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13日，日军侵略上海，出动军舰、飞机轰炸闹市，先施大楼东南侧被炮弹击中而炸毁，爆炸产生的冲击波震碎了对面永安大厦的玻璃，15名永安店员当场死亡。在这场轰炸中，两家公司遭受76.4万元（法币）巨额损失，此后数月，营业额骤降一半。[ 引自上海百货公司、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撰《上海近代百货商业史》一书，第105～106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9月版。]
战争阴霾中，先施在内地各项业务惨淡经营，国民商业储蓄银行因挤兑破产结业，受此影响，先施公司1937年仅盈利5.1万法币，而仅在上海一地开业的新新公司情况更为糟糕，出现4.6万元亏损，大新公司盈利7万余元，永安则以82万盈利独占鳌头，此后永安一家独大多年。[ 引自《史林》杂志2006年第2期第99页，《战时上海的百货公司与商业文化》一文，作者菊池敏夫。]
上海“孤岛”时期，大量难民涌入，形成战争时期紧张的供需关系，百货零售业由此走向畸形繁荣，四大百货公司反而兴盛一时。不过，相比上海，香港无疑是一个更加安全的场所。难民纷纷涌入之时，不可数计的资金从大陆滚滚流入香港，寻找可靠的投资机会。
1938年冬，杜月笙牵头组建的中国国货百货公司大举进军香港。开业前，杜月笙大宴香港商人，积极提倡国货。事后，马家与郭家坐到一起，商量是否改卖国货？结果一致认为商人不问政治，坚持洋货路线。这个决定为先施、永安招致无穷非议，倡导国货的大新、新新则借机壮大。
1941年，香港沦陷前夕，商界兴起迁资热潮。先施与永安都想等对方先做决定，最后马家沉不住气，派人与郭家讨论出路：“你们不走，我们也不走”。郭家说，“如果先施迁资澳洲，永安马上迁资澳洲”。两家代表将意见写于手掌，同时翻开，均写有“不走”两字。[ 见于祝春亭所著《香港商战风云录(上)》，第十四章：先施永安窝里斗难分难解。广州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P99-P101。]
留下来，先施、永安见证了此后半个多世纪的商海兴衰，也见证了国运起伏和政治的波谲云诡。
四大百货均为香山籍澳洲华侨创办，除新新是在上海向南京国民政府登记注册外，先施、永安、大新均在香港向港英政府登记注册，名义上属于英资。中日战争爆发不久，永安接到英国政府通知“取消保护”，郭氏转而寻求美国保护，并派人前往美国登记，不料珍珠港事件引爆太平洋战争，日美成为敌对国，永安大楼所挂星条旗成为灾祸之源，永安被日军强行接管，郭氏四处打点，向汪精卫政府实业部登记注册，这才恢复永安管理权，但损失财产已不可追。而此时，先施和大新早已经被日本人作为“敌产”接管，营业几乎陷入瘫痪。
再说新新公司，李敏周去世后，他的侄子李泽继任总经理，孤岛时期，李泽投靠汪精卫政府保护伞之下，并担任商海百货业公会理事长、全国商业统制委员会理事、十六种商品评价委员会专门委员、上海老闸区第一联保总联保长等多种职务，甚至聘请日本军人到新新公司担任经济顾问。[ 引自《历史研究》杂志2008年第2期132-145页《战后“经济汉奸”审判：以上海新新公司李泽案为例》，作者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王春英。]李泽这些做法不仅保全新新公司免遭日军侵扰，更令其获得了难能可贵的发展机会。仅从日本采购、运输货物一项，新新就比其他百货公司占有绝对优势。
然而，李泽的权宜之计却成为战后清算的把柄。1945年日本投降不久，一名与李泽结怨的新新员工四处宣扬李泽的种种罪行，在这名员工口中，李泽不仅成了一名担任汪伪政府公职、巴结讨好日本人的卖国贼，还与日本商人勾结，以日货冒充欧美商品牟利，偷税漏税中饱私囊。
战后锄奸的大环境下，潜藏在新新公司的地下党员动员全体职工检举告发李泽，甚至上书上海市政府，要求严查此案。在此压力下，上海市长钱大钧下令，警察局、社会局对此展开调查，李泽虽聘请沪上有名的大律师章士钊、陈霆锐出面斡旋，终未能逃过此劫。
经法庭审理裁定，李泽因“通谋敌国”十大罪状，被处以三年有期徒刑，剥夺公权力三年，没收全部财产。李泽案吓坏了那些曾担任汪伪政府职务的沪上名流，终审之前，以杜月笙为首的近百人联名上书蒋介石，请求网开一面。然而，此案已板上钉钉，不可翻案了。
令人唏嘘的是，永安总经理郭老六郭顺也曾担任多个伪职，锄奸运动开始时，郭顺提早远赴美国，后避居香港终老。李泽只因晚走几日，锒铛入狱三年，出狱后移居澳洲，最终客死他乡。
李泽下台后，新新公司先是被李泽副手、与共产党员过从甚密的萧宗俊趁乱夺权[ 据《益友社十二年》第1辑（上海：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印，1988年，第15页）以及上海档案馆编选：《有关复社的两件史料》（《历史档案》1983年第4期，第69—71页）披露：抗战时期萧宗俊加入诸如益友社、复社等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后来又交由李敏周之子李承基掌握。1948年蒋经国来上海“打虎”，李承基保存的黄金、几百万美金被强行没收，李家族人心灰意冷，纷纷迁往香港。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李承基舍弃祖业远避香港，当时仅带走一些现金，家产留在大陆，“希望有一天返回上海，但出走后却不能回去”[ 《史林》增刊2009年5月刊p32-p41，《上海百货业史口述访谈录》，李承基口述，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副教授李培德采访。]，最终，新新公司在公私合营中被收归国有，李家房产地契也化为公产。
大新、永安、先施上海分公司亦未能逃脱公私合营命运。先施百货被上海时装公司取代，大新改组为第一百货商店，永安从上海市第十百货商店到华联商厦，几经更迭，后复为原名。但此永安已非彼永安。而在香港，先施、永安生意一度凋零，永安银行也因郭家挪用资金爆出财务漏洞而被他人收购，幸而保留了百货业的根基和血脉，马家与郭家的后人享此祖荫至今。近一个世纪前名满天下的百货四子，如今只剩“不问国事”的先施和永安了。[ 先施在香港现有四家门店、永安有五家分店，两家虽已不再屹立百货业潮头，但品牌不老，实力犹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