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创可贴把我的耳饰包了起来，这一假惺惺的掩饰之举无疑徒劳无益。G夫人当然如我希望的那样注意到了，她把我拉出教室质问我。
“阿加西先生，耳朵上的创可贴怎么回事？”
“我耳朵受伤了。”
“你伤到你—？太可笑了。把那个创可贴撕下来。”
我撕掉了创可贴。她看到了耳钉，然后猛地吸了一口气。
“阿加西先生，布雷登顿学校不允许戴耳饰。下次我再见到你的时候，我希望你耳朵上不再会有创可贴和耳钉。”
到第一学期期末为止，我几乎所有的科目都不及格，除了英语。我在文学尤其是诗歌方面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天赋，背诵名诗、创作诗歌，这对我来说都非常轻松。一次，老师要求我们写一首关于日常生活的诗，我自豪地把我的诗作放在了老师的讲桌上，她很喜欢，并在课堂上大声诵读。随后，其他一些孩子让我也替他们写几首诗，以完成这项作业。我在巴士上就迅速地完成了他们的作业，不成问题。下课后，老师把我单独留下，说我真的很有天赋。我开心地笑了。我想要发挥发挥这种天赋去从事相关事业，这与尼克说我很有天赋迥然不同。和老师谈完后我想象着去做一些网球之外的事情—一些我自己选择的事情—将会如何。
然后，我开始上下一堂课—数学，之前的美梦在代数方程式的重重阴云中夭折了。我真不是当学者的料。数学老师的声音听起来像从几英里远的地方传过来的。下一堂法语课，更糟糕，我变得非常愚蠢。我转学西班牙语，在这里，我则变得极为愚蠢。实际上，我认为西班牙语可能会使我折寿，它无聊至极、混乱不堪，我最终可能会因此猝死在椅子上。有一天他们会发现我蜷缩在椅子里，魂归西天了。
渐渐地，上学对我来说不仅仅只是艰难而已，它已然对我造成了身体上的伤害。抢乘巴士的那种焦虑感，长达26分钟的路程，与G夫人和G博士不可避免的冲突，使我真的生病了。
我最恐惧的就是此刻，白天的这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被视做失败者，一个学业上的失败者。这种恐惧如此强烈，以至于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甚至都不那么厌恶波利泰尼学校了。我开始向往起那些训练，甚至那些压力巨大的比赛，因为至少我不用上学了。
感谢一项特别重大的网球赛事，我躲过了布雷登顿学校一次重要的历史考试。当然，即使参加，我肯定也不会及格，因此我当时非常庆幸，庆幸自己通过斩杀对手就躲过了一颗致命的子弹。但是当我返校上课后，老师竟然说我得进行补考。
不公平。我一个人灰溜溜地前往办公室参加补考。在路上，我躲进了一个黑暗的角落，准备了一份小抄，藏在了口袋里。
在办公室里，除了我还有一个学生—一个红头发的女孩，她那张胖嘟嘟的脸上满是汗水。
我走进办公室时，她眼睛眨都没眨一下。对于我的出现，她毫无反应—她似乎已经处于昏迷状态了。我迅速地答完题，答案当然是从小抄纸条上抄来的。突然，我感到一双眼睛在盯着我。我抬起头，发现那个红发女孩已经从昏迷中清醒过来，正盯着我。她合上了试卷，然后慢慢地走了出去。在她出去之后，我迅速地把纸条塞进了我内裤的裤裆处，然后又从我的笔记本上撕了一张纸，模仿一个女孩的笔迹写道：我觉得你很可爱，给我打电话！我把这张纸放在了我的前兜里，这时，G夫人冲了进来。
“把笔放下。”她说道。
“怎么了，G夫人？”
“你是在作弊吗？”
“作什么弊啊？这个吗？我如果作弊的话，也不会选这门考试，我可是把这些历史人物和事件记得滚瓜烂熟了。”
“把你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
我掏出了几枚硬币、一包口香糖以及一张来自那位我虚构出来的仰慕者的纸条。G夫人拿起纸条，然后低声读了出来。
我说：“我正在考虑该如何回复她呢，有什么建议吗？”
她瞪了我一眼，然后阴沉着脸走了出去。我通过了考试，并把它看做一场道德上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