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一朝对于这位皇帝来说它发生了三件主要的大事情，一是进行一场规模空前的礼仪修订，二是皇帝数十年来跟他的几任首辅之间的周旋，三是对于蒙古和倭寇的抵御。
这位皇帝始终是那么小心翼翼，他不相信任何人，他不会给予任何一个人绝对权力，他喜欢看着下面的人斗来斗去，他鼓励他们互相监视、互相告奸，整个官场人人自危，这股相互告奸之风甚至刮到了民间，而我们的皇帝对此却兴致盎然。
嘉靖朝是一个宦官开始衰落的年代，皇帝开始利用首辅来驾驭群臣，这的确需要更高的操作艺术，而这位皇帝显然对此精于运用，所以他对首辅的挑选也颇为严格，这个人既需要忠于王命，还要有那种驾驭群臣的狠劲。
当皇帝发现张璁已经不能很好的完成他交待的任务的时候，他开始寻找新的接替者，这个人就是夏言。跟夏言的持重相比，张璁显得张扬而偏激，很多时候张璁都成了别人的靶子，让皇帝下不了台，所以他更喜欢用一个老成的人。
夏言由于在天地分祀中立下了功劳，皇帝擢升其为礼部尚书，而此时的张璁对于礼仪已经没了太多的兴趣，他更希望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进行他的改革，但这种改革既不容于皇帝，更不容于臣僚。此时的夏言却对礼仪情有独钟，他对张璁的改革嗤之以鼻，两人渐发龃龉。夏言善于夸夸其谈、滔滔不绝，夏言明里暗里攻击张璁，暗讽张璁的施政方略，张璁开始憎恶夏言。
恰在此时行人司司正上书劝皇帝先从藩王的子嗣中选一贤者养在身边，因为这个时候皇帝还没有子嗣，这道上书自然触怒了嘉靖，嘉靖将此人投入狱中。张璁对皇帝说这是夏言指使的，皇帝命锦衣卫严加拷问，严刑之下司正拒不承认是夏言指使，当皇帝弄清楚真相后，他感到是张璁有意陷害夏言，便让张璁致仕，这是张璁的第二次致仕。
皇帝对张璁是矛盾的，当自己还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小孩子的时候，是张璁挺住杨廷和的压力在黑暗中对自己伸出援助之手，也是他在后面的斗争中树立了自己的权威，所以，皇帝对张璁是有感情的，这跟皇帝对夏言、严嵩的利用不同。但张璁是个理想主义者，他希望帝国按照他的理想去治理，为此不惜得罪人，不惜擅权，也不惜斥人、整人。皇帝不希望大明的朝廷又出现一个杨廷和，他对张璁的圣眷是建立在张璁不干预皇权的基础上。所以，当张璁处于庙堂之上，皇帝对他很警惕，但到张璁一旦下野，皇帝又对他很想念。
不久张璁第二次被召还，很快第三次又被罢免。嘉靖十二年（1533年）正月，张璁第三次被召还，这是他最后一次站在庙堂上，他已经感到了未老先衰、力不从心。嘉靖十三年，大同士兵哗变，群臣主抚，只有张璁一人主剿，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谁知主剿一年并无成效，第二年宣大总督安抚成功，这又让张璁很尴尬，夏言在朝堂上又乘机讽刺。
这个时候，议礼派的盟友方献夫主动致仕，这件事情对张璁触动很大，虽然嘉靖只有二十多岁，但这个皇帝似乎已进入中年，他开始变得恩威难测，如其在宦海挣扎，还不如激流勇退。
张璁请求致仕的报告引起了嘉靖的不快，他指出张璁的引退是为了“避祸”，皇上既然点破，这让张璁为难起来，他只好继续留任。皇帝既然说出这种话来，就说明他们君臣之间的关系已经微妙到了极点，皇帝认为张璁打辞职报告是在猜忌他，为了给自己留面子，他直接点破了这点，虽然看似在挽留张璁，但实际上是君臣之间的最后一次缓冲。
过了不久，张璁又打辞职报告，皇帝则干脆的批准了。嘉靖十八年，张璁病逝，得知消息的皇帝正在湖广老家，皇帝十分伤感，赐予张璁“文忠” 谥号，并赠予太师爵位。
张璁的时代终于过去了，正统、成化、正德、嘉靖、万历、天启这六个朝代都出现了想刷新吏治的权臣，跟嘉靖、万历两朝是由文官主导不同的是其他四个时代都是宦官在主导，而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来源于底层，在底层摸爬滚打。
张璁的政治理想是想重塑帝国的君主专制，他是一个复古派，他希望大明朝在礼乐方面可以恢复到商周时代，所以他对周礼研究透彻，这才是他能够战胜杨廷和的原因。他一直在为提高君主权威而努力，他从《礼记》中找出“非天子不议礼”的话，劝皇上乾坤独断；当皇帝提出更改祭孔祀典的时候，他一反常态的支持；针对大明王朝官场决策系统的低下，他劝皇帝废除内阁的票拟权，废除由吏部、科道会推官员的任命制度。
张璁是个理想化的人，他无视社会变革规律，无视君主集权被削弱的现实，只能是如一叶漂于汪洋大海之中，但张璁、桂萼对于弊政的刷新则有目共睹，只可惜由于群臣的反对，君王的猜忌使得这种改革嘎然而止。
张璁去仕后，继任首辅是前面被张璁挤走的费宏，但费宏仅仅在任两个月就去世了。接任费宏的是内阁大学士李时，李时是弘治朝的首辅，从翰林院到部院，再到内阁，李时走了明代大多数内阁大学士所走的道路。跟夏言一样，李时也善于逢迎，此时内阁主要是李时与夏言两人主政，李时虽然位列首辅，但他干不过强势的夏言，好在李时有为官的涵养，他不跟夏言争。嘉靖十七年（1538年），这对于嘉靖一朝来说是个新阶段，在这年李时死去，夏言成为首辅，从此嘉靖朝在政治上结束了前期那种惊心动魄的激烈斗争，转而进入平稳而内耗期。
事实表明夏言跟张璁一样也是个令嘉靖不能省心的人。张璁的跋扈来源于他的执着，夏言的跋扈来源于他的无知，也许只有严嵩才是皇帝最需要的那个人。夏言一旦当起首辅，便很快飘飘然起来，自己干倒张璁、桂萼，而李时又那么惧惮自己，看来皇上最需要的人还是我啊！
夏言的确是一个很跋扈的人，谄媚和恭顺的人一旦掌权后，则会表现出专制和跋扈的一面，因为任何人都是有个性的，当他必须收敛这种个性的时候，他一定会在适当的时机爆发出来，所以作为领导人千万不要让你的下属无条件服从你。夏言容不得不同的意见，容不得反对他的人存在，他张狂而傲慢，即使在皇帝面前他也毫不吝啬的流露出他的这种傲慢，当皇帝发现所用非人后，便将礼部尚书严嵩调入内阁，用以制衡夏言。
从嘉靖十七年（1538年）到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这十年是夏言与严嵩内斗的十年，对于皇帝来说却是美好的十年，他饶有兴趣的看着两人斗来斗去，他感到很省心，他感到群臣是那么容易就被控制在手里。
严嵩是江西分宜人，跟夏言属于同乡，看来大明朝的官场大半个时间都由江西人掌控，在江西这个人多地狭，科举之风盛行的地方，人人拚科场已经是平常事。
严嵩出身寒儒家庭，自小聪颖，弘治十一年，18岁那年中举人，25岁中进士，正德二年授翰林院编修。作为二甲进士，又进入翰林院，严嵩的前途看起来十分灿烂。但恰在此时刘瑾掌权，他所重用的吏部尚书焦芳排斥南方人，严嵩在这场政治风波中也不能避免，他回到家乡呆了八年，这八年的时光他并没有白白浪费，他埋头读书，并练的一手好字。严嵩复职后在南京翰林院供职，嘉靖登基后，他又由南京前往北京任国子监祭酒。这段时期，严嵩一直是默默无闻，没有什么大的表现，他在南京期间也正是张璁在南京期间，他并没有参与到大礼仪之争中去，从此可见此人本性平凡，并无积极争世之精神，只是命运推着他往前走，大约也正是这种性格才使得他能够赢在最后。
嘉靖七年，严嵩任礼部右侍郎，通常人们认为这是他谄媚的开始，之前的升迁大约便是由于自身的才华与谨慎。在这一年，皇帝派严嵩去湖广安陆州更改兴献王碑文，严嵩在奏书中捏造祥瑞，皇帝大为欢喜。
嘉靖七年还只是处于整场大议礼的初级阶段，严嵩没必要必须要附和嘉靖，但他附和了，这说明严嵩的思想已经转变，他已经不是以前那个与世无争，埋头做学问的严嵩了，即使自己心中有一百个不乐意，也必须如此，因为你要生存。面对那个虚伪的皇帝，如果你想在官场上有所作为只有将自己的个性泯灭掉。
严嵩的这番奏书给自己的仕途打开了局面，皇帝将他放到南京担任礼部尚书、吏部尚书，后又担任北京礼部尚书，由于正处于议礼阶段，礼部无疑是位列中枢。嘉靖十五年，皇帝要求将兴献王的牌位移入太庙，遭到了群臣的抵制，严嵩首先附议，此举被历史学家认为是严嵩的第二次谄媚。
如果按资历来讲，夏言应该是严嵩的学生，但严嵩对他的这位学生辈十分恭敬，夏严倒是很受用，他认为自己身为首辅理应受到尊敬。一次严嵩请客，夏言故意不到场，严嵩对着夏言的空位拜了许久，夏言听说后便对严嵩放松了警惕。实际上，严嵩的这种矫情的行为稍微有点阅历的人都会看出来，可是官宦人家出身的夏言，人生太过顺畅的夏言根本玩不过严嵩。但这些都被嘉靖看在眼里，他知道严嵩是什么样的人，他也看不起这样的人，但他需要这样的人。
严嵩整人的方式很高明，他不明着整，但他可以设计陷阱让你进入彀中，杀人于无形之中。嘉靖十八年（1539年）皇帝南巡至自己的故乡，他视察了父王的陵墓，并对陵墓进行了扩建，虽然他将父王的牌位移入太庙，但他并没有将父王的灵柩移入十三陵，这位皇帝需要的只是一个向父亲表达孝心的名份而已。望着熟悉的故土、南方的山川，心力交瘁的皇帝似乎觉得在这个地方终老也不错，但历史将他推上了那个舞台，他只有义无反顾的走下去。
拜谒完了兴献王的陵墓后，严嵩建议群臣上贺表，而夏言建议回京后再上，皇帝开始不悦，严嵩敏锐的捕捉到了这一点，他立即拜伏在地再次请群臣上贺表，嘉靖随即借坡下驴，令群臣上贺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