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报纸”的大变局】
1949年5月25日，国民党上海守军土崩瓦解，解放军于夜半攻入市区。那天晚上，望平街上的《申报》和《新闻报》都在准备出版第二天的报纸，因估摸不准天亮后的上海市究竟是谁当家而难以定版。《新闻报》头脑活络，做了两手准备，一个版是用国民党口吻报道的报纸，另一版是以“上海解放”为头条版面的报纸。
1949年，《解放日报》在原申报馆所在的汉
口路309号创刊。第二天清晨，解放军在十里洋场露宿街头的照片，成了中外各地报纸上的头条新闻。两天后，这座远东最大的工业城市宣告解放。同一天，以杜月笙任董事长的上海《申报》在第25599号报刊上，以“沪杭甬路全线打通慈溪宁波均告解放本市苏州河北亦以肃清”为标题终刊结束。翌日，在汉口路309号的申报馆原址上，中共中央华东局兼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第一期，以“庆祝大上海的解放”为发刊词，在望平街与读者见面。
1949年5月27日，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久、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申报》，骤然停止了“心跳”。从此，曾经喧嚣激荡的望平街，成为那一张张发黄新闻纸上的斑驳记忆。
望平街位于上海公共租界，曾名庙街，如今是上海市中心的山东中路的一段，它北起南京路，南至福州路，短短的，不过两百米长；同时也窄窄的，只有七八米宽。然而一百多年前，这条碎石铺面的小马路，却是中国报人心中的“罗马”。从19世纪末开始，《申报》、《新闻报》、《国民日报》、《时报》等近百家大大小小的报馆先后汇聚于此，集散信息，形成了中国近代办报高潮。望平街号称“报馆一条街”，几乎可以与曾驻扎《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独立报》、路透社等报社的英国伦敦“舰队街”（Fleet Street）媲美。
“美国有纽约的华尔街，英国有伦敦的舰队街，而中文报刊的历史上，有上海的望平街。”熟悉中国新闻史的人知道，望平街是一个在中国新闻史上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的地方，是一条曾洋溢报纸油墨味的报馆街。
第四章：融合，燎原的星火那时，编辑在楼上编报，地下室和后街就是印刷工厂，数以千计的记者奔走于大上海的各个角落。每天晚上，各报社内灯火通明，印刷机飞转，编辑、记者聚集在酒吧、咖啡馆交流信息；晨光熹微，贩运报纸的人把整条望平街挤得水泄不通，成捆的报纸从各报馆运出。在人行道屋檐下，报贩们整理批发来的报纸，转发各处叫卖零售，自成报纸发行中心。
20世纪上半叶，政局剧烈动荡，上海迎来了报业的一个黄金时代。在鼎盛时期的望平街，有四五十家报馆集中于此，俨然是中国信息的集散地，煞是热闹。一些社址不在望平街的报纸单位，都驱车来此发报或设立批销处。1913年曾因为袁世凯称帝摇旗呐喊而挨炸夭折的《亚细亚报》，其报馆也曾设在望平街上，就连其板馆号称“中国第一流之新闻纸”的天津《大公报》，也艳羡这块“风水宝地”，于1936年派人马南下上海，到望平街设立分馆。
1945年9月抗战胜利，停办、内迁的报纸回上海复刊，挤得望平街容纳不下，各报只好就近觅址，聚集于山东路、福州路、汉口路、九江路一带办报，于是本来南北走向的报馆街往东北伸展：《正言报》、《文汇报》等在福州路发行；《大公报》、《中华时报》等设馆南京路；《中央日报》、《前线日报》等在河南路营业；《东南日报》跑到了北四川路底的长春路；《新民晚报》则租下圆明园路50号怡和洋行的房屋作为社址，另外不少晚报则被挤到了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在世人眼里，无论这些报馆是否还设在原处，在以望平街为中心的十字形区域里，它们都属于广义的望平街。
曹聚仁认为：“短短望平街，代表着西风吹动以来的中国文化，从这一街巷的浪潮上，感受着时代的脉搏。自启蒙运动以来，几乎每一个和政治动向有关的人物，都在望平街上留下了足迹。”
说起老上海的报馆，就不能不提望平街南端的“麦家圈”。1843年上海开埠后，英国第一任领事巴富尔来到上海，随行仅带了两个传教士，一名叫麦都思，一名叫雒魏林。此二人就是中国近代第一件教案——“青浦教案”的肇事者。
英国是世界报纸业的发源地，麦都思早年在伦敦学会了印刷技术，1815年他被派到南洋从事传教活动。为了在东亚大范围地推广基督教，教会建立印刷所，大量翻印宗教书刊。在刊印《圣经》和宗教宣传品时，传教士从西方引进了现代印刷技术。
在马六甲学会汉语的麦都思，曾经参与编辑中文刊物《察世俗每月统记传》。麦都思时刻铭记传教士的职责，努力使自己胜任这一角色，从而使自己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以改变中国。因此，到达上海后，既会印刷技术，又会翻译、编排书刊，再加上有出版工作经历的麦都思，就在上海县城北门外圈了块地，并将南洋的印刷所迁来上海，创办了一家铅印出版机构，起名墨海书馆，用铅字排印圣经和其他宗教宣传单。
墨海书馆是上海有铅印设备的第一家书馆，也是西方人在中国开办的第一家出版社。印刷所的印刷机器十分笨拙，长一丈数尺，宽三尺，旁边置有齿重轮二只，它除备有大小英文铅字外，还刻有中文铅字大小两种，大的等于现在的二号字，小的等于现在的四号字。印刷时由两人掌握，用一头牛旋转机轴，当时人们感觉到很新奇，纷纷前去“看洋相”。
除了建造墨海书馆和天安堂教堂外，麦都思还将设在定海的医院搬至此地，取名基督教医院（今仁济医院），这是上海第一所对华人开放的外国医院。麦都思用篱笆将这些房子围了起来，麦家圈之称由此而来。
为了加快译印西方书籍，麦都思开始聘用中国文人协助译书、编书，并开出了200两银子的年薪。如此高薪，比当时上海“县太爷”的工资都高，而且还可携家眷在馆内居住。由此，墨海书馆培养了一批通晓西学的学者，其中王韬、李善兰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早年也曾寄身墨海书馆。他们与麦都思等翻译、出版了许多介绍西方政治、科学、宗教的书籍，如《新约全书》、《博物新编》、《植物学》、《代微积拾级》、《代数学》等。
墨海书馆的印刷技术以及文化传播效用，对上海乃至中国的冲击是巨大而深远的，是为中国第一个近代西学东传的根据地。应该说，传教士的目标是要从宗教上影响中国人，但他们的确也充当了中西方的沟通桥梁，客观上开拓了当时国人的视野，并将上海这个传统文化的边缘城市，变成了新兴文化的中心。
王韬等江南文人在与西方人朝夕相处的交往中，不仅“得风气之先”，而且“开风气之先”，在感受到中西方的本质矛盾和差异后，顺理成章地产生了危机意识、改革意向以及民族富强的追求，因此成为中国文化系统中率先而自觉的“思变”者。
师从费正清的美国学者保罗·柯文称这些人为“条约口岸知识分子”，即生活在最早开埠的通商口岸、近距离密切接触西方文化且对中外文化关系有所思考的中国士人。在近代思想文化嬗兑与回应西潮的历史变迁中，他们无意识地充当了时代的先行者。
代表“西方的”、“新的”、“近代文化”的传教士与代表“中国的”、“旧的”、“传统文化”的秀才们，在开埠的通商口岸交汇，彼此在国家、民族、体制方面进行比较。对中国来说，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的致命伤，最致命的是失败后还不知道失败的原因。而最先发现问题的人，正是这些感觉敏锐的“条约口岸知识分子”。他们受此影响，形成了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并成为19世纪70年代制度变革的最早倡议者。
王韬很有才华，在落魄时来到了繁华的上海滩，受聘到墨海书馆担任中文编辑，从中国乡间的落第秀才变成了一名秉笔华士，他一生的事业，即发轫于斯。王韬居沪期间，太平天国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相继发生，这两件在中国近代史上影响巨大的事件，深深刺激着他。他终于不甘平淡与逍遥，选择了上书朝廷谈政治、评时事。从上海道台吴熙、江苏巡抚薛焕到驻军安庆的曾国藩，在近十年时间，王韬以平均每月上书一封的频率，给当政者送去了洋洋万言的韬略，几乎成了一个上书狂。
然而，天朝权贵不屑倾听草介文人的声音，未得重视的王韬转而作出惊人之举，给曾经共事的洪仁玕出谋划策。1862年2月，太平军兵临上海城，王韬以“黄畹”之名上书太平天国，剖析攻打上海之利弊。不料这封书信被清军截获，王韬转瞬成为清政府通缉的钦犯。当时，英国领事麦华佗为王韬前雇主麦都思的儿子，在他的庇护下，王韬登上了怡和洋行的“鲁纳”号邮轮去往香港避难。
1867年年底，王韬搭乘普鲁士轮船离开香港，开始了历时三年的欧洲之行，成为近代中国首位出国访问学者。与清政府的懦弱形成对比的是，王韬的学者身份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在英国，王韬应邀在牛津大学以华语演讲，主题内容是“中英通商”和“孔子之道”。根据现有的资料，他是第一位登上英国最高学府讲台的中国学者。
1870年冬，这个洋人眼中的“华夏第一学者”回到香港，在鸭巴甸街租了一间背靠山麓的小屋，自号“天南遁叟”从事著述。两年后，王韬加盟英文《德臣西报》的中文版《华字日报》，并担任主笔，真正跨入了新闻人的行列。又过两年，王韬干脆赤膊上阵，与人集资一万银元创办《循环日报》。
按美国汉学家柯文的说法，“《循环日报》是第一份完全由中国人管理而取得成功的报纸”，王韬因此被尊为中国第一报人。在《循环日报》上，王韬强烈地批判中国的政治体制，直陈中国的根本问题并不是没有坚船利炮，而在于政治的腐败；指出其腐败根源是延续千年的君主专制，并把中国官场称为“最肮脏的地方”，是一个“孔方兄为之斡旋，阿堵物为之居间”的“利世界”。他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写了以《变法》、《变法自强》、《重民》等为题的大量政论文章，高谈变法维新，《循环日报》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宣扬资产阶级政治改良主义思想的报纸。
当这份“言别人所不敢言”的报纸纵评世界政局，发出维新先声，提出“变法”概念时，10多岁的康有为还在广东南海老家读书，梁启超才刚刚出生，距离1898年那场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尚有二十多年的时光。
1884年，经李鸿章默许，王韬终于结束了二十三年旅居香港的生活，重回上海。1897年，王韬的生命走向了尽头。在他死前的三年，在著名买办、《盛世危言》作者郑观应的寓所，他遇见了一个从广东出发向李鸿章上书的南方青年，此人正是孙中山。
在青年孙中山身上，王韬恍然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欣然答应帮助他修改上书，并托李鸿章幕僚罗丰禄为其转呈。然而，这位官运亨通的中堂大人正忙于甲午战事而冷落了赤诚为国的孙中山。此举令孙中山毅然转向革命。
近代上海的报业，发端于1850年。
由于墨海书馆的创设、先进印刷机的输入和应用，颇具商业头脑和信息意识的英国商人亨利·奚安门（Henry Shearman）油然而生办报念头。1850年8月3日，亨利在三马路（今汉口路），独资创办了英文周刊《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 。报纸用的是毛边纸，每期对开一张四页，逢周六出版，是上海出版最早的英文报纸。
在创刊号上，由亨利起草的《告读者书》中写道：“由于上海已开埠七年，上海已成为亚洲第四大港口，我们认为创办一份报刊的时机已经来临。”第一期《北华捷报》印了一百多份，除了发布赛马的消息外，还详细刊登了吴淞口鸦片趸船进出情况。
在后来的十一年中，《北华捷报》成为英国驻沪领署和商务公署刊发各类公告的报纸，几成“官报”。在小刀会起义期间，江海关被迫停业，巡抚吴健彰为尽快恢复征税，答应英美法三国成立税务管委会，请洋人参与上海海关的管理。这份协定最后被三国领事联名在《北华捷报》上刊登，进行广而告之。
1861年9月，对《北华捷报》羡慕嫉妒恨的英国孙天洋行出来搅局，同时创办了英文日报《上海每日时报》和周报《上海星期时报》，还挖了《北华捷报》墙脚，聘请对方的熟练编辑为自己打工。横遭竞争对手“打劫”，已磨炼十余年的《北华捷报》迅速应对，1861年11月19日推出了上海第一张文中报纸《上海新报》，并首开上海报纸两面印刷的先河。
《北华捷报》推中文报，并非是“急中生智”。此时，上海开埠十八年，租界内已是华洋混居，商业繁荣。《北华捷报》正是看中了商人对信息需求的迫切，决定用中文出一份商业报。为了突出商务性，《上海新报》除了第二版放新闻之外，第一、三、四版都是土地与房屋的买卖和租赁、洋行的经营和商品设置，以及河运交通时刻表等商务信息，是一张十分有用的商报。
原本踌躇满志的《上海每日时报》和《上海星期时报》出师不利，遭遇强烈狙击。刚办报半年，老板就席卷了报馆所有资金，留下一地鸡毛跑路了。两张报纸未过“周岁”就双双宣告停办，成为上海报业史上的第一个污点。
尽管英国人用鸦片和大炮砸开了中国的国门，但也必须承认，那些基督教徒以及英国商人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醉心科举，以文入仕，且比较清高，羞于提钱，若不是落魄、拮据到不得已的地步，不会卖字为生，而报人在某种意义上是以文字功用和商业实利的结合体，清高的文人墨客无人愿意以此谋生，这种冲突构成了近代中国思想文化演进的一个侧面。
《上海新报》开办时，正值太平天国夺取苏杭，并预备进军上海的时期。《北华捷报》与《上海新报》通过发表及时战况消息而发行量大增，同时获得了巨大的广告收益。当时，负责发行《上海新报》的英国字林洋行，意识到在上海办报所蕴含的巨大经济潜力，决定单干，也弄张报纸出来。
1864年6月1日，英文报纸《字林西报》悄然在租界上市发行，或许是因为报馆是洋行老板的缘故，《字林西报》格外青睐商业信息，各版面上充斥商业广告和市场行情。除了原本发行渠道的资源外，《字林西报》另一个杀手锏是，与路透社远东分社签订了“独家提供电讯稿30年”的合同，垄断了路透社发往远东的新闻稿，这种新闻发布特权让《字林西报》迅速发展起来，成为英国在海外报系中规模最大的报纸。
曾经的发行商变成竞争对手，养虎为患的《北华捷报》无奈将报社重心转向了中文版的《上海新报》，同时聘请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为主编。说起来，作为上海第一份中文报纸，《上海新报》该有番大作为，但它的发行量却总是在400份内，仅依靠广告维持生计。1872年4月30日，《申报》在望平街197号创刊，其创办方针是“此报乃与华人阅看”，《上海新报》遇到了真正的竞争对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