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科斯交往，最令人钦佩的，是他的直觉。他从未到过中国，但他对中国的理解和预言似乎总是对的。前面说过，他认为家庭在中国扮演了重要角色，并使中国的农村改革走向成功。但他并不总是夸耀中国。在这次对话中，他敏锐地指出：“国企的麻烦并不在于它的所有权形式，而是它获得的政治保护，使它免于市场竞争，并侵犯民营企业和威胁市场秩序。”关于政府的作用，他也一语中的，认为政府管制已经被利益集团绑架用来限制竞争，既会导致无效率，又促使官员腐败。他作这样的判断时，当然借鉴了中国朋友的信息，但应指出的是，他有很多中国朋友，他们的观点并不一致。科斯是凭对经济学原理的深刻把握和直觉，做出了在我看来是正确的判断。
这种情况需要改革。然而科斯有他独特的视角，这就是发展“思想市场”。他曾有一篇文章叫“商品市场与思想市场”，用来批判美国商品市场中的管制。而现在，他用“思想市场”建议中国人作为下一步改革的突破口。换成非经济学语言，“思想市场”就是“表达自由”。有了表达自由，才有可能对官员形成有效监督，才有可能约束行政部门不要滥权，才有可能制衡司法机构的不公正裁决。当然，第一步，是要求学术机构的表达自由，这是思想和理论发展的必要条件。在他看来，既然中国在过去的30多年开放了商品市场，从而使民营企业蓬勃发展；没有理由怀疑，思想市场也会开放。
市场不仅与“表达自由”有关，也与“世界和平”有关。科斯指出，在各种人类制度中，市场除了在配置资源方面最有效率以外，还具有高度的涵盖性和适应性；而其他制度，如民主，只是在国界之内，且只应针对公共物品。所以至今，我们看到民主有一个重要弱点，就是不能很好地处理与其他国家或民族的关系。这也是美国屡次在作对外战争决策时犯错误的重要原因。而市场是超越国界的，它用效率和利益将各国人民联系起来，让他们命运相关、荣辱与共，从而避免战争。
在我的研究历程中，我也曾发现，与其他制度相比，市场最具和平性质，也就是最少暴力和强制性质。在市场中，只遵循一致同意原则，如果不同意就可以不交易，转身就走，所以没有不同意的交易，也就没有强制；而其他制度，甚至是民主制度，虽然也遵循一致同意原则，但由于达成一致同意成本过高，也就退而求其次地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这一规则实际上是对少数人的强制。所以即使是极为对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奴隶制，除了美国外，在大多数国家中，也是由市场交易而不是公共决策瓦解的。市场也自然具有化解国与国之间对立的潜能。
因此，倚重市场，显然是一个走向世界永久和平的重要思路。即如果人们更重视市场，更强调在市场中竞争，而适当淡化民族国家，进而减少它们之间的武力竞争，战争爆发的概率就会减小。所以人类更应鼓励跨国公司的发展，而不是民族国家的发展。再加上思想市场沟通不同文化传统，就会减少误解，最终形成一个广泛认同的全球文明，也就减少和消除了导致战争的“文明的
冲突”。
跨越文明的思想市场，就是不同文化传统的交融。我们发现，科斯比以前更多地引用了中国的经典。在2010年我们庆祝他100岁生日时，他说：“如同中国有孔夫子，英国有亚当·斯密。”在这次对话中，他又说，斯密的“同情”用儒家的话来讲就更为精致，这使我们想起孟子的话“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在讨论“思想市场”时，他提到了孔子办私学的事迹，以说明开放的思想市场在中国古已有之。以科斯的秉性，他并不是在讨好中国人，而是发自内心。因为儒家有着与现代经济学相近的经济自由主义传统。以往出现过学西学的中国人将两者打通的例子，如陈焕章和周德伟；而今，科斯对孔子的亲近表明，不同文化传统有着互相借鉴与融合的真实潜力。将这种潜力变为现实，是各国文化精英，尤其是中国学者的使命。
莫言是条漏网之鱼
看了莫言在瑞典的诺奖获奖演讲，就知道了他为什么成功。他讲的故事中有一个细节，就是他小学没念完就被迫辍学，一个人孤独地在草地上放羊和冥想；后来又混迹于民间社会，听到各种各样的故事与传说，并铭记在心。
虽然这样一段经历使莫言至今感到痛苦，但却使他摆脱了更糟糕的境遇，这就是与其他孩子一样，受所谓的“正规教育”。正是这种教育，成批量地扼杀了孩子们的灵性，使他们变成平庸之辈。而这一转变，正是我们社会沾沾自喜的“教育成就”。这种“教育”狂妄自大，认为自己垄断了知识，凡是脱离了这个体系的人都被认为是“没文化”；它认为世间只有一种它规定的文化准则，鄙夷乡间还残存的丰富的文化宝藏和万物有灵观念，甚至认为这些都是“落后迷信”；它认为凡事只有一个标准答案，摧残富有想象力的年轻的头脑，反而把熟背标准答案的人视为优等生。
谢天谢地，莫言辍学了，使他成为这个制造平庸的体制的漏网之鱼。他在孤寂中与自然对话，让思绪如白云自在飘荡；他于是受到了天启。这10年，他在高密东北乡吸吮着丰盛的文化养分，如他坦言的那样，为他后来的创作提供了无尽素材。与此相比，课堂上老师用枯燥的语言解构着浑然天成的诗句，把大象无形的天道矮化为可以用几个关键词表达的“真理”，于是中文系的高才生从潜在的文学巨匠变为合格的中文期刊编辑。
类似的事情并非只发生在莫言身上，也不只是发生在文科类教育领域，也不仅在中国。据说牛顿在剑桥大学读书期间，英国爆发了黑死病，学生们被遣散回家。然而，就是在这闭门索居的18个月中，他的头脑无拘无束，思想纵横驰骋，形成了自己的宇宙观，为他的三大贡献—微积分、万有引力和光学—奠定了基础。
另一个科学界的天才却没有这么“幸运”，他既没有辍学，也没有碰到黑死病，而是上了苏黎世工业大学，因此他险些没有成为我们后来知道的爱因斯坦。他回忆道，学生们“为了考试，不论愿意与否，都得把所有那些废物统统塞进自己的脑袋，这种强制的结果使我如此畏缩不前，以致在我通过最后的考试以后有整整一年，对科学问题的任何思考都感到扫兴。”只是由于这所大学已经比当时其他大学更少强制的考试，以及爱因斯坦经常逃课，只是看同学带回的笔记，他才较少受到折磨。
爱因斯坦后来感慨地说：“现代数学的方法，竟然没有把研究问题的神圣好奇心完全扼杀掉，真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因为这株脆弱的幼苗，除了需要鼓励以外，主要需要自由；要是没有自由，它不可避免地会夭折。”实际上，那些没有像爱因斯坦那样逃课的同学们心中的幼苗，以及成千上万在现代教育体系下学习的学生们心中的幼苗，已经被扼杀了。在人类精神领域，自由不仅意味着探索的无限可能，而且意味着探索的人心本性。
更不用说，当代的那些惊天动地的事情，是教育体系的漏网之鱼所为。一个是乔布斯。他一开始就不想上大学，到里德学院以后不久，就提出了退学，他讨厌学校强迫他上那么多他不喜欢的课。他认为把父母省吃俭用的钱花在学校是不值得的。而比尔·盖茨退学则不是因为家庭财务困难，因为他的父母是有钱人；但他从人人羡慕的名校哈佛大学退学了。正是这两个人，以他们没有被教育磨损的天赋灵性，领导了现代最深刻的革命—个人电脑的革命—从而改变了世界。
回到中国，回到莫言，还要加个“更”字，因为那个时代的课本里充斥着不实之词。接受这样的课本洗刷的头脑，就不会以一个“人”的立场去体会地主西门闹的内心世界，而是认为他作为一个阶级的成员，就应被剥夺财产，甚至在肉体上被消灭，在此之前还要遭受虐待。尽管在1959~1962年中国饿死了数千万人，却在课本中看不到一点儿影子，只有对“三面红旗”的讴歌。莫言没有去背诵这些课本，也就没有受到这些不实之词的污染；在民间的说书人和许许多多普遍人不会说谎，只会告诉他亲身见闻。莫言于是保持了纯粹和真实。而这正是文学的底线，也是文学的最高境界。假话可以说得惟妙惟肖，但不能感人肺腑。
我听说，有的地方政府要“打造2 000个乔布斯”，也许“打造2 000个莫言”工程已经开始申报了。明白乔布斯和莫言是怎样成功的，我们就知道他们不是被“打造”出来的，而是逃脱了“打造”体系的结果，而这多少有些偶然。我们就要进一步反省，这个教育制度有哪些负面的作用，以致充当了剿灭天才的机器，不知有多少潜在的莫言已经在这里夭折；它想“打造”的，肯定不是莫言。
最重要的，是它限制了自由，也就剥夺了学生们在精神领域任意探索和保持本性的权利。教科书中的主流话语会让学生们忽略非主流文化的存在；对历史的宏大叙事让人们无视成千上万人“小人物”的命运；对民间办学和私塾的压抑则是对传统多样性的压制；将义务教育解释成强迫教育则使这个体系的弊端，扫荡了所有自由的角落。只是，自然比它强大，天道比它高明。所以，才有了莫言这条漏网之鱼。如果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莫言，我们需要做的是，或者在这张网上多剪几个漏洞，或者干脆丢弃它，让鱼儿在海洋中畅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