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产权制度的否定才会大行其道。然而，无论什么样的理论，最终还要用事实去证实或证伪。在注重传统的时代，理论未必会被人们遵行；而在理性狂妄的时代，理论有可能成为一个集团的行动纲领，甚至成为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一旦理论有着致命缺陷，它所带来的灾难则是无法估量的。不幸的是，中国成了否定产权制度的试验场。
科斯教授回顾说，他在年轻时信仰社会主义，后来当他思考企业为什么存在时，对列宁的“整个社会是一个大工厂”的说法产生了怀疑，最后走上了经济自由主义的道路。他移民美国，不仅是对美国的偏爱，而且是对“社会主义化的英国缺乏信心”。科斯最伟大的学术成就，就是在一个理性至上的时代，用理性的形式和方法证明了自然发生和演进的产权制度是有效的。
在科斯教授头脑中的理论的曲折、动荡、风暴和变迁，在中国就是整个社会现实的曲折、动荡、风暴和变迁。前者可能会引发一些心理上的痛苦、迷茫、徘徊和兴奋，后者则会带来社会现实中的战争、革命、掠夺、仇杀、饥饿、专政，以及改革带来的巨大成就。一件本来可以通过思维试验解决的理论问题，如果用社会试验的方法，就要付出多出千万倍的代价。然而，如果没有这种社会试验，又怎么证明理论是对还是错呢？只是不幸的是，这个试验场在中国。她不仅是我的祖国，而且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实体。
科斯教授头脑中小小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扰动，在中国现实中就是一场深重的灾难。对产权制度的否定导致了用暴力夺取在产权制度上较为成功的人的财产，并对其中一部分人，如土地产权的拥有者实行了肉体上的消灭。有大量史料记载，地主不仅被没收了土地，而且还不经任何合法的和公正的审判（哪怕依据否定产权的理论）而被剥夺了生命，准确地说，他们是被虐杀了。在所有生产资料的产权都变为“公有”以后，全社会的生产效率迅速下降，以致有着数千年农业历史的中国，经历了“三年大饥荒”（实际上不止三年），有数千万人被饿死。此后多年，社会经济几近崩溃，中国不得不，当然也借助于开明领导人的出现，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
科斯教授对产权制度和市场的回归，在中国就表现为改革开放的实践。既然科斯的贡献并没有什么高深的地方，中国改革的成就也没有什么超出传统的秘诀，只是简单地回归了传统，即重新发现了产权制度这个“看不见的人”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虽然简单，却成就非凡。改革开放短短30多年，中国已经一跃而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举世瞩目的事实比什么理论都更雄辩地说明，自发的秩序要远胜过人为设计的制度。如果中国走过的弯路还有价值的话，那就是以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牺牲告诉人们：计划经济，此路不通。
科斯教授诞生于1910年12月29日，第二年的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中国爆发。可以说，科斯是与推翻帝制后的现代中国一起成长的。他从小就读过《马可·波罗游记》，对其中那个古老国家深为向往。他成年后一直关注着中国的巨大变化和深重灾难。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他更为关注中国的制度变迁。在他的心目中，中国是一个值得冒险发现的神秘大陆。1987年，他在纪念《企业的性质》发表50周年研讨会的演讲中说：“我想再度扬帆探寻通往中国之路，即使我此刻所做的一切可能是发现了美洲，我也不会感到失望。”
也许他的中国情结使他很愿意结交中国人。在20世纪60年代，他认识了张五常，并对后者的才华非常欣赏。90年代，我应他的邀请到芝加哥大学做了半年访问学者。后来认识科斯教授的中国学者越来越多。他现在的中国助手叫王宁。在2008年和2010年，他用自己的诺贝尔奖金分别资助了两次有关中国制度变迁的研讨会，与许多中国学者、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见了面。与中国人的直接沟通，使他找到了中国的感觉。
就这样，在探寻更好的经济制度的道路上，科斯与中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科斯仿佛就是内在的思想的中国，中国仿佛就是外在的现实的科斯。二者互相印证，交相辉映。科斯对中国的希望，就如同他对自己在思想探求上的希望一样。而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虽不因科斯的理论，而是缘于对中国传统的记忆和发掘，但科斯的理论与中国的取向不谋而合，并加强了这一取向。这是一个对全人类都有价值的取向。因此科斯在2008年的芝加哥会议的闭幕辞中说：“中国的奋斗，就是世界的奋斗。”
据说科斯教授的百岁诞辰，只有中国人给他举办了庆祝活动；他也婉拒了一些西方媒体的采访。这足见科斯与中国的关系。随着科斯教授与中国的交往，两者越来越融合在一起了。这本论文集，是作者们为庆祝科斯教授的百岁生日而提交给研讨会的，说明科斯教授的理论已经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并逐渐演化为中国自己的理论。反过来，中国改革的实践为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思维素材。科斯教授在百岁生日回答王宁的采访时说：“1988年我曾给盛洪写过一封信，在信中我说，‘我坚信，对中国正在发生和已经发生的事情的研究和理解，将会极大地帮助我们改进和丰富我们关于制度结构对经济体系运转的影响的分析。’我现在仍然坚信这一点，并且这个信念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强烈。”在中国，理论和实践在互动，在融为一体。
当然，正如理论有争论也有谬误，实践也有起伏和反复。在中国，我们还面临着如何解释30多年经济奇迹的问题。一些人坚称，这是因为中国有更多的政府干预，而看不到改革过程就是一个市场的领地不断扩大、产权不断清晰和个人化的过程。他们仍然以“中国特殊”为理由，试图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扩张和地方政府掠地。所以，对中国奇迹原因的阐释和对当前问题的分析，就是推动中国经济学派发展的重要契机。科斯教授期待的这个“中国经济学派”就是他所谓的“正确的经济学”。他对王宁说：“在过去，经济学曾是英国主导的一个学科，现在美国成了经济学的主导。如果中国的经济学家能够有正确的态度，那么经济学就会成为中国主导的一个学科。”
科斯是一个个人，中国是一个社会生命体；个人的生命总是有限的，而社会的生命理论上是无限的，只要这个社会遵循了正确的道路，如“正确的经济学”所揭示的那样，或者按照中国的说法，天道。而个人，因为社会“立言”，而使社会走上这条正确道路而使之永存的人，也将与社会一起不朽。
思想市场会失灵吗？
一
科斯教授在将他开创的分析方法用于对有形制度，如企业、市场和法律的研究以后，就转向了对精神领域的思考。在他看来，这两个领域没有多大差别。在《经济学家应该如何选择》一文中，他把一种理论流派看成思想市场中的一种产品，它的功能不仅是向消费者提供效用，即解释和预测经济现象，而且是作为一种产品与其他产品共同构成市场中的竞争。在《经济学与相邻学科》一文中，他把经济学近似地看作企业，用决定企业边界的方法去探索学科间的边界。在《经济学家与公共政策》一文中，科斯教授又在探寻经济学与政府之间的边界（2010）。
最终，科斯教授把思想市场与商品市场加以对照。在他看来，在遵从经济自由主义原则上，这两个市场不应有什么区别。只是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背景下，美国的思想市场比商品市场更少政府管制。科斯教授质疑，两种市场的这种不一致必定意味着其中有一个市场的状况是错的，或者商品市场的管制是错的，或者思想市场缺乏管制，或者有某种中间状态（2010）。我们揣测，科斯教授这种温和的质疑，实际上是在肯定思想市场自由的前提下，对商品市场中的管制提出批评。但是如果按字面理解，我们还是要先证明，思想市场会不会失灵。
市场失灵一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市场交易会带来负外部经济，使得社会成本大于个体成本，如一个企业生产时污染了周边环境。另一类是具有正外部经济的交易无法实现，使得实际的社会收益少于潜在的社会收益，如在没有专利法时，技术创新不足。
对于第二种情形，解决方法之一就是创立政府。政府的主要职能就是保护产权。科斯在评论《国富论》时说：“当斯密说‘公正的法律’时，表明他看到了设立政府，即我们所说的产权制度的必要性。但是，他对除此之外的政府行为并不赞成。”实际上，解决这类“动力不足”的市场失灵时，政府的做法不是管制，而是“促进”。产权制度是降低交易费用、促进市场交易的有效制度。专利法不过是把物质领域的产权制度推广到了精神领域。
涉及政府管制的，是第一种情形。所谓“管制”，是政府直接对市场交易进行干预，具体表现为对交易的数量和价格进行限制。这可作广义理解。限制数量，最严厉的可以是数量为零，即禁止某种产品的生产和交易，如毒品。限制价格，可以是直接管制价格，如对自然垄断领域的价格管制；可以是征税，如对污染制造者的所谓“庇古税”；可以是增加成本，如对污染处理的强制性要求。即使是这些市场失灵现象，科斯教授也认为不一定要施加政府管制。例如对于污染，科斯建议用污染权的交易替代“庇古税”。
那么，思想市场呢？
二
要讨论思想市场是否会失灵，首先还是要知道什么是思想市场，以及思想市场的功能是什么，它是通过什么形式发挥作用的。
思想市场是对商品市场的比拟。在其中，各种不同的思想，表现为不同的学术流派、不同的理论观点、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宗教教义，是思想市场中不同的产品，可以被比拟为商品市场中的商品。学者，思想者，宗教创立者、传承者和传播者等，是思想产品的生产者或供给者。思想市场中的“消费者”，就是各种思想的接受者，他们会根据自己的判断和需要，选择他们自己认为最好的思想产品“消费”。
思想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形成了交易。在某一个思想领域，是思想市场的一个细分市场，不同的思想在其中互相竞争，争夺更大的“市场份额”。在思想市场的自由交易和竞争中，“好的”思想产品被选择出来。所谓“好的思想产品”主要是能够帮助人们正确认识自然和社会的知识，以及规范人们行为从而有利于人的长远利益的文化价值。总而言之，“消费”“好的”思想产品可以使人们改善境况，增加合法财富，提升精神价值。因而，人们可以通过对利害的判断选择“好的思想产品”。因此可以说，自由的不受干预的思想市场具有选择出好的思想产品的功能。
在思想市场中，还有另一种“交易”，这就是思想间的交流。这也许可以被理解为思想的中间市场的交易。不同的思想者之间经过交流，包括辩论甚至争论，可以互相借鉴，也可以思考对方对自己的批评，从而进一步改进自己的理论，提升思想产品的质量。这样就可以在争夺最终消费者的竞争中获得优势。如果说在思想的“最终产品”市场中，思想产品还借助于一些有形形式，如报刊、书籍、广播、电视及网络传媒，从而具有某种货币交易的形式，那么在这种中间产品的思想交易中，往往见不到货币，而是用观念交换观念。
关于思想市场能够提供最好的思想产品的看法，很早就植根于美国。这在美国的《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得到了体现。美国先贤们认为，言论自由是思想自由的重要条件，如果言论遭到限制，思想就会枯萎。不少研究者指出，关于言论自由的理念，一个思想资源就是“思想市场论”。这种理论认为：“为了寻求真理，最好通过思想的自由交流，对真理的最好检验是在市场的竞争中让思想的力量本身被人们接受。”（邱小平，2005，第32页）不言而喻，这隐含着一个推理，即坏的思想产品会在思想市场中被淘汰。甚至在思想之间的交流中，坏的思想就会被削弱，因为“言论能驳斥言论，宣传能打破宣传”（52页）；“当思想在市场上竞争时，充分和自由的讨论能揭露和孤立虚假。”（邱小平，2005，第57页）
反过来，一旦思想市场遭到破坏，产生和形成“正确的思想”的机制就遭到破坏，“正确的思想”也就很难出现；相反，不正确的思想却可能大行其道。而“正确的思想”是一个社会赖以发展和走向繁荣的基本条件。所以，维护言论自由，保证思想市场不被破坏，就成为一个社会极为重要的原则。而唯一能够破坏思想市场的主体，就是政府。这是广义的政府概念，包括立法、司法和行政。所以，要想保卫思想市场，就要限制政府。正如不少研究者所说，第一修正案的核心内容，是限制侵犯言论自由的立法。这被科斯教授表述为：“在思想市场中，政府管制是不适宜的，应该对政府管制加以严格限制。”（2010，第79页）这就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制定背景。
科斯教授有关思想市场的观念，并不是他自己的发明，显然是受到了这种美国传统的影响。并且似乎，科斯教授并没有仔细了解美国思想市场形成的历史，没有看到自《宪法第一修正案》以来，美国人为捍卫言论自由所付出的艰辛努力，而把自由的思想市场视为当然。他引用思想市场概念的目的，是将其作为商品市场的榜样。不过科斯教授还是敏锐地发现，《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言论自由，首先是知识分子的言论自由。因为他们是思想市场中的生产者，“思想市场是知识分子从事经营的市场”（2010，第82页），所以他们极力维护言论自由。这样讲也许很功利，但知识分子的领域确实是一个社会推行言论自由原则的首要领域。有了知识分子的言论自由，就至少有了思想市场中的多样化的供给。
无论在西方现代的民主社会，还是当今的中国，政府其实都是言论自由的受益者。只是在人民主权概念下的政治实体，更像一个有全局视野和长远眼光的执政者，它唯恐不能发现最好的思想产品。在这里，所谓“最好”，是指这种思想产品能够向执政者提供有关自然和社会的正确描述，以及恰当的社会规范和文化价值，使之可以更有效地治理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