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的隐忍，漫长而短暂。
这三十年，对于人的一生来说是漫长的，在历史的长河中却是短暂的一瞬而已。
三十年的等待，终于让这些倍受压抑的人们，透出了一缕曙光。
这缕曙光，乍现于公元1976年。
1976年，注定在中国的历史上写下了重重的一笔。
中国三个主要领导人去世了，底层的人们私下里议论着：新皇帝登基，该大赦天下了。
盼望中的人们，很快迎来了1977年，这年对鲍家来说有两件事，是很值得庆贺的。
春天刚到，为加强党的基本路线教育，鹤城地委联合县社共1500人，组成了三级工作组进驻14个公社。
工作组进驻了聚体公社，每个生产队派驻了一名专职包队人员
八家于包队的是名未婚的女同志。
吃了近一个月派饭的她发现：队长派饭时，隔几天就要跳过一家。而从外表看，跳过的人家，无论是房子，还是院子都收拾的很干净，心中不免有些怀疑。同时在劳动中又发现，跳过的这些人家，无论男孩子，还是女孩子，各个干活都很卖力，从不多言多语，男孩长的英俊漂亮，女孩标致可爱。又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了解，包队的人又发现，这些家的孩子，干活休息的间隙，不太爱和吃过派饭的人家的人接触，只和柳家的老少较亲近。
包队的人很是纳闷。
某星期天，包队的人，准时的来到了大队开会。会议结束后，谈论起了包队的感受和各小队的各家的卫生和生活状况。
也许是这名女同志的阅历不够吧，她向大队书记提出了自己的疑惑：在八家于，为什么派饭时，总要把这几家老鲍家跳过去呢？这些人家的日子过的可是八家于最好的，无论大人孩子，男女老少，都很仁义，为什么生产队的人对他们都不理不睬的？为什么这几家只和姓柳的几家较亲近呢？
大队书记做了简单的解释：没给这些家派饭，是大队统一规定的，为了更好的贯彻执行“阶级斗争为纲”的政策方针，防止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书记刚解释完，包队的人说道：阶级斗争在农村还这么严重啊？在城里，成份可不像你们农村这样了。出身无法选择，但重在表现。连吃饭都要防止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这不是草木皆兵吗？是为防止党员干部被拉拢、腐化，要我们拒腐蚀永不粘，还是怕阶级敌人投毒？是前者的话，也许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要是后者的话，大可不必了吧？人哪有不惜命的？再说，我们工作组这些人，和这些人家远日无冤，近日无仇的，人家干嘛投毒啊？再说，为了便于工作组开展工作，要想了解这些人所谓的破坏活动的话，必须得接近接触这些人，才能及时的了解情况啊，这样才能真正起到监督作用，让这些阶级敌人时时刻刻处在人民的监视之下。
一番争论后，工作组的领导拍板决定：除了几家有结核病的和家中生活特别困难的，一律不看家庭出身，全都派饭。
几天后，又因为鲍广德家的房子较宽绰，包队的女同志住进了东边的那间房子。
工作组的举动，让人觉察到形势在慢慢的变化着。
冬天，传来了好消息，为解决人才断层的状况，中央决定恢复在文/革中中断了十年的高考制度。并且，又提出了“快出人才，出好人才”的口号，为调动各方面建设现代化的积极性，不论家庭出身如何，本着自愿的原则，人人都可以报名参加高考。
鲍家共有兄弟5人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的首次考试。尽管，是否能够考上，人生命运能否则出现新的转机还是个未知数，但毕竟允许家庭出身不好和有“历史问题”包袱的人参加考试了。
鲍家的人，上上下下、男男女女高兴得很。
正月末的某一天，从公社传来了消息：高考成绩发榜了，全公社共入围21人，这21个入围的人，家庭出身不好的共有8人，比例占三分之一强，这其中有海宁的两个胞兄：二哥鲍海岩，三哥鲍海坡。
消息迅速的在全公社传开了。
一些人议论着：“从前的成份论，压制了很多有才华、有能力的人，这回实行考试，看出来了，还是地主、富农家的孩子聪明啊，看来，以后就得年年考试了，这一考试，真老包，假老包，可就露馅了，以后的好事，只怕不会再是那些出身好的干了。”
全公社共有7人被上级学校录取，其中两人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子女。尽管某种原因，二哥和三哥未被录取。此事着实让人振奋。
当年，脱离农村，是广大的农村青年和城市知青最大的愿望，一些人甚至不惜动用各种关系和手段力图改变着自身的命运。
1978年，海坡又再次参加了高考，但毕竟在十年文/革中，受“知识无用论”的影响，基础不甚牢固，自己和家人又舍不得让他放下农活而专心到学校复习功课，仅是利用收工之余，找些书籍，漫无目的的复习。
海坡又一次榜上无名，但仍为自己争得了极大的赞誉：语文、政治这两科在全公社名列第一而再次在全公社引起轰动。摆脱农村的艰苦而原始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仍不见转机。
20世纪的中国，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世纪，尤其是20世纪的70年代的最后几年，历史必将永远铭记下这不平凡的年代。
为调动建设现代化的积极性，中/共开始了大力拨乱反正的工作。
1978年，注定要在中国的历史上写下浓重的一笔，这一年可谓好事连连！
9月17日，中/共中央批发了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呈报的《贯彻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同时指出，对过去错划为右派的人要做好平反改正工作。
鲍广德，激动得多天没有睡好，脸上不时露出久违的、发自内心的笑容。此时鲍广德真可谓辗转反侧，寝食难安。
12月的某一天，有线广播里传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一封终于发出的信》，闭塞的农村惊呆了。
人们还没有在惊讶中回过神来的时候，12月18日到22日，中/共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经济建设上来”的决策。会上又提出，要认真反思历史，完成拨乱反正的任务，对各种冤假错案平反的决定。
带着喜悦，国人迎来了1979年的新年。
新年的喜庆尚未散尽，更让人高兴的事接踵而至。
1979年1月11日，农历腊月13，过大年的味道已越来越浓，在人们准备快快乐乐过大年的时候，有线广播里又传来了中央发出的《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
消息传来，地富子弟们欢喜若狂，年长者更是喜极而泣。
此种大环境下，欢乐写在了鲍家每个人的脸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