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城市的主人】
上海是一座从苦涩海水中生长出来的城市。两千多年前，上海的大部分地区还是汪洋一片，宋元时代才形成了与当下一致的海岸线。上海得名于一条叫“上海浦”的河流，它是吴淞江下游南岸的一条支流。
上海从一个海滨渔村逐渐发展成乡镇，又由镇发展为县，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春秋时期，上海地区先属吴，后属越，战国时又归楚国治理，是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的封地。因此上海除了“沪”的简称外，也经常被简称“申”，老上海著名的报纸《申报》之名即由此而来。
北宋年间，为适应海外贸易的需要，上海开始设有官方机构，是为上海镇。依托临海港口优势，上海的辖域范围也和陆地一样，不断扩大延伸，初为浦名、镇名，继为县名，最后成为市名。1292年，元朝政府正式把上海镇从华亭县（松江）划出，批准其成为一个独立的县级行政区，人口约10万，归江南道松江府管辖。
或许是在海水中煎熬与浸泡的经历，注定了这块土地的顽强生机和远大前程。经过百年发展，上海县域所在的松江府辖境成为为全国最大的棉纺中心，上缴国家税收之多，使之与苏州府并称“苏松税赋半天下”。上海县以港兴商、以商兴市，鱼盐、蚕丝、稻米、棉纺等行业兴盛，从“区区草县”一跃成为“东南壮县”。
作为县治，上海却在200多年间没有构筑城墙，这种情况到了明朝嘉靖年，因沿海倭寇肆意骚扰发生改变。1553年，为防御倭寇侵袭，上海仅用了2个月时间造起了一座围9里、高24丈的环城墙。有此屏障，倭寇的袭扰再没得逞。此后，上海再度热闹起来，清道光年间，上海县内行号、店铺林立，“城东南隅，人烟稠密，几于无隙地”。各地商贾、南北货物在这里集散，一时黄浦江上樯帆往来，十分热闹。因其经济繁荣，素有“小苏州”之名——那时的上海人以说苏州话为荣耀。
上海人口的增长不是靠人口的自然增长和辖区的扩大，而是大量外来人口迁移所致。当历史的指针走到1843年之前，上海县包括城区人口在内，约有52万余人。但这个数字在开埠后很快变化，到20世纪初突破了100万，1930年为314万，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上海市人口达到546万。一百年的时间，人口增长了近10倍。这不仅在中国城市史上前所未有，在世界城市人口史上亦属罕见。
在这546万人中，非本地籍人口占总人口数的85％，即意味着“本地人”是名副其实的“少数民族”，其余400余万人都是移民或移民后裔。这些移民来源极广，几乎遍及全国各地。根据1950年初的统计，上海来自邻近的江苏、浙江两省的移民均超过百万，占据绝对优势；其次是安徽、山东、广东，各超过10万；超过1万的有湖北、湖南、福建、江西、河南和河北。外国移民则来自英、美、法、德、日、俄等国家，从开埠时仅有的26人，到1942年总数达15万之多，分属56个国家。这几项纪录，在中国城市中是绝无仅有的。
“上海”从诞生起就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地域概念，上海的人文地理成为解读上海这座城市的密码钥匙，同时也是上海城市进化过程中永不褪去的底色。1952年，美国的历史地理学家罗兹·墨菲写《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时，朝鲜战争还没结束。他在该书末尾写道，“大城市不会偶然地出现”，“一旦和平在东亚恢复，上海的经济领导地位在地理上的因素，将会使上海在未来的岁月里繁荣兴盛”。
如果说，地理因素是罗兹·墨菲认为的上海崛起的最重要的先天条件；那么，英国殖民者通商上海，是否也是对其地理优势的发现呢？上海县城原来的面积只有2平方公里，1843年开埠前，与县城内外商贸繁荣相反的是，位于县城北面黄浦江畔的那块地方，仍然是乡村景象，一片农田上零星分布着几个村落，芦草丛生，寂寞异常。
19世纪初的上海县城图上海的成长，与江、海之上的贸易开辟和港口发展密不可分。在中国版图上，只有广州、天津可以与上海相媲美，它们都面朝大海，又分别处于珠江、黄河、长江入海口周围。毋庸置疑，上海的城市地理优势更为明显，长江流域和长江三角洲，是近千年来中国人口最稠密、经济最发达、文化水准最高的地区，成为上海独特的现代性的起点。
依靠长江流域广阔的腹地市场和便利的交通条件，上海开埠后便进入了梦幻般的发展，口岸贸易的繁盛，刺激了商业的兴旺。1846年，上海港仅生丝一项，出口量就已占全国的81%。时人称：“盖上海一埠，就中国对外贸易言之，其地位之重要无异心房，其他各埠则与血管相等。”因此，不到二十年时间，上海就取代广州，一跃成为中国进出口贸易第一大港，被誉为“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
当上海成为冒险家的乐园时，它是一个打开的、无法定义的城市。那时的上海人，虽然也有阶层之分、贵贱之别，却没有户籍概念。但上海人眼中真正意义上的“本地人”，是指在1843年开埠前就已定居在上海老城厢内的原住民。金山、宝山、奉贤、嘉定、松江、青浦、浦东等，因1958年的行政划分调整才拥有上海户籍的郊县人，都被称为“郊区人”或是“乡下人”。
其实，所谓上海本地“土著”，也并非世代生息于此，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中原及其他地区。历史中，每当发生战乱或者饥荒，便会发生群体性的人口迁徙。上海就是一个由人口迁徙定居形成的城市。最典型的是，北宋末年发生“靖康之难”，宋室南渡，躲避战乱的北方民众也成群结队跟随而来。
其后，宋元交战时期，又是一个外来人口移居上海的集中阶段。由于僻处海陬，一些苦于战祸的百姓牵家带口避居上海。上海城内的潘姓，就是那时从常州逃难至此，成为当地望族。中国人的姓氏是探析移民脉络的重要线索，翻阅上海地方志，可以找到大量村落、市镇竟是由一支族姓或以其为核心姓氏聚集而成，如金山县枫泾的“孟家堰”，据传是孟子后代的移居处；青浦县北有一个地名叫“孔宅”，是孔氏后裔子孙落根于此；另外嘉定的马陆镇、叶谢镇，浦西的徐家汇等，都因一姓聚族得名。
说起徐家汇，很多人都会想到中国的达·芬奇——徐光启。这位“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上海人”，其实也不是“土著人”，其先祖在北宋从中州南迁，自姑苏徙居上海。徐家汇也不是徐光启的出生地，只是他葬在那里而已，他真正的出生地是在上海老城厢的乔家路。
徐光启出生时家境贫困，19岁中秀才，42岁终于中了进士，漫长的科举之路走了二十三年之久。1600年春天，徐光启来到南京天主堂，结识了意大利耶稣会的传教士利玛窦。利玛窦带来的三棱镜、自鸣钟、日晷仪等科技产品，让徐光启深深折服。两人相见恨晚，东西方之间展开了一场平等的“知识大交易”。三年后，徐光启再一次来到南京，以明朝举人之身接受“洗礼”，成为天主教徒。
沪上学者余秋雨认为，“上海文明的肇始者，是明代进士徐光启……”。考徐光启一生所成就之重要事功，计有五项：其一，提倡农学引进推广番薯；其二，编纂《农政全书》；其三，与利玛窦合作译《几何原本》；其四，组织编纂《崇祯历书》；其五，练兵造炮引进新式炮兵。
在徐光启的时代，中国的经济学量占全世界的296%，欧洲14国的经济学量占196%。此时，愿意以开放的胸怀接受西方的思想和文化，远不是今天因“与国际接轨”而被多方鼓励的事情，也不是鸦片战争失败后，被迫“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制夷战术结果。作为朝廷的文渊阁大学士，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徐光启的开放精神在当时实属可贵，可谓是中国真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晚清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口号，其实可以追溯到徐光启。信奉天主教只是他个人的“修身”，他没有打算用基督教义来取代或影响中国的传统政治理念；翻译《几何原本》、引进新式火炮技术，也是提供技术层面的工具，发挥其“用”。
徐光启是在1633年去世的，在整整两百年后，1832年，一艘叫“阿美士德”号的英国鸦片走私船到达上海，逗留了18天，由此改变了一座城市、一个帝国。在这之后十年间，英国通过鸦片战争，迫使上海开埠。
徐光启的第十六代子孙是个军人，他有一个外孙女叫倪桂珍，她便是名震中国现代史的“宋氏三姐妹”——宋蔼龄、宋庆龄、宋美龄的母亲。1927年12月，她的儿子宋子文，将一套位于徐汇区天平社区的花园洋房作为新婚礼物，送给了蒋介石和妹妹宋美龄，蒋宋二人称它为“爱庐”。宋美龄在上海期间，常将母亲倪桂珍接来这里同住。每当此时，法租界巡捕房便十分紧张，派出各类警卫在洋房周围“散步”。
一家之物融入了一国的历史。那些老上海的房子，见证并记录着时代的风云，以及大人物的爱恨情仇。说到底，这都是从上海出发的传奇，以此而言，天平社区或可作为一枚历史标本，从它身上，窥一斑而见全豹。
1843年11月7日，上海正式开埠，开始了它充满苦难和屈辱、雄心和梦想的历史。
从上海的城市历史来看，现代上海人这一概念的存在时间仅百年左右。上海人也没有标志性的社会烙印，彼此间交流通常讲上海话，当然尽管都属于江南吴语的一种，但彼时的上海话与现在的上海话还是有很大区别。
就像城市一样，上海话也许是近百年来发展最快、变化最大的方言。明清之际，上海只是东南沿海一处中等规模的县城，那时的上海话与苏州话非常相近。他们自我介绍不是说“阿拉”是上海人，而是“我伲”是上海人。
《南京条约》签署后，从上海开埠至1949年的一百多年间，上海一共经历了三次规模较大的移民浪潮，而每一次都是因为战争。
道光三十年（1850年）至咸丰三年（1853年），从广西金田起兵的洪秀全，领着太平军从桂林打到湖南长沙，直逼武汉，然后沿着长江往下游进攻，最后打进南京，一直到1864年太平天国倾覆。太平军和清军交战所在的江浙皖一带，使整个江南富庶之地，顷刻间数百年精华变成废墟，上海租界成为了唯一的“安全区域”。“巨大的避难所”在涌入的难民推动下，成为一座“规模巨大的新城市”，上海由此进入了一个疯狂的投机时代。这是上海建城以来，人口第一次在短时期内急剧增加。据统计，从1855—1865年，上海人口十年净增90万，比原来多了一倍多。
第二次大规模的外地移民进入，发生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经历了一场悲壮的大迁徙。既没有政府号召，也没有人出钱，大批民众自发地经过无数磨难去找活路。于是，大量无家可归的人涌进只有10平方英里的租界，租界内原来不到200万的人口一下子猛增到400万，上海成为当时仅次于柏林、伦敦、莫斯科、纽约、巴黎和东京的世界第七大城市。
1945年，抗战胜利，一些居民返还故里，上海人口外流减少。但紧接着1946—1949年的解放战争，让上海出现第三次外地人口的大规模移居。这次，上海增加了208万人口，从330余万人增至540余万人，不断稀释和改变着上海人的整体印记。
以上三次移民潮，与几百年前那种以宗族为单位的集团性移民相比，多属零散型、自发的、非组织性移民。这种现象，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依然盛行。上海的城市大门也没有紧闭，各色人等进进出出的双向流动仍颇为频繁，人口一度增长到700多万。为防止大量农村人口因贫困流入城市，1953年4月，国务院发出了《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首次提出了“盲流”的概念。
1958年1月，中国颁布了第一部户籍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以法律形式规范了全国的户口登记制度。户口，从此成为烙在每个中国人身上最深的计划经济体制印痕。在这一年，户口开始与粮票等票证绑在一起。从此，上海严格控制人口迁入。
在特殊年代，公民的迁居自由被禁止。别说是高鼻蓝眼的洋人，就是中国其他地方的人，想进入上海也不是易事。外地的亲戚来上海，如果要住招待所必须有介绍信，即便在家里暂住，也要办个临时户口，把地方粮票换成全国粮票。户籍管理制度的实行，对于催发上海人的上海意识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对于上海人而言，依附在户口本上的不仅仅是城市优越感，更令外地人艳羡的是上海人身份带来的政策倾斜和福利待遇。所以就有了“阿拉”是上海人与“侬”是乡下人的区别，这种姿态背后隐藏着极为微妙的普遍心态。
原本是一个单纯的人口管理制度，却在发展过程中变异、倒退，最终成经济社会进步的桎梏。随着城市人口流动的停滞，中国曾经最具活力的城市就这样凝固下来了。在美国人罗兹·墨菲眼里，“过去曾受国共两党人士同声斥责的外国统治下的上海，如今已成为历史上的陈迹”。这个变动同时重塑了上海与上海市民。
由于上海居民的构成在变化，人们日常交际的语言也在不断地变化。上海话不断地吸收着各地方言甚至外语中词汇，显示了和城市一样的强大生命力。由于是华洋共居、五方杂处的移民城市，此前的上海话不纯粹，大家都是苏州人讲苏州人的上海话，宁波人讲宁波人的上海话，扬州人讲扬州人的上海话，浦东人讲浦东人的上海话，再夹杂洋泾浜式的英语，可以说上海话也是一种大杂烩。直至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第一人称还不是“阿拉”，在上海街头说“阿拉”者还是地道的宁波移民。
随着移民浪潮的结束，近代意义上的上海话逐渐定型、统一。“阿拉”这个宁波方言的第一人称代词，从中下层市民中兴起，继而成了上海话的代表性发音。尤其是电台广播的上海话节目和沪剧的演出，实际起到了规范上海话的作用，以至于许多非上海人唯一知道的上海话便是“阿拉”。
“阿拉是上海人!”忽然变成了一个城市群体集体印记，成为上海人自我认同、区别上海人与外地人的重要工具。而这种“被规范”的上海话甚至演变成某种无形的压力，著名学者易中天曾在《读城记》里举例说，祖籍宁波的上海人余秋雨，曾因不会说上海话而感到窘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