军人踩着泥泞的道路，长驱直逼上海县城。几乎没有遭遇任何抵抗，上海北城墙两扇沉重的城门被砸开了，英军攻陷上海。
跟随英军一起进入上海城的，有一个名叫穆炳元的浙江定海人，他原是清兵的一个小头目，在鸦片战争定海一役中成为英军俘虏。由于英军缺少人手，就将穆炳元安排在英舰上打杂，头脑活络的穆炳元竟用不可思议的速度学会了英语，从而一跃成为英军翻译。据传，“洋泾浜”英语最早的发明者即是穆氏。
当英舰开进黄浦江时，穆炳元也随英军到达上海，充任翻译并任总务。英军进驻上海，上海开埠，穆炳元又派上了更大的用场。据徐珂编撰的《清稗类钞》记载：“彼时中西隔绝，风气锢蔽，洋商感于种种之不便，动受人欺。因清悉英语，穆颇得外人之信用，无论何人接有大宗贸易，必央穆为之居间。”穆炳元成了上海的第一位买办。
上海开埠一年内，设立了11家英美商行，23个商人常驻上海。因业务繁忙，顾及不暇的穆炳元便广收同乡青年当学徒，教授他们英语及贸易窍门，并引荐给外商，然后从学徒身上提成抽利。由于在华洋交易中敛财有方，穆炳元成为上海滩头号闻人，被称为上海的买办之祖。
“买办”一词源于葡萄牙语，英语为Comprador，本意为在中国为欧洲人采购物品的采买人员，后演变为专指帮助外国洋行在中国扩大生意范围的人。用现在通俗的说法，就是跨国企业里的中方职业经理人。在当年的上海，它被翻译为“糠摆渡”，其作用主要是拓宽洋货在中国的销路，同时收购廉价的土产原材料。
买办的历史渊源，最早起于广州“十三行”时代。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将广州定为全国唯一正式许可的对外通商口岸，并实行国营垄断，指定十三家官牙行经营进出口贸易。与洋人打交道的买办一职的人选，也受到清政府的严格管制。1844年的中美《望厦条约》中，清政府承诺，买办的聘用由外商与中国人自行协议，中国政府不得干预。从此，买办的人选与职责完全由外商决定。
五口通商后，“十三行”的贸易专营权取消，洋行成了垄断中外贸易的主要势力。因“十三行”变故而失业的人开始依附于外商，他们集代理人、翻译、揖客和顾问于一身，形成了“士农工商之外，别成一业”的买办群体。
那时候，会说外国话的中国人极少，再加上中国人历来不喜欢跟外国人直接打交道，所以买办这个差事的名声并不好，尤其是在“以洋务为不屑，鄙西学为可耻”的19世纪中期，官宦门第都看不起这些为外国人效命的“假洋鬼子”。买办这种职业既得不到高层体制的认可，也难获得基层民众的支持。在夹缝中，买办只得抱着“拜金主义”，完全倒向洋人。
当时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料到，随着开埠通商的深入，作为双边贸易的中介人，买办的地位迅速从遭人唾弃飙升到令人垂涎，成为各口岸城市中“最快致富的职业”。而且政治地位也因“洋”而“荣”，1868年颁布的《上海洋泾浜设官合审章程》中的第三条规定：“凡为外国服役及延请之华民，如经涉讼”，中国方面应“将该人所犯案情移交领事馆”，审讯时由领事馆或其派员“来堂听讼”。这样一来，就使买办受到列强领事裁判权的庇护。
“一当上买办，便可招摇摆阔，气焰之大甚于道台，所以买办有财有势，人人争以做买办为荣。”人们的心态也发生着一百八十度大转弯。那些依附于外商的买办一族，正是当时最早接受“西风”的人，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批真正脱离土地、具有独立特征的商人。
随着中国传统的商品流通线路发生变化，逐渐形成了以上海为核心的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各通商口岸之间的流通网络。在当时对外通商的五口之中，上海的经济地位超越广州，成为海上对外贸易中心。1843年到上海考察的英国植物学家福钧，在时隔五年重返上海后描述道：“在破烂的中国小屋地区，在棉田及坟地上，已经建立起一座规模巨大的城市了。”
随着贸易中心由广州北移至上海，外商洋行亦大量北迁，广东买办接踵而至。此外，福建商人、浙江宁波商人群涌北上，江苏商人南下，徽州商人东进，齐汇长江入海口，成就了上海的崛起及其在中国经济的中心地位。上海滩十里洋场成为买办的冒险乐园。其中，尤以广东买办和福建人最为来势汹涌。
1843年，以贩鸡为业的广东香山人吴健彰，将多年经商积累的钱，投资到旗昌洋行，并出任洋行的董事和买办。两年后，吴健彰随旗昌洋行到上海虹口一带做生意，并用经营鸦片、茶叶、典当等所获的50万两白银，“捐”了一个候补道头衔。1848年，吴健彰参与查办“青浦教案”，因擅长外语，与洋人往来得体，被清廷认为是“通夷之才”，遂被正式任命为苏松太道兼江海关监督，成为上海最早的官僚买办代表人物。
在中国近代史上，广州十三行的行商中转入官场，由商入仕者并不多，而能掌握实权的高官只有吴健彰一个。作为成功的买办，吴健彰在晚清的政治舞台上，却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殖民地性质的“租界”制度，他参与其事；中国海关自主权的丧失，也是他经手造成的。
1853年，上海小刀会起义成为吴健彰的人生转折点，为了筹钱组织清军镇压小刀会，刀下逃生的吴健彰以海关关税为抵押，向上海洋商借款127万两，这是有记载的中国的第一笔外债。由于吴健彰与上海小刀会的领袖刘丽川既是同乡又是朋友，尽管最后小刀会被镇压下去了，但吴健彰失察之责难逃。1854夏天，吴健彰因贪污渎职之罪被参革职，“与夷人伙开旗昌行”亦成为罪名之一。在国家主权不完整，外患未解、内忧更深的背景下，吴健彰只不过是一只替罪的羔羊而已。
当前浪死在沙滩上的时候，后浪也跟了上来。1852年初，另一名日后将显赫上海的香山子弟徐润，从广东随叔父徐荣村到上海。时值伯父徐昭珩在宝顺洋行当买办，徐润就凭借“伯叔余荫”到宝顺洋行当学徒。
徐润的家族是一个买办世家，也是最早到上海闯荡并因此发迹的家族。其父徐钰亭，早在广东时期就在为宝顺洋行服务，并与后来荣升上海道的旗昌洋行买办吴健彰结为密友；堂族叔徐关大是上海礼记洋行的买办；叔父徐荣村也曾做过买办，后来自己出来单干经营丝绸、茶叶等物资的外贸生意。
1851年英国伦敦举办第一届世博会，徐荣村的荣记丝号精选了12包“湖丝”送往伦敦参展，最后“荣记湖丝”获得了维多利亚女王亲自授予的金、银奖牌，并赐赠“翼飞洋人”执照一份，允许“湖丝”进入英国市场。这是中国产品首次在世界博览会上取得金奖。在那个绝大多数国人还沉浸在天朝上国迷梦，认为世博会是“奇技淫巧”的“赛奇会”的时代，徐氏的商业远见足以让人称道。
家庭的耳濡目染，加上勤奋好学又有悟性，在宝顺洋行当学徒后，办事练达的徐润很快掌握了如何分辨茶叶的好坏、种类、级别，颇受洋行大班爱德华·韦伯的赏识。于是，他很快结束学徒期，19岁获准入上堂帮账，24岁升任主账，走上了买办之路，在香山买办群体的帮衬下，徐润早期的买办生涯异常顺利。
与此同时，徐润完成了自己第一桶金的积累。按惯例，洋行不禁止买办自营生意建“老鼠仓”，所以，几乎每个买办都有自己参股的商号，而且这些买卖大多与洋行业务有很紧密的关联。早在宝顺洋行上堂帮账时，徐润就先后与他人合作开办招揽生丝、茶叶、棉花生意的“绍祥字号”、“敦茂钱庄”，次年又独资在温州开办“润立生茶号”，从事收购茶叶、生丝等生意，然后转卖给上海各洋行，既为宝顺洋行提供了合适的货源，又为自己赚取了差价。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清政府被迫增开更多通商口岸，宝顺洋行也将分行的触角伸至烟台、天津、镇江、芜湖、九江、汉口等地。这时，徐润已成为统领洋行各分行的总买办。他预见到发展长江航运将大有前途，于是购置江轮、组建船队，在上海建成了唯一能容纳海轮的宝顺大船坞，还相继开通了上海到日本横滨、神户、长崎的航线，让宝顺每年的进出口总额达到白银数千万两，在各洋行中盛极一时。而徐润作为总买办，经手巨额进出口生意，按例可以提取3%的佣金，钱赚得让人羡慕不已。
同样在航运业上闯出过大名堂的，还有徐润的香山老乡唐廷枢。唐廷枢比徐润年长6岁，少年时期，唐廷枢曾在香港的马礼逊教会学堂接受过六年教育。他英语学得不错，“讲起英语来就像一个英国人”。1861年，在上海海关担任了三年高级翻译后，30岁的唐廷枢跳槽到了当时资本规模最大的怡和洋行，两年后成为怡和洋行的大买办。
在他的主持下，怡和先后开辟了上海至福州的轮船航线和对马尼拉的航运。这一新业务为怡和带来了丰厚的收益，一些轮运的年利润率高达60％，唐廷枢在商界一时名声大噪。甚至连竞争对手美国旗昌洋行的老板都承认，唐廷枢“在获取情报和兜揽中国人的生意方面……能把我们打得一败涂地”。
唐廷枢和徐润，一个是怡和洋行的总买办，一个是宝顺洋行的总买办，他们联手做生意可谓无往而不利。因为掌握了洋行的进货权，他们的联手竟可控制某些紧俏商品的定价权。两人在洋行之中设立事务所，创办了上海茶业公所、丝业公所和洋药（鸦片）局等三个与外贸关系密切的同业公所，几乎垄断了长江流域的茶叶、生丝和鸦片的贸易。
1866年伦敦爆发金融风潮，很快波及上海，许多洋行破产，不可一世的宝顺洋行也未能幸免，旗昌乘机收购了宝顺的全部资产。这对徐润来说已无关痛痒，1868年徐润结束买办生涯，在上海自立门户，开设了一家宝源祥茶栈，变身为民族资本家。他在洋行所积累的资本、人脉以及贸易经验，为他的创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茶叶、生丝一直是中国主要的出口产品，由于徐润清楚地了解各茶区的收成，并掌握多条供货渠道，又从唐廷枢处源源不断地获得英、美、俄等国的消费需求信息，宝源祥茶栈的出口业务越做越大，而且根据行情随时调整茶价，赚取高额利润，控制茶叶贸易。同时，徐润还投资上海的钱庄，以周转他的商业资金。
1868—1888年，是近代中国茶叶输出量最多的20年，其中1886年的输出量达到创纪录的268万担，这个纪录直到整整一百年后的1986年才被突破。当时上海的茶叶出口量占全国出口总量的三分之二以上，而宝源祥茶栈又是上海最大的经营出口茶叶的茶栈，徐润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茶叶出口商，俨然是“近代的中国茶王”。
19世纪70年代，太平天国战乱引发了上海第一个房地产热潮。徐润转而进军房地产业，依靠内幕消息和充沛的资金开始炒地皮，成为风云上海的华人“地产大王”。
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轮船招商局，发展近代航运业，旨在与外商在华航运势力分利，开拓财源，以维系岌岌可危的清王朝。为了办好局务，他将当时名声最大、精通洋务的两个买办唐廷枢和徐润拉了进来。出于“为国争利”的思想，浸淫商界多年的唐、徐二人脱下洋行的“皮鞋”，穿上李鸿章递来的“布鞋”，从“外企高管”转到了“国企经理人”，唐廷枢被任命为招商局总办，徐润、盛宣怀为会办，成为洋务运动的主力战将。
轮船招商局（上海外滩9号）旧影，这是洋务运动中由军工企业
转向兼办民用企业、由官办转向官督商办的第一个企业他们到任后即大开门庭公开招股筹资，将招商局改组为官督商办。招商局仿照外商洋行“以100两为一股，给票一张，认票不认人”，短期内将资本扩至100万两，唐、徐也投入资金成了股东，其中徐润一人即投资24万两，近占四分之一，同时招聘了一批在外国洋行任职的中国买办参与管理。这或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场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组。在此之前，中国的企业组织方式只有独资和合伙两种，轮船招商局因此成为近代中国的第一家股份制企业。
“官督商办”这个新名词是官办商人盛宣怀的“发明”，即由政府招募私人资本，创设民用企业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此模式下官府的手依然可伸到企业里进行指挥，可谓中国国有企业模型的鼻祖。同一时期，日本的明治维新开始进行。
轮船招商局成立后，当即在长江航运中与洋商大打出手。美国旗昌洋行、英国太古洋行联手订立了“齐价合同”，企图抗击招商局，垄断航运业务。但在招商局成立的三年里，朝廷大力扶持以及唐廷枢等人的精明管理，加上国人出于民族自豪感纷纷改乘本国船只，洋行陷入了价格战的不利境地，最后竟变得无利可图。
竞争压力下，旗昌洋行股东会最终决定退出航运业，将长江各埠码头，上海、天津、宁波各处码头，栈房及轮船全部甩卖，开价为220万两白银。当时的招商局只有11艘轮船，全部资本额75万两，买下旗昌无异于“小鱼吃大鱼”。招商局成为第一家敢与外资抗衡并赢得胜利的中国企业，这是招商局的发展史上，也是中国航运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
1877年，国资背景的招商局，利用官款一口吃下旗昌，航运吨位由此猛增至400万吨，占进出口中外船只吨位总数的367%，成为中国水域内最大的轮运企业。唐廷枢对此评价道：“此事固创千古未有之局，亦为万世可行之利。”颇有扬眉吐气之感。几年后，招商局还清所有欠款，还有盈余过百万两，成为当时清政府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企业之一。
创立四年就打败外国商业船队，轮船招商局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震动。深受赞赏的总办唐廷枢，当年就被李鸿章委派到河北唐山，主持开平煤矿事务，而招商局事务则交给徐润管理。此后，徐润等人以过人的胆识引进外国先进印刷设备和技术，集股自办中国第一家机器印刷厂——同文书局；同时为免受洋人的钳制，在保险招商局基础上，招股组建了中国第一家保险公司——“仁济和”水火保险公司。
在破除几千年重农轻工商传统后，买办们不仅得到了进军商业的机会，还获得了政治地位。买办生涯给他们灌输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商业规则，使得他们坚决维护商股的地位，按市场化运营企业实现利润，招商局、开平煤矿因此成为洋务运动中最成功企业案例。但所谓“乐极而生悲”，就在他们走上人生之巅时，“败走麦城”的祸根却也已经埋下了。
1883年，法国侵略越南，进攻台湾、福建，并欲封锁长江口，进攻上海，局势混乱，人心惶惶。由中法战争引发的金融危机，让开平煤矿、招商局以及徐润本人都陷入了财政危机。因摊子铺得过大，45岁的徐润从“地产大王”变成了“烂尾富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