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4年的一天，香港皇后大道[ 1841年，港英政府在香港岛西营盘至中环之间以移山填海的方式建造香港第一条马路，为纪念当时的英国维多利亚女皇，命名为“Queen"s Road”，本应译作“女皇大道”，却被华人误译为“皇后大道”，当局多次澄清错处，还是将错就错沿用至今。因是香港第一条马路，又被称作“大马路”，如今已是香港市中心。]上行人如织，三个乡下打扮的华人带着三分畏惧、七分好奇打量着周围的世界。他们的目光很快被一家装修富丽的商店吸引，透过橱窗，可以望见店内景象：货柜上琳琅满目地摆放着从未见过的商品，大鼻子的洋人徜徉其间，偶然还能看到一两个穿着讲究的中国人，时近中午，西洋糕点的香味幽幽飘来，不禁令人鼻头翕动。
三人不约而同地咽下口水，这才意识到肚子饿了，但他们明白这个地方可不是自己这样身份的人能进的。摸摸口袋，迈步走开，到街边的一个熟食铺买了三只粽子，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这三人来自广东省香山县沙涌村，两个青年、一个少年，是堂兄弟关系。年龄最小的那个才14岁，名字叫马应彪，此行跟两个堂兄前往澳大利亚淘金，因错过了从澳门出发的轮船，只能辗转香港坐船。马应彪生平第一次出远门，被香港的繁华世界所吸引，懵懂无知的他还不知道刚才逗留的那家商店就是香港赫赫有名的连卡佛百货，只是觉得新鲜而神秘。
其实，何止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对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百货商店[ 顾名思义，百货商店是经营各种商品的商店。但实际上，其英文名称“department store”更能确切表述它的形态与内涵，是指对商品分门别类，按照采购、推销、记账等部门划分，进行集中管理的综合性商店。]这种事物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从功能上讲，百货商店有点类似中国民间的集市，市井百姓可以从中买到生存所需的几乎一切。明代以后，得益于工商业的发展，北京、广州、上海等人口密集、贸易发达的大城市相继出现了小型杂货铺。北京有一类“荷包店”，专卖荷包、针线、烟袋、袜子、手套等日用品，主要是本地产品。然而，不论京货店，还是广货店，经营方式原始落后，商家占据主导地位，漫天要价、欺行霸市等现象屡见不鲜，所售商品种类有限，大多属于家庭作坊生产的手工制品，品质粗糙、质量也没有保障。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洋货涌入刺激了本土零售业的发展，上海、广州等地开始涌现大批“洋广杂货店”或“华洋杂货店”，以售卖西洋货见长，譬如锁具、灯具、刷子、玻璃器皿等。到1870年前后，商品种类日益繁盛，甚至出现了中国作坊的仿制品[ 引自2001年第8期《中国商贸》杂志p78,《简述近现代中国百货店史》一文，作者张斌。]，不过，这些杂货店在经营理念和手法上仍然没有什么大的改观。
同一时期，美国出现了最早一批的百货商店，如麦西、金贝尔、乔丹·马什、瓦纳梅克等[ 参见小阿尔弗雷德·钱德勒《管理的历史与现状》，P168，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第一版。]。而1874年，连卡佛已在香港耕耘24年之久，在香港上流社会之中享有一流的名声。
24年前的一个夏天，香港开埠不到十年，物资紧缺，两个初来乍到的苏格兰商人Thomas Ash Lane与Ninian Crawford在维多利亚港边用竹子搭建了一个简陋商店，兜售面包、糕点等西式商品。全香港只此一家，洋人争相抢购，生意火爆异常。两人很快鸟枪换炮，进驻大厦商铺，设立公司经营，各取一名命名为Lane Crawford，中文叫做连卡佛，即香港第一家百货商店。
当时，洋行热衷大宗贸易，看不上零售商店，香港只有一些华人开设的小商铺，洋人所需日用商品，只能去印度采购，极其不便。连卡佛的出现填补了西洋百货店在香港的空白。
凭借旺盛的消费需求、独一无二的商品供应，连卡佛发展神速，很快在皇后大道、德辅道中等黄金地段开设分店，经营品种从食品扩展至服装、布料、洋酒、古董等，并附设酒吧和西餐厅，是各国移民，上层华人，名流富贾购物、休闲的不二场所，引领一时风尚。
马应彪不久即搭乘轮船奔赴澳大利亚，没有人知道香港连卡佛匆匆一瞥，给他留下怎样的记忆。
25年后的1899年，马应彪在香港面对11名好友同仁慷慨陈词：“大英帝国便是以商立国，商业全系国运，美国商人在议会之中举足轻重……之所以商人在他国能有如此地位，是因为做大事业，不在乎蝇头小利，诚实不欺。中国传统商人斤斤计较，欺瞒顾客，因此为人不屑。我们要成立一家公司，不二价，而且百货齐全。从洋人手中夺回利权，商业救国。”[ 《中山日报》2010年4月2日第5555期A6版《百货业先驱马应彪与黄焕南》, 作者陈恒才、杨彦华。]
1900年1月8日，香港皇后大道中172号，马应彪的先施公司开业了，中国人有了自己的百货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