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在抽象的层面上知道，当西方文化陷入忙乱的“正常生活”时——不幸的是，东方文化也越来越是如此——我们就很难做出改变人生的决定。一些特殊的情况需要我们做出富有创造性的、敏感的举动，但我们无法做出这样的回应。在恐惧的驱使下，我们的头脑缺乏创造力。21世纪才华横溢的小说家乔纳森·弗兰岑（Jonathan Franzen）指出，静默意味着“你能够真正做出负责任的决定，能够有效地应对可怕的、失控的世界”。那种静默时光就像冥想时被敲响的钟声，纯粹、优美而又无比珍贵。
虽然人们不断告诫我们要“放慢步伐”、“别紧张”，但将静默的习惯付诸行动却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绝大多数人都觉得，我们的生活已经充斥着太多的活动、责任乃至于财物。人们教导我们要锻炼身体，去清真寺、寺庙或教堂，修习冥想。此外也教导我们放下智能手机，不要周末工作，花些时间来深入思考、驱除杂念等。
许多人认为，练习冥想是僧侣们或反文化主义者不切实际的活动，旨在与世隔绝。他们根本不相信可以利用20或30分钟进入静默之中的“自我关注”。他们过于活跃而勤奋。太多的人指望着他们，迫切地需要他们。
多年以来，我已逐渐将每天的静默时光视为家常便饭，就像早晨淋浴和刷牙那样。每天早上我花一个小时来静默，对我来说，这是最深切的祈祷。只有像这样洁净过灵性、思想和情绪以后，我才会开始每天的生活。然而，有时候我无法成功地践行这种静默的习惯。
例如，在一个难忘的星期五，我没有安排足够的时间静默，随后我发现，自己在应对当天的生活时，没有丝毫的创造力或慷慨精神。匆匆吃完早餐后，我就来到办公室打开了电脑。在我的收件箱中，有封标记为“紧急”的电子邮件，这是我的一个教友发过来的。他听说有个右翼电台脱口秀主持人的老板是我们的理事会成员，因此在邮件中问道：“教会身负着促进和平与正义的责任，怎么能够如此重用这种破坏国家良好发展的人呢？”
读完这封信，我觉得自己受到了攻击。我将他的质疑和隐含的批评视为是针对我个人的，所以，我用辩解的态度回复了他，丝毫没有慷慨的精神。我给他回了一封电子邮件，很快我就后悔了。事实上，过了一段时间，当我遇见那个教友时——当天我在静默以后才开始应付日常生活，因而能够很好地觉察和感知到自己与他人身上的至爱者——我完全意识到，他的本意绝不是质疑我个人或我的职业。他不过是想提出这个问题供大家讨论而已。我怀着错误的思维定式，在恐惧而封闭的心态下解读着他的邮件，并产生了不平和不满的想法，从而草率地做出结论，认为他在论断人，于是自己也以论断的心态做出回应，误会就这样产生了。由于没有践行静默，我本能地做出了防御性的、教条化的反应。
只有在面对眼前的危机时——这种危机通常是由焦虑不安的文化、个人或我们自身焦虑的念头所带来的——我们才会做出教条化的抉择。当我们因为劳累或忙乱而无法停下来修习某种静默——祈祷、冥想、反思、休息、健康的消遣——时，我们其实是在伤害自己。恐惧常常以忙乱和疲劳为食。
相反，当我们不断践行静默的习惯时，这种习惯就会改变我们，因为它每天将我们与我们内在的圣所联系起来，以免我们在生活和人际关系中做出防御性的反应。在静默中，我们敞开了生命，充满爱意地活在当下。
举个例子。一天，当我沉浸于静默的喜乐中时，有人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一个名人去世了，有个教会成员是死者的私人朋友。死者家属想知道，诸圣堂是否乐意在短短的三天以后主持他的葬礼。这么复杂的事情涉及安全和新闻媒体，此外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因此，我无暇按照计划来写稿、思考并准备布道词。那天下午，我在办公室里和死者的家属紧张地讨论了四个小时。在那次漫长的会谈中，让我大为惊喜的是，我感到自己耐心、亲切、热情、循循善诱、乐于助人，并不匆忙、紧张或愤恨——这些都是恐惧的特征。在这段温馨而充实的时光中，死者的家人和我都颇有收获。在职业性礼貌的外表之下，我的内心不曾潜藏着任何不快，相反，我安心地接受这天的意外变故。我的经验是，当我在每天的生活中注入静默时，隐藏在背后的礼物就会不断地给我带来惊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