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昆仑山的探玉之行最终以失败告终。
回到和田的时候，夜已深，路灯以及桥两边的房屋留给和田这个城市模糊不清的影子，在一阵风传递过来的烟雾中越加灰暗，不真实。
古走在和田的大街上，一种异乡的生疏感在加深他旅途中的倦意，他微黑的皮肤在不易觉察中隐隐升温，又长又油腻的头发由于脏而变得沉甸甸的，耷拉在额角，就像是一块破毡子，有些地方还露出结着污痂的头皮。
而那件灰绿色的棉布衬衫泛出了一层锈色，那是汗水一再濡湿后又被身上的体温烘干的缘故。
最后，他靠在桥头一家卖清真小吃的店铺门框上，他的手所触及的玻璃上写着“馕”、“烤包子”、“缸子肉”、“羊肉汤”之类的字样。
门紧闭着，透过油腻脏污的玻璃，店铺里的微弱光线打在他的脸上，隐约还能闻到孜然的香气，他像一头拒绝离开畜栏的牲口，心一下子热了起来。
也许，他生来就属于这个新疆地图上最南端的戈壁沙漠，哪怕他曾在别的城市生活过，但他依旧会重新回到这个已经打烊的灰蒙蒙的旧日世界中。
那始终是一个他从未曾到达过的地方。
半明半暗的光线中，一切都显得很陌生：暴雨在昆仑山的彻夜轰鸣，白水河的水闪出微光，凌晨的云团像灰色的巨大幽灵——这一切，要比他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神秘得多，模糊得多。
他明白了，无论自己现在做什么，过去的另一种生活永远慰藉着他。
回到了和田的住所，古感到身心疲惫，好像有好几只巨大而有力的手毫无怜悯地挤压他的背，一种说不出的酸痛刺在腰间。
他一身疲惫，回到屋子里，衣服也没脱，竭力抵挡住汹涌的思绪，把头埋进枕头，睡着了。这天晚上，他睡得格外好，浓黑的睡眠，像在出生之前，像在死亡之后。红柳苇子的棚屋像宫殿，而身子底下的木板就像一张天堂的床。
古在和田的生活，好像又和从前一样了。
不过，和田对于他来说，仍是一座想象中的城市，他对此有一种秘密的热爱。那里的街道、集市以及狭长的白水河——
这些，都是他不曾了解的一个陌生的世界。
可是古，很长的一段时间以来，他听不懂这个城市的方言，或者说，是维吾尔族人的话让他常常感到为难。他们，又是他们，一群群地，在脏污的小饭馆的餐桌旁，在巴扎的树阴底下，在河坝子上，一个个的，是多么地喜欢扎堆说笑话，说起笑话来青筋暴起，眼睛充血，鼻子发亮，然后是一阵没有来头的，突然爆发出来的笑声。可是古丝毫也无法领会。他荒草丛生地站在那里，认真地看着他们每一个人的嘴，让人觉得，他在好脾气地为自己的这些个笑话捧场。
在南疆和田，尘土永远在不同的季节里落下，永远在路上飞扬，有时是春天，有时是秋天，它坚持至久，融化一切。
窄窄的巴扎两旁，是一间又一间的泥土房屋，巴扎上人来人往，到处都是维吾尔族人。他们在人群中或急或缓地朝各自的方向推挤着，他们每一个人走路的姿势好像都不一样，各自在人声嘈杂中孤身独立，就好像身在众人之间却永远是孑然自处。
古走在这里，由于数月来长久的疲倦，使他觉得自己有如衣服一样飘在喧闹的人群中。
一到巴扎天，人们从乡下赶来，驴车被挤在了路边上，把路塞得满满的，一脸脏污的小男孩把刺猬毛一样的脑袋从窗子里伸出来，好像还在辛酸、疲惫地欢笑着，迈着慢腾腾的步子，垂着眼皮没一点精神。从于田县的车上下来了几个小伙子，他们整天形影不离，都是一副懒洋洋的样子，嘴唇半开半闭的，露出一种嘲讽似的笑容。
在这样的巴扎天里，哪有斗鸡和贩卖玉石的黑市，他们就会出现在哪里。
巴扎上，小贩们闹哄哄地叫卖着货物，女人的头上松松垮垮地包着头巾，斜插着一顶黑色镶金丝的小帽子，她们的裙子也很宽松，而且有一个不同的名字：艾特莱丝。这几个奇怪的音节似乎是一口气呼出来的，而不是说出来的。他边走边看，额头上渗出了一层细汗。这时，一阵模糊的音乐引起了他的注意。
起初，他不知道这音乐从哪儿来，好像是从清真寺的回廊传出来的，声音遥远，犹如耳语，和维吾尔族人的祷告声交织在了一起。就像那天，他一边在玉石巴扎的路口边等车，一边看穿梭在铺天盖地的各种摊子上的人流，他们就好像永远也不知疲倦似的。
在玉石巴扎上，古遇到一位卖山玉的维吾尔族人。这个卖玉的男人叫木拉提。他来自昆仑山海拔两千多米的喀什卡什乡，汉语的意思就是“玉石之乡”，当地人习惯叫它“火箭公社”，大概是说它所居的位置很高很高的吧。
木拉提每个星期四上午从家里出发，身上背着几十公斤重的几块山玉，裹上两个干馕。玉石料的密度大，背在身上很沉，这让他看起来像微微躬身的老虾米。每次下山，他都要翻越一座海拔近三千米的山，这些路几乎垂直地开凿在悬崖上，他必须走一步是一步，一步都不能打滑。他一侧身，手就能伸到裹着岩石的云朵中去。
下了山就坐上班车，刚好就可以赶上每周两天的玉石巴扎。吃完馕饼，在巴扎上找好一个位置安定下来，趴在放玉石的编织袋上睡一会儿。没多久，集市上的人声鼎沸吵醒了他，玉石巴扎已经开张了。他抹去眼角的眼屎，把几块“山流水”摆放好， 等待买主。
到了下午，他的 “山流水”才卖掉了一块：八十元。有巴掌大小。集市就要散了，他去马路对面的“卡瓦”摊上吃了两块“烤卡瓦”，又吃了一份拌面。看看天色，要回去了，下星期再来。他笑了笑，打了几个饱嗝，齿间还留有没剔除干净的“卡瓦”杂质，站在冒着热气的“卡瓦”摊位旁，他同意古给他拍个照。
他把古给他照相看做是对他本人的一种接纳。
在一间小吃店的门前，一个头发蓬乱的少年盯着古好半天了。待他走近，突然把一只手伸向古，摊开一把小石子儿。可能在手里攥的时间长了，不干不净，个个油腻得很。
“玉石。好得很。便宜卖了。”
在和田，这恐怕是最小的生意了。
那些孩子称这些石头是玉石。
这些“玉石”大多没啥好成色，真假难辨，大都如纽扣、杏核般大小。他们缠着你，但不讨厌，因为这些孩子不贪婪。对他们来讲，一颗圆润洁白的小石头的后面就是一把糖果、几本作业练习簿、几串红柳烤肉而已，他们只是在玩这件事情，以它为乐趣，活着，度过童年时代而已。
这个少年的另一只手，在臂膀这里就断掉了。也许是砍的，也许是烧的。不管是怎么断的，都要愈合。长到后来就圆滑了，不觉得缺损。他摇了摇臂膀，好像是在向古炫耀自己的断裂和枯萎，还有手指与手掌的不知所终。
古别过头去，快速地走开了。
2
秋天降临了。蜜蜂热烈而自信的嗡嗡声已经平息，和田夏末的空气凉爽了下来，空气里有一股浇过水的泥土的味道，一阵微风像熟睡的小牛的气息温暖轻柔地在林间低语，好像是在给河滩边林子里成熟落下的果子降温。它们有的在树上，有的落在地上，散发出腐败的芳香，像是在打着嗝儿喷出一股软热的汁水。
我的邻居亚力克家的第四个孩子艾布要在这个周五进行“割礼”了。亚力克早早请来了割礼师。这个长着长长的如同马脸一样面孔的老头儿我认得。那么老了，却是我们这里第一个穿上汉族男人才穿的夹克衫，戴上了鸭舌帽的人。
这天，八岁的艾布的“割礼仪式”进行得很热闹。割礼师把割下的包皮一下子扔到了自家的房顶上，人群中响起一阵欢呼声。割礼属异教风俗，而古作为一个汉族人，是无法融入到这个仪式中去的。小小的艾布坐在花毯上，他的嘴大张着，被一个剥了皮的鸡蛋塞得满满的，看上去可怜又可笑。他东张西望地看着大人们相互拥抱，不停地劝酒，一个满嘴酒气的男人试图去抱地上的一个小孩，结果却被他尖细的小牙齿在胳膊上咬出了一排小牙印儿。
“总有一天，我会对你讲一讲割礼的经过。”亚力克拍了拍古的肩膀说。
古是一个外地的汉族人，读过很多年的书，会潜水，收藏了好多的古币还不算，又跟着一大群人来这里找什么玉石。可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玉石没找到，人却搞得日渐消瘦起来。他在和田待的时间长了，似乎忘记了自己到和田来干什么了。他说他的家里没什么人，只有一个弟弟。
说起弟弟，他的眼神变得柔和起来。古说，他和你差不多大呀——不，是要大好多岁。他和你不一样，他是个哑巴，但是能发出响声，能发出欢喜的、拒绝的、调皮的、不耐烦的、点头或者是摇头的声响。这种声音谁都听得懂，你也听得懂。
他看着我，又说了一句：“反正你不会听不懂的。”
恍惚觉得，他说的这个弟弟，会不会是我失散多年的小哥哥呢？不会的，时间不对，地点不对，小哥哥早夭多年，不会是他。
我咽下了诸多话语。
二弟和大狗总不在家。没了大狗和我整天眉来眼去的，我有时会感到寂寞，会想到我未曾谋面的小哥哥，他出生在一个很糟糕的年代。
老爹说，小哥哥活着的时候，每天从早到晚干的一件事就是哭泣。可大人们老是顾不上他，他是什么时候会说话的，家里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走路的，家里人也不知道。
老爹还说，小哥哥是 “三年自然灾害”里得伤寒病死的，死的时候才三岁。但老爹坚持说他是饿死的。
后来我才知道，在小哥哥患伤寒死去的那段日子里，老爹和二弟的关系极为紧张。老爹认定，小哥哥的死是二弟偷吃了小哥哥手中的最后一口粮——一块渗出霉斑的红薯。老爹还说了，二弟有一颗恶毒的心。二弟想让小哥哥早点死，这样就没人与他抢粮食了。
老爹的认定让二弟无比地委屈：“怎么会是我偷吃的呢？”
“我是他的哥哥，而且，那时我才五岁。”
二弟说。
二弟说其实在那天，老爹一大早就出门找吃的去了，说是到河滩边的树林里挖野菜，刮榆树皮。临走前，他看见小哥哥坐在破毡子上，张着空洞的嘴，样子一点不像个人，倒是像一个目光哀哀的小野兽。
老爹看不下去了，就从衣兜里掏出了一块渗出霉斑的红薯，递给了小哥哥。小哥哥握在手里，光看着，没吃。
老爹出门后，二弟偷偷溜进屋子，看两眼小哥哥，小哥哥也看着他，人越来越瘦小，干枯，头上渗着细细的汗，微闭着眼睛，手好像也握不住红薯了。二弟学着老爹的样子，把毛巾用水湿透，拧干，轻轻擦去小哥哥头上的汗。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眼睛不时地盯着小哥哥手中的红薯。等他给小哥哥擦完了汗 ，他自己的嘴巴里还在嚼着最后一口红薯，细细品咂着，好像还舍不得咽下去。
小哥哥身上的热气慢慢开始凉了，头歪向了一边。窗外却有着温热阳光，沾在院子里的一棵树上，它们的叶子边缘都裹着一层短短的绒毛，在风中微微起伏。二弟突然发现，老爹正站在他的身后，冷冷地注视着他的动作。
他哼了一声，抬起了他瘦而有力的腿，将二弟一脚踹出了门，一根倾斜在屋顶的短木桩恰好掉了下来。
二弟的腿疾就是这样落下的。
二弟忍受不了老爹刀子一样的目光，于是，他从那时起，躲开老爹，躲开他的目光。无论是在哪里。
哥哥，我的在三岁就死去的小哥哥，无形中成为了老爹和二弟之间的隔阂和肿瘤。近十几年的时光过去，他们之间冰冷的关系并没得到改善，反而更加坚硬如铁。
我比我短命的小哥哥小十九岁，我是在他死后多年才出生的。现在，除了老爹还记得他的模样外，没人还记得他别的什么。只是老爹有时在发呆的时候，会突然提到他：“你的小哥哥要是还活着……”
记忆留给我的印象就是，老爹和二弟之间是有仇恨的。表面上近而不亲，他有时在斜眼看着二弟的背影，目光里抽出了鞭子。
有一回，我看见老爹在二弟经过的院子门口，朝他扔过去一片不大不小的碎砖，刚好就砸中了二弟的大腿，里面传来老爹咳嗽一样的笑声。
二弟存在着就是为了与老爹对着干，争吵，继续他的无所事事、惹是生非的生活，直到老爹真的成了老爹。
在我家里，这真是一部丰富的斗争史啊。
在正常人里面，二弟算是残疾人。可二弟的跛脚不是你们所怀疑的遗传。他的个子一点都不高。他身体的残疾使他的气质增加了一点冷飕飕的感觉。他从小到大就穿着一身黑羔皮的夹袄，在他的有生之年，好像一直是这么个装束，连脏污的程度都完整地保持了下来。
他的黑色小羊羔皮帽永远压住眉毛，使他一双微陷的双眼置于阴影中，使你在看不清他的时候而他能看清你。
老爹对二弟毫无办法：“你这个造粪机器。”
老爹有事没事地就这么叫他。
长大了以后，我才知“造粪机器”说的是那些光吃饭不干活的寄生虫，是句骂人的话。可又有什么用呢？二弟，就这么坚定地当起了“造粪机器”。他像一条怯懦的虫子，一边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寄生生活，一边给老爹不停地找麻烦。
二弟是个瘸子，右腿比左腿长出一截。因而，左肩也比右肩倾斜了一截，左高右低的。一些小孩子总爱走在他的身后模仿他走路，还笑得要死。他也咧开嘴跟着笑，笑容里看不出苍也看不出凉。
我找不出一个词来描述它。也许，每个词都有各自的局限。他粗重的呼吸里有痰有石头有沙子，在人群里旁逸斜出得很。瘦小又窝囊，像个无椎动物一样叫人看了不舒服。
也因了这个残疾，他从没有上过学。他受不了自己残疾带来的嘲笑。
我也是。越大越受不了。他走路的时候，是那种用一只手撑住瘸腿才能走的样子，像划船。走啊走，划啊划。跑起来腿一拐一拐的，样子真是难看，看得我心里又酸楚又好笑。
因为家里一个跛子的存在，我的脸面总是要受到损害的。
好在他的残疾不会传播到人群，也不会污染空气，可是这体外的病，谁都看得出来。他早已被人分了类。
可是，自从二弟开始有了偷盗，还有制作假玉的“手艺”之后，他从骨到肉到皮都变了模样，变成一个心怀鬼胎的二弟了。
老爹偶尔也有快乐的时候。
有一天我准备出门。那天，老爹在院子里一边刮桑树皮，一边听我大声唱歌。老爹刮桑树皮的声音很细脆，刨刀下的枝屑一条条弯曲着，像花朵。老爹笑得很腼腆，很慈祥，让我以为好日子就是这个样子的。
可二弟的反应不冷不热，他在院子的另一角，用木槌在盆子里捣浆，骨节突起的手黑而脏污，他看我们俩的眼神是冰冷的，总是在一旁弄出很大的声响，干扰我和老爹之间的和谐相处。他身穿那件黑色旧袄，过大的领边袖口，好像身上到处都空空荡荡。
其实，二弟有时也会笑的，只不过没我笑得那么欢快。
那次——是为了什么事呢？我好像已记不得了。但那时我是一个多么爱笑的孩子，一笑就笑得喘不过气来。
可我与他们——老爹、二弟之间似乎总隔着一道跨不过去的隔阂，让人想倾诉却总也开不了口。每个人好似一个神秘的团体，靠着一种难以置信的悲哀紧紧相连。
我有时恨不得他们每一个人都消失，彻彻底底地消失。可是，这种念头总是一闪而过。我还那么小，小到还无法在这个世界上独自生活。
有时，我坐在门槛上，不知怎的就想起死去的母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