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昭抡先生是曾昭燏的哥哥，提起此人来头大，他是我国现代化学界的大佬，当年的中央大学和北京大学化学系主任，中国化学学会会长。1949年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化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高等教育部副部长。
关于曾昭抡，有一段逸事总是让我觉得可疑。据说朱家骅当中央大学校长时，有一次开教授会议，看见有个人穿得很破烂，十分不屑地问你是谁。对方说我是化学系的，朱板着脸说，好吧，回去叫你们系主任来开会，结果那人扭头就走，第二天递了一份辞职报告，原来这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曾昭抡。
我不相信这段子的理由有二。第一，朱家骅绝非平常之辈，不说别的，能当中统的特务头子，眼神就不该这么拙。很多年轻人已不知道中统怎么回事，我们小时候看电影，都知道国民党最厉害的狠角色，就是中统和军统。第二，曾昭抡的家世如此显赫，别人提起了，如数家珍地说这是曾国藩家的谁谁，又是留美的化学大博士，而且是常青藤名校，这样的人穿得再破烂，毕竟是系主任，名士的架子还在。
那年头，不是什么人都能当系主任，尤其化学系系主任。程千帆先生高中毕业升入金陵大学，原本想学习化学，可是去注册的时候，发现要读化学，活生生比学习中文高出一百多大洋。程千帆出身贫寒，窘迫于这白花花的银子，只能去中文系将就。前些日子大家聊天，说现如今中文系不行了，其实几十年以前，中文这专业已窘态毕露，早就不怎么样了。
曾昭抡生于一八九九年，与闻一多和老舍同岁。他和闻一多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清华出身，都是留美。闻一多在美国学美术，前后也不过三年时间，或许美国佬的绘画远不能和法国相比，叫不太响，因此闻回国以后，基本上与美术绘画无关，玩的都是文学。当年的留学生真是快活，太让人眼红，国外镀点金，一回国就大教授，就文学院院长，随时可以跳槽。比如闻一多，一九二五年回国，又没什么像样文凭，短短几年，就当上中央大学外文系主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最后才又回到清华。
曾昭抡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苦读六年，是货真价实的博士。这样的才俊学成归国，前程怎么能不似锦，事业如何能不辉煌。他到中央大学，化学系系主任非他莫属。不想在中央大学玩了，北上进入中国第一大学北京大学，原来的系主任也得赶快给他挪位子。
风水轮流转，时至今日，研究生背后都叫导师为老板。老板们的日子很爽，地球人都知道今天的教授，尤其著名教授，皆是既得利益的成功人士。中国真有中产阶级，首先应该是教授，然后才是公务员，才是别的什么人。
说起过去的历史，人们总喜欢说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文化人的黄金岁月。教授真金白银，国外回来的才俊，年纪轻轻，薪水动辄几百大洋。在哪儿混都系主任，住舒适的小洋房，娶美丽的外国老婆，生一大堆儿女。
历史常会有惊人的相似，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国际大环境，仿佛今天的重演，都是国际金融不景气，西方普遍遭受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国却欣欣向荣，恰巧遇上了良好的发展机会。那个年代的海归占了大便宜，很轻易就把各行各业的好位置给占了。机会就是机会，机会真是机会，好机会一过去，过眼烟云，海归立马变成海待。
抗战爆发，海归们好日子到了尽头。像蔡威廉，名媛名教授，住院生孩子的钱都没有。穷困成了文化人的普遍现象，教授的手杖还在，雪茄已没得抽了，要想出各种法子挣外快贴补家用。朱自清不得不去中学兼课，再编点教材。闻一多玩美术的底子终于派上用场，自称手工劳动者，公开宣布润格，替人篆刻图章。
玩化学的人让大家羡慕和眼红，因为很容易转化为实用技术，譬如制造味精，制造肥皂。据说美国人曾向北大化学系求教过“味精”工艺，对于这种虚心求教，曾昭抡只要让弟子出面就足以应付。抗战期间，教授们穷得不像话，他在内地帮人开办了一家肥皂厂，立刻成为教授中的“富翁”，每月居然能多吃好几顿肉。
曾昭抡是与政治无关的人，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他那学问，是政府就该喜欢。按说国民党共产党，没有不用他的理由。一九五七年，他被打成“右派”，中央专门发文件，撤销高教部副部长一职。不当官是种解脱，北大不要了，武汉大学还当块宝，他便去了武汉。
“右派”有些糟糕，不过当教授的“右派”中，曾昭抡的境遇相对还好。要不是“文化大革命”，或许都不能算悲惨，毕竟是搞研究，只要有书和实验室就行。一九六六年八月，红卫兵冲进北大，他妻子俞大遭到暴打，忍受不了污辱，仰药自尽。第二年，饱受批判的曾昭抡也在武汉告别人世，他患癌症已五年，妻子的死讯所有人都瞒着他，一个居心叵测的造反派故意公开了这个秘密，往他心上扎了最后一刀，曾昭抡终于彻底崩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