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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国长期实行统一分配的就业制度，造成一些人就业观念的滞后，在就业问题上的依赖心理，对就业稳定，低风险比较适应，择业竞争意识较弱。长期养成的“终身制”、“铁饭碗”等思想观念，致使许多人不寻求其他非国有企业的岗位，宁可失业也不愿自谋职业或到一些小型企业工作，仍把希望寄托在国企上。另外还有一些人择业过程中期望值过高，对就业条件要求苛刻，如要求工作轻松、职业固定、工作时间适宜、报酬优厚，交通方便等等，对一些工作艰苦、条件较差的岗位即使报酬较高也不问津，使这些人就业机会降低。当然，反映就业就业观念滞后的问题远不止这些。
可见，大部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依旧相当保守落后。面对突然而来的高校大肆扩招，墨守成规的人难以在短时间内适应。很少人能自觉接受并就读技工学校，更不要说去当技工。这种不正确的看法是一种歧视，造成技工长期以来对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
一贯以来，国人的“官本位”意识，让很多家长对“身穿蓝色制服，整天手脏、脸脏同机器打交道的技术工人”“闻风丧胆”，他们认为，只有没出息的人才会做技工。因此，他们不顾孩子的喜好、情况，为孩子提前设计好一条人生康庄大道：上大学——进机关——混上一官半职。这些孩子在家长的长期熏陶下，也开始潜移默化地排斥技术工人。看看下面的一个例子，便可知道，如今依旧有许多人持有这种落后的观念。
2003年7月25日，《华商报》以“北大才子街头卖肉”为题报道了38岁的陆步轩当年以陕西省长安县文科状元的好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如今却靠开一家肉店度日的情况，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一些人之所以对“北大才子街头卖肉”接受不了，难以认可，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人才错位现象。在他们心中，北大毕业生就是人才的代名词，而卖肉则是一种市民去干就屈才、民工去干正合适的粗活、俗活、贱活。那种把北大毕业生一律视为人才甚至是高才的观点，是先入为主的、片面的、一相情愿的，这种静止地看问题的观点不符合唯物辨证法的原理，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考入北大，只能证明他十年寒窗的成功和辉煌。同时，也意味着他比同龄人拥有成为人才更好的环境、更多的机遇和更大的可能，从北大毕业只是完成了成才的第一步。社会实践中通常把人才界定为三大类，即党政领导人才、企业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洛杉矶市的大华超市连锁店，卖肉师傅有不少出自比北大更知名的高校。“北大才子街头卖肉”，群众需要、群众放心，又来为他赚来养家糊口的费用，也为他调整心态，适应社会、反省自己提供了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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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进入工业化和现代化以及加入WTO以后催生的大量工作机会也需要大量有各种专门技术优势的人才，他们通过职业教育来培养，而这些具有专门职业技术的人才，其作用是高学历人才代替不了的。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很大。
前些日子，一位自国外游学归来的学者说，与国内许多人士的观点相悖，在国外，人才的定义并非指的是高学历人士，在子女的教育中，孩子想成为火车司机、汽车修理工的理想都受到尊重，而国民对于教育认识的误区目前也影响到了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工业化等等较为深远的层面。现在，广东省内对技术工人以及高职人才的需求也正说明了这些问题。
目前，在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政府对职业技术教育非常重视，其政府导向决定高初中毕业生对职业教育的选择。1999年，世界首富国家瑞士的职业技术教育比例高达85%，其绝大多数学生在九年义务教育结束后选择接受职业技术教育，只有15%左右的毕业生选择进入高中再进入大学。而德国的职教比例是60%，美国的职教比例是50%。在国外，不但不存在歧视技工现象，而且还很重视技工。听说过没有，英国大学生放弃白领工作而去当技工?
由于近一年来，英国就业形势日趋紧张，而与此同时，英国的技术工种却出现严重短缺的现象，其丰厚的收入前景使得众多白领人士和大学高才生趋之若骛。2003年1月，英国著名学府牛津大学的一名女毕业生竟放弃了伦敦金融城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加入到水暖工的行列。这名牛津女大学生名叫尼科拉·吉利森，当时27岁，1997年毕业于牛津大学，获法语专业学士学位的。尼科拉·吉利森在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普华永道从事信息产业咨询业务4年后，她却决定再次回到学校，接受水暖工的培训。她说：“我在高度紧张的工作环境下工作4年，每天都超负荷运转。我以前曾想找一份衣冠楚楚、收入可观的职业，不过要是穿着连衫裤工作服也能赚不少钱，我同样感到满意。”
若要国人也有这样高的思想觉悟，或许要经过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的努力。只有毕业的学员获得了较好的发展和收益，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和经济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市场机遇，国民对职业教育才会开始逐步认识和重视。一些政府管理部门的领导坦诚相告，市场的巨大缺口也正迫使相关部门不断加深对之的认识，任重而道远，不仅在于职业教育的管理和市场化，而多方位的宣传也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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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改变目前这种歧视技工的现状，宣传是必不可少的，而落实技工的福利待遇才是关键。在职技术工人，赶上效益好的企业还能爱岗敬业。而维持生存的一些国有企业，在住房、医疗等各种福利上的优势已丧失，工人在职业技术培训被取消，收入几年不见增加，技师几年不评聘，并且随时可能因企业经营不景气而下岗失业，这使众多在职技术工人感到钻研技术无前途可奔。而社会上几乎没有家长愿意和支持子女到企业当蓝领，高级蓝领短缺形成了恶性循环的局面。
其实，知识分子固然重要，但人们也不能忽略了技工，他们在生产实践中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来自酒泉卫星发射基地的消息说，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火箭发射曾出现几次失败，原来是发动机的焊接点承受不了上天后的高压，而最终解决这个问题关键的是一名技师，从而保证了卫星成功上天。为此基地的专家学者们感言：“科学家设计得再好，工人的制造跟不上，设计则只能是个梦!”据中科院人士披露，我国正负对撞机在突破世界级尖端技术中，技师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原来研制世界最大的谱仪线圈另许多科研单位束手无策，一家企业的工人技师大胆创新，提出了制造工艺方案，并很快在短期内制作成功。
一家国有大型企业一台数控机床出了故障，几名高级工程师拿着书籍，对照图纸查找了几天，也没有解决问题，企业生产被迫中断。这时有人将动力车间的一名技师推荐了出来，他上前一问、一看、一听、一摸、一查，没出半日，事故就被排除了。后来他多次将企业出了故障的数控设备化险为夷，因而名声越来越大，被企业破格安排到技术中心，专门与几名高级工程师一道负责企业的数控机床维修工作。尽管他的作用并不比工程师差，有时甚至更出色，但由于他是工人，高级工程师的奖金系数书1.3，而他只拿0.7，月收入也只有高工的一半，这就是身份的差别。
现实当中，人们往往把具有高学历、获得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取得科研成果的人称为专家，看作人才，称他们是代表先进生产力前进方向的中流砥柱。但是，在他们的科技成果变成现实时，渗透着大量技术工人的创造性劳动，凝聚着技术工人的智慧与汗水，反映着技术工人娴熟的技能。在成果与荣誉面前，技术工人大多充当了幕后英雄。不过，问题的关键是，现实当中人才的定位，往往把技术工人放在门外。或者提起来重要，排起队来次要，使用起来需要他们加班加点奉献智慧力量，而盘点功名时则往往把他们忽略或者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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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但真正树立起“技术工人就是人才”的观念，却非轻松的话题。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不提出，“十五”期间，我国职工队伍的高级技能人才应占工人总数的20%，并且针对高级工只有5%，技师只占1%，高级技师只有0.1%这种现状。要想使我国与全球制造业大国地位相称，要想使“中国制造”真正拿世界“金牌”，既任重道远，又必须引起全社会对高级蓝领的高度重视!
近两年，花高薪找高级技工竟然比找研究生难。在高级蓝领短缺呼声越来越高之时，人们的思考也愈加沉重。事实上各种职业技术学校生源素质下降，国企对技术工人放松在职培训，高级蓝领待遇偏低，无人愿意当工人，是导致技术工人断档的直接原因。一句话，根源在于我们的社会，还没有把技术工人也当作人才来看待和使用。近几年，在社会转型机制转轨的特殊时期，尤其是工人在为改革垫付巨大成本时，他们的社会声誉和地位，并没有得到相相应的尊重，高级蓝领的劳动价值也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
一度雀跃的“30万 请高级技工”现象，说明了“社会的不理智”，当发现急需某方面的人才时，立即想到的就是简单的“金钱策略”，如果国家能早一点认识到技工人才之于未来社会的重要性，如果广大企业能重视对技工人才的培养，如果人们对“技工”的认识不存在那么深的偏见……那么，2002年，或者2003年、2004年，人才市场或许就不会出现这么一道“奇异风景线”—— 技工身价“跨越”大学本科生、甚至研究生。直到最近，中国人才市场才出现了一种新概念：由原来的高学历、高职称就是人才，转向“有需要才是人才”。
但用人单位在中高级技工在认识上依旧有误区，他们所招聘的技工大都是在车间的一般操作工人：年轻、有文化。用人单位要求应聘的技工有大专以上学历，会电脑，有中高级证书。他们不知道或根本不理会，高级技工不是一年两年就能速成的，有的技工至少也要有10年以上的工作经验，一般都有几十年的工作经验，本来有10年以上的工作经验的高级技工就特别稀少，而对这些年龄大多超过40岁的人来说，又有多少人能掌握先进的操作技术?可想而知，实际意义的高级技工是少到哪种程度。可见，盲目追求大学生拿“双证”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要么有学历，要么有过硬的技术。可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