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哥因工作出色,不久担任了流水信用社的出纳员,业务竞赛中又成了省区县行业务骨干,县行发出了向三哥学习的号召。又不到两年,三哥被调到了永久镇的信用社,担任会计工作,工作上可谓春风得意。
人的思想,总是随着时间、地点、职业、职务、学识、阅历的改变而改变的。
上班后,三哥就对自己的婚姻不满意了,多次对父母说起悔婚的事,后悔自己年龄那么小就定婚了,并且这定婚的时间仅仅是早了半年,自己就由社员转变成了信用社的职工。当时,人们普遍把固定工作看的特别的重,许多人为了脱离农门,甚至不惜托人找关系,到一些单位干临时工,以期望有一天,能有转正的机会。
回家时,三哥不到女方家去看对象了。
女方家早已经看出了三哥的想法,一有时间就到家里来催促父母给三哥完婚。
三哥铁心是要悔婚了,几次和父母谈到婚事时,都闹的半红脸,家族中的人也持反对意思。
三哥悔婚的理由很简单,对象没工作,容貌又不好,并且还不太会来事,两人不般配,对自己的工作也没什么帮助。
家里和族人反对三哥悔婚的理由也很简单:人不能丧了良心,人家在我们家成份不好的时候,没有嫌弃我们,只要是正经过日子的就行了,这人长的丑与俊,无所谓,不会来事,慢慢的训导就是了,没有正式工作,也许更好,下班到家就能吃上现成的饭,家里的活儿,女人白天没事的时候,利用空闲的时间就做了等等。
其实,这些都是托辞,在我的记忆中,父母和家族的人最大的顾虑,就是我在前面一开始时就提到的,“在八家于这个村子有四大姓”中第四大姓的陶家。三哥对象的爷爷,当年是胡子出身,在胡子里面是“看香火头儿”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打更的。那时的计时工具极端匮乏,而胡子走到哪,又不能大张旗鼓的吵吵嚷嚷的安营扎寨,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必须得留几个人站岗放哨,并且往往会按距离的远近不同,同时放出多个岗哨,以防让人发觉坏了他们的事,更怕被发现后报到官府,抄了他们的窝儿。于是,这计时就采用原始的烧香的办法,每烧完一炷香后,就换一班岗,这“看香火头儿”的人,有时还根据香火来判断吉凶。此人在胡子堆里,也是得有一定“威信”的人才能谋到这一角色。
胡子里面,等级森严,否则难以维持。这“看香火头”的人,在小绺子里,基本就是“二柜”了,如果下面的小喽啰和他的关系不太好,或者他看不上哪个小喽啰,这人就要倒霉了,他会利用手中仅有的这点权力,给你安排下半夜站岗放哨的,即使在大绺子里面,也是很体面的差事。
陶家是胡子的根,三个儿子,心眼儿都长的不那么正。在家里,这哥三个的关系很是生疏,尽管各过各的日子,但经常动手打架,用东北土话说:他们家的人生性。
陶家,在村子里又是有名的“护犊子”。有时小孩子在一起玩,他家的孩子被人碰了一下,陶家的人不管是不是自己孩子的错,都要找别人家的孩子算账去,如果是当时赶上了,那个孩子就要挨打了。
家族中的人,怕三哥把婚事退了后,陶家的人干出一些极端的事情来,虽说陶家不能去杀人,但还是怕他们祸害家里的其它东西,如向猪圈投毒,夏天拔地里的青苗,放火烧家里的柴火垛,甚至是住的房子。
总之,一旦退婚,就得天天提防陶家的人,父母及在村子里住的大哥二哥的日子肯定不能太好过,人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后来,为了达到不让三哥退婚的目的,母亲竟然以死来要挟三哥。最后,为了父母的脸面和家族中的人能得到一个“不丧良心”的好名,三哥不得不结婚了。
尽管三哥对婚事不满意,但并没影响三哥的工作业绩,26岁那年,三哥由永久信用社的会计,直接提拨为光明乡的信用社主任,是当时全县最年青的农村信用社主任,并且是全县第一个直接由会计提拔为正主任的,同时,三哥被县行评为省级金融红旗手。
常言说:愈是顺境,愈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由于年青,工作单位又在农村,三哥接触的人相对档次不高。平心而论,不是本人对农村人有偏见,20世纪80年代后,农村已经全部分田到户,许多人家往往资金不足,各种物资,不是缺这就是少那。于是,一些人便通过各种关系找三哥办事,免不了吃吃喝喝的事,同时关系处得相对近的人时常送些日常用品,无外乎夏天送点青菜、瓜果、鸡蛋之类,秋天时,送些小米、黄米、杂粮、粉条,冬天时,送个小鸡和玉米穰子等。尽管是些不太值钱的东西,但日子过的却很滋润。这些人见到三哥,毕恭毕敬的,再加上三哥天生就爱看书,又善于讲故事,于是,在他的身边自然的聚拢了一群狐朋狗友,其中也不乏死党,素质较高的人又很少,结果,三哥成了这群鸡里的鹤。天长日久,三哥在和这些人的接触中也沾染上了一些不良的习气,尤其是酒后误事,给日后的工作带来了不良的影响。
父亲平反了,按政策,未成家的子女的粮食关系变成了当年人人羡慕的商品粮。但,父亲在填写申报表格时,没有把二哥的报上。
粮食关系还没有批回来,公社就来了招工指标。通过考试,三哥顺利的考上了县农行的下属部门——农村信用社,由此,父亲特别的后悔。
为了能在以后的招工中,有机会脱离农村劳动,父亲到县里的平反冤假错案办公室去找当时负责具体工作的人,可是找了多次,办事的人对父亲说:“你不是平反了吗?并且你家的孩子也安排了工作,还回来找什么?”
“当时填表时,以为有年龄的限制,所以才没有填。”
“不会吧?是因为变了商品粮,还给孩子安排了工作,才来找的吧?”
父亲也不回避自己的观点,回答道:“当着明人不说瞎话,多少有这层意思,孩子,今年都26岁了,还没定婚呢!只因出身不好,我又当了这么多年的右派,这才影响了孩子的婚姻。所以请您高抬贵手,多多帮忙了。”
父亲希望通过孩子还没结婚这事打动这个负责办事的人。但,这人是当时有名的“大倔子”,听父亲说二哥还没有定亲,也没有成家,不知为什么来了脾气,带着生气的语气说道:“你家孩子没有定婚,能怪着我吗?再说结没结婚,谁知道啊?我们又没时间去调查,说不准,是嫌弃以前的女人而离了呢?这离婚不也是没结婚吗?”
父亲当即反驳道:“孩子没结婚,就是没结婚,我撒谎干什么,实在不行,你们到公社调查好了!”
两人越说气越大,声音越来越高,事儿也就越来越谈不拢。后来,“王大倔子”说了句特别让父亲生气的话,“当了23年的右派,便宜你了,这一平反就落实政策,变商品粮,给孩子安排工作什么的,这些就行了呗,还倚老卖老来了,还要给另一个孩子也变商品粮,今天我就不给你办这个手续,看你能咋地!”
父亲知道再说也是枉然。
父亲来到了三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