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即伪满洲国康德九年，这一年的春节来得很晚，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惊蛰到来时，已是阳历的3月6日了，而这一天的阴历才是正月二十。
春节来的晚，过了春节，气温回暖的速度明显的加快了，过完惊蛰，正月还没有结束，父亲便带着行李，坐着三大爷赶着的大车到学校报到了。
学校草创，校舍自然成了最大的难题。这了能让这些首批录取的学生们能尽早的正常开学，伪土岭县政府，按照伪四平省意旨，在县城南关小学，也就是土岭县于清朝宣统二年，即1910年创办的第一所公立学校——县立南关小学堂，也就是今天的土岭县实验小学设立了四平省立土岭县国民高等学校。
因校舍紧张，第一批仅录取了50名学生。
为了让更多的学生尽快入学，土岭县举全县之力，在大力的修建新的校舍。
劳作终有成果。
一年的建设，换来了惊人的喜悦。
1943的暑假结束后，这所最初借用南关小学的四平省立土岭国民高等学校，终于在县城的西门里路北关帝庙，也就是后来土岭人熟悉的土岭粮库，现在的名都花园住宅小区的西侧建成了。
这是一座日式建筑，教室、宿舍均为青砖平房，为了便于开展各项活动，又建了平时供学生使用，县里有重大公共事务时供社会使用的砖瓦结构的礼堂。
是时，该校的课程设置有语文（满语）、作文、日语、数学、理化、农业常识、图画、音乐、国民道德、军事训练等。
新的学校，新的环境，新的学习内容，面对这全新的一切，父亲很快适应了这里的一切生活。
风华正茂的父亲，深知家中，为其供读的艰辛，愈加发奋地学习。
父亲没有音乐天赋，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音乐课上时常闹出许多笑话。结果，我们8个孩子也都遗传了父亲这方面的基因，没有一个人懂音乐，每每张口唱歌，下一句没有一次能和上句的调对上的。
当年，父亲所有的学业，除了音乐课外，其它的各门学科全是年级的前2名。
当时的校园里，在课间活动时，长长会出现这样的一幕，全校师生每当看到此情此景时，往往会不由自主地发出会心的一笑。
师生们看到的是：
每每在课间活动时，总有一个个子高高的，面色白晰，长方脸，身材笔挺，略显瘦弱，但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透着精明干练的学生身边，经常跟着一个个子不高，但胖胖的，挺大的脑袋，脸上泛着红光的学生。
这一高一矮，一胖一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两个人每到课间活动时，形影不离。
时间一长，即使其中某一人正在和同学们在一起高兴的说笑着，或在探讨什么问题时，只要另一人走过来，学生们便主动的让开一道缝儿，让这两个学生站在一起，而后放声的开心的哈哈大笑。
两人中，高个、瘦的，就是我的父亲鲍广德。
矮的、胖的是父亲的同班同学郑云海。
父亲是班级的班长，兼军事训练课的领队，也就是今天的体育委员。
郑云海则是班级的学习委员。
因为父亲是班长，郑云海是学习委员，两人又形影不离，于是班级的同学，便直接喊父亲“班头儿”，诙谐地称郑云海为“跟班儿”。
郑云海，家住土岭街，家境殷实，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尽管家中经济条件优越，但父母对其管教极其严格，自幼懂事的郑去海，在父母面前，从不侍宠而骄，绝无纨绔子弟的不良之习。更不因家境殷实而看不起农村来的同学，在班级的人缘也相当的好。
大凡家境殷实的人，喜欢助人的也多吧！
又因家住在本街，于是，一些家在农村的同学，有时有个应急的事要办，自然都找郑云海了。
家境好，吃穿自然不成问题，郑家的女孩多，男孩子少，因了这层关系，郑家的老太爷们对这个孩子更是呵护有加，每当家中有什么特别的好吃好用的东西，自然要比其他的姐妹们多，当然，懂事的姐妹们也从来不和这个弟弟或哥哥去争。
十五六岁的孩子正是身体发育的旺盛时期，男孩子本来的天性好动，这个小个子的郑云海又偏偏爱和父亲绞在一起。尽管个子不高，但在父亲的影响下，郑云海居然爱上了体育运动。
家里的经济条件好，吃得好，营养足，同时喜爱运动，自然吃的也比较多，结果，郑云海成了同学中的小胖子。
由此，当年的校园里出现了前文所说的让人快意的场景，用今天的话说，此二人成了校园里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两人的身高、体态，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许多人看到此场景，往往忍俊不禁。
一些人甚至善意地用日本话的表达方式与两人开着玩笑：高高地、矮矮地、胖胖地、瘦瘦地，每每听到同学或老师这样的话，两人总是报之一笑。
尽管如此，但两人学业比肩，难分伯仲。
人，无论做什么事情，一旦有了竞争对手，如果心态正常的话，正能量就会随之产生，人才有了比学赶帮超的坚强意志。
每当考试结束，老师和同学们会发现，这两个人，居然很少能一人独领风骚，由此，更激发了两人的强烈的学习欲望。
为了便于两人在一起切搓，有一段时间，家住街里的郑云海，竟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到学校住宿来了。
学生宿舍的条件极差。
两间房子一个宿舍，两北两铺大炕，大冬天，炕热的直烙人，可是露在外面的脑袋却冻得很，三九天，早晨起来，洗脸盆子都结成了冻；三伏天，却又焖热得让人简直喘不过气来，更可怕的是进得屋来，各种味道混合在一起，初来此处的人，呛得直捂鼻子。
随着校舍的修建完成，学生的班额也在扩大。
学校已由建校初的1个班发展到了4个班。
在班级排序及命名上，学校向伪满教育主管机构提议：动员全县智慧，班级命名要不失文雅而又不落俗套。
经过充分的酝酿，最后议定：为体现因材施教的原则，按学生的学习成绩编为颇有中国传统国学味道、中国文人喜欢的松梅兰竹的顺序排列。
康德十年，即1944年，学校又发展到5个班，班级的排序由松梅兰竹变成了松梅兰竹菊。
两人以优异的成绩，顺理成章的被编入了松班。
据土岭县的县志记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土岭县的中学教育的发展颇为曲折：
1927年，即中华民国16年，土岭县在县立第一小学附设初级中学，1个班，25名学生，学制3年，毕业两期后，因1931年“九一八”事变而停办。1932年，学校恢复，招生一个班，21名学生。1934年，又招收一个班，46名学生。7月改名为县立初级中学校。1939年，又改为县立农业补习科学校。1941年3月，伪四平省在县城南关小学设四平省立土岭国民高等学校。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土岭县土匪猖獗，处于无政府状态，学生无法上课，学校停办。
1948年秋，民主政府成立后，在原县公署院内，也就是今天的土岭一中设初中文化补习班，1950年3月，改初中补习班为土岭县初级中学校。从此土岭县的初规模逐步扩大，后来又陆续办起了高中。
伪四平省立土岭国民高等学校建立之时，正值时局动荡，由此师资成了最大的难题，截至1943年，土岭伪政权对师资队伍进行了“整顿”时，公立中学老师仅14人。
老师少，班额却在扩大，日本又于1941年12月，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为了保证战争需要，日本帝国主义变本加厉地推行“粮谷出荷”政策，制定《决战搜荷方案》，从1941年—1944年，全县每年有3500—6000万公斤粮食被日伪当局掠夺，占年产量的40—70％
此时的日本，为达到“以战养战”之目的，严禁粮食自由交易，取缔粮商。城镇居民吃粮统制限量“配给”。按户建有“配给粮台账”，标准和品种划等分级，在指定米面铺购买。日本官员及家属（包括朝鲜人）每人每月配给大米12公斤，伪县公署少数有权有势官吏及家属每人每月配给大米1—3公斤，一般职员和居民一律不配给大米、面粉。配给的粗粮量少、质次、价高，还时常中断，多数人家只得吃糠咽菜，忍饥挨饿。
物价狂涨，大量老师因营养不良而不能正常上班。
本来师资就十分短缺，又经常有老师病倒，学生们的上课自然成了最大的难题。
为了能保证学生正常上课，学校决定在学生中，推选成绩优秀者，在老师有病或有事不能正常授课时，担任授课任务。
学生推荐，老师选拔，学校把关，父亲和郑云海，当仁不让。
从此，两人便在还是学生的时候，便承担起了教师的责任，并且两人的讲课能力居然超过了某些老师。由此，两人在学业上可谓春风得意，声誉鹊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