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后，尤其是通过国家教育部和上海市共同建设，以及“七五”、“八五”和“九五”的重点建设，复旦大学逐步发展成为一所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以及管理科学在内的多科性研究型综合大学。2000年4月27日，上海医科大学与复旦大学合并（成为复旦大学医学院），成立新的复旦大学。
上海医科大学创建于1927年，是中国人自己创办最早的高等医学院校之一。建院时定名为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1932年改名为国立上海医学院，1952年更名为上海第一医学院，1959年被中央指定为全国16所重点高等院校之一，1985年改名为上海医科大学。上海医科大学与复旦大学合并，进一步拓宽了复旦大学的学科结构，为综合性大学的发展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5年复旦大学百年校庆。2006年，“复旦”被评为上海市著名商标。2007年，“复旦”商标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教育类），因此成为继清华大学之后中国第二所获此殊荣的高校。
一百多年来，复旦大学在培养人才、创新科技、传承文明、服务社会方面为国家作出了突出贡献。复旦历史上拥有一大批学术大师和著名学者，在中国学术和教育史上产生深远影响。复旦师生谨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校训；严守“文明、健康、团结、奋发”的校风；力行“刻苦、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坚持“通才教育，按类教学”的教学原则；贯彻“宽口径，厚基础，重能力，求创新”的教学理念，发场复旦精神，为民族的解放和振兴、国家的建设和发展、社会的文明和进步作出重要贡献。
复旦是“中国学者的摇篮”、“中国院士的摇篮”、“中国富翁的摇篮”。有人说，复旦是南方的北大。如果说北大是京派、北方的代表；复旦则是海派、南方的代表。她又与同处一城的上海交通大学，构成一对高等教育的“双子星座”，仅次于北大、清华那一对。
复旦人自己说：
“复旦是上海的复旦。上海这个中国近代最大的通商口岸和经济文化中心，浸润了复旦，造就了复旦。复旦见证了上海的沧桑与辉煌，复旦的进取、开放、自由、民主的特质正是这座城市精神的反映。复旦因上海而卓越，上海因复旦而骄傲。新世纪的复旦大学，将积极推进“融入上海、服务上海”的战略，带动上海高新技术产业、区域经济升级和科技文化社会等各方面事业的协调发展，打造高新人才高地和创新团队，成为上海思想的灯塔、智慧的港湾、科研的重镇、创新的乐土。复旦是上海的名片。
“复旦是中国的复旦。复旦作为第一所由中国人通过民间集资自主创办的大学，筚路蓝缕，开启山林，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的标志，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复旦百年，深深卷入到中国这一百年曲折坎坷、遇挫愈坚的历史潮流之中，复旦的历史、科学、人文精神，与民族的兴衰、社会的进步息息相关。复旦一贯坚持以有利于民族平等和社会进步为指针，历经百年，无怨无悔，总是以最大的热诚和坚毅建设民族文化、投身社会变革。一百多年来，她已经为祖国培养了20多万名人才；今天，她依然要以自己的教学、科研和思想创造辐射全国，奉献给全国人民，完成国家和社会赋予学校的神圣使命。
“复旦是世界的复旦。开放融合、汇通中外是复旦大学建校以来就一直拥有的特色。从历史走向未来，从中国走向世界，复旦大学有责任在吸收国际科研技术最新成果和顶尖人才的同时，创新前沿科技，培养具有世界眼光的创造性人才，为中国高等教育跻身世界舞台而身体力行、不懈努力。在创造性地发展中华文明的同时，为世界文明创新和人类进步作出贡献。”
[附文1]长者马相伯
马相伯（1840～1939年），著名教育家、爱国神甫。名建常（著名《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就是他兄弟），生于江苏丹徒一个天主教家庭，抗战爆发后在去昆明的途中因病卒于越南谅山。少时就读上海徐汇公学，后获神学博士，曾任徐汇公学校长。他自游历欧美回国后，鉴于“欧美之强盛，我国之孱弱”，“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决心想办一所新式大学，教授欧美各国新的科学知识，为将来中国的富强选就人才。
马相伯自退隐沪西土山湾后，在南洋公学任教的蔡元培介绍了24名青年学生来，遂开班教学，一年后就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于是风声所播，各省有志之士都不远千里跋涉前来向马求教。就在这个基础上，马创办了教会大学——震旦学院。
震旦学院的创办既得到法国教会的资助，但更受到他们的限制。学校于1903年3月1日在卢家湾开学上课，但创立之初学生中没有一个天主教徒。马相伯实行了一套独特的管理和教学方法。一是实行“学生自治制”，校务由学生推选干事自行管理；二是提倡“学生自由研究之风”，也就是学术民主，思想自由，并采用“挈举纲领，开示门径”的启发式教学方法。他在办学方针中强调了3点：一是注重文艺，二是崇尚科学，三是不谈教理。不仅如此，在学校开办后，马还在校内从事反清宣传，遭到法籍神甫反对。他更收留了当时因作诗讥时政而被满清政府要缉捕正法、逃来上海的青年士子于右任，让他化名入震旦就读，并免去他的学膳费。
马相伯的这一系列主张和行为，不符合帝国主义办教育意在进行文化侵略的宗旨，受到教会的不满和反对。1904年，教会为加强对震旦的控制，调安徽法籍传教司铎南从周来震旦当教务长。南乘马生病休养的时候，着手改变原来的校政，“尽废旧章，别定规则”，致使“学生大哗，相率离校”。全体学生摘下震旦校牌，集体离校。马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也毅然宣布辞职，退出震旦。
此后，震旦由耶稣会全面接管，校址位于第二医科大学（今上海医科大学医学部）。不过，教会大学也在不断世俗化。1914年，一位震旦的教师抱怨“课堂上都是异教徒，没有人祷告”。到1924年，震旦学生共392人，其中320人为非教徒。
马相伯率领学生离开震旦后，会得教育界知名人士严复、袁希涛等，于是另行筹设“复旦公学”。复旦创立后，一切仍照震旦旧制，更发扬光大。
复旦初创时的困难难以言喻，既无校址，也无经费，更缺少教员。马并未为这些困难所吓倒，他以百折不挠的精神，“毁家兴学”，全力以赴，在社会贤达的支持下，和学生们共同奋斗。他先将从震旦迁出的一部分校具、图书寄顿在旧英租界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和新闸路之间的某宅中；继而由马出面打电报给旧交两江总督周馥，要求拨得吴淞营地70余亩作为建校之用；并暂借旧吴淞提督行辕作为临时校舍，领得开办费2万两，在1905年中秋节正式开学。为解决教师的缺乏，马以66岁高龄，自任法文等教授。
马相伯坚决反对自秦汉以来的“奴隶之学”、“为人之学”，要求学生力求自主，“求之一己，而无与人者也”。他在学校实行多种形式的学生自治，以“发展个人自治能力及养成高尚人格”。
马相伯爱护青年，毕生寄希望于青年。在他当校长时，和同学亲密无间，时时与他们谈心、讨论问题，故同学们有什么疑问和困难总喜欢去找他解决。同时，他对学生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每星期日上午9时至12时，他召集同学开讲演会，指定题目，先由一人登台讲演，然后轮流推举学生中一二人加以评论，使他们各人发挥自己的意见，互相观摩，以此提高大家分析问题的能力。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为避战火，马带着师生避居无锡。上海光复后，即将学校搬回，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支持下，借徐家汇李公祠为校舍，继续开学上课。直到1913年，马接受教育部长蔡元培邀请，北上就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这才辞去复旦校长之职，由李登辉接任。
复旦在马相伯前后主持的9年中，巩固并发扬了它反帝爱国、倡民主、争自由的优良传统。复旦的进步师生，在各阶段的反帝爱国运动中都起着积极的带头作用。
马李校长时代，革命先辈恽代英、萧楚女、杨之华等曾经一度常至复旦参加集会。李大钊、鲁迅亦均来复旦作过讲演。教师中更有许多进步人士参加过当时的文化启蒙运动，如陈望道、陈子展等参加过新文学运动，洪深、顾仲彝等领导过进步戏剧活动。抗战时期，曹禹、老舍等也来校讲课。在那些黑暗统治的年代里，复旦有讲马列主义哲学和史学的张志让、吴振羽、吴译、胡曲园等教授，更有为数众多的革命学生成为无产阶级的坚强战士和出类拔萃的科学家，如夏征农、黄逸峰、竺可桢等。
马相伯由于所受的教育和宗教的影响，他的思想始终未能超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范畴。但他毕生为国家富强而操劳，使他不愧为我国杰出的、有骨气的爱国教育家。
[附文2]复旦名人榜
著名数学家、教育家苏步青1952年来到复旦任教，1953年任复旦大学教务长，1956年任复旦大学副校长，1958年创办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并任所长，1978年任复旦大学校长，1983年任复旦大学名誉校长直至2003年逝世，是建国后复旦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校长，是对复旦的发展影响极大的一位校长，他在职期间复旦有极大的发展。所以，苏步青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10位大学校长之一。
复旦历史上曾经拥有一大批学术大师和著名学者，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周谷城、陈望道、颜福庆、苏步青、谭其骧、周予同、陈建功、朱东润、胡曲园、严北溟、张世禄、伍蠡甫、卢鹤绂、谢希德等著名学者长期在校执教，为复旦奠定了雄厚的学术传统和基础。谈家桢、吴浩青、谷超豪、胡和生、王迅、陈中伟、杨雄里、杨福家、汤钊猷、顾玉东、李大潜、陈灏珠、沈自尹、闻玉梅、王威琪、陆谷孙、章培恒、王沪宁等一大批知名专家至今仍活跃在国内外学术舞台上，成为复旦当代学术精神的代表。
建校以来，复旦大学共培养了20万余名各类毕业生，涌现出包括于右任、邵力子、陈寅恪、竺可桢、张志让、李岚清、李源潮等校友在内的众多杰出人才，为国家的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据不完全统计，曾在复旦就读和担任教职的两院院士有145位。美国对其本土大学中外籍学生获得博士学位者（1999～2003年）的本科毕业院校的统计数据显示，复旦大学毕业生获得美国学位的有626人，排全球第7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复旦大学人才培养基础扎实的特点。
6、1906年：“声教讫于四海”
暨南大学是中国第一所由国家创办的华侨学府，是中国第一所招收外国留学生的大学，是目前全国境外生最多的大学，将近一半学生来自海外，是中国大陆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大学，是国家“211工程”重点综合性大学，直属国务院侨务办公室领导，贯彻“面向海外，面向港澳”方针，被称为“中国华侨人才的摇篮”。暨大因其学科健全、优势学科明显，同时具备“国际性”、“外向型”的特点。
“暨南”二字出自《尚书·禹贡》篇：“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意即面向南洋，将中华文化远远传播到五洲四海（一说是以“声暨南教”之义），学校的办学宗旨就是以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道德文化培养造就人才。其校训“忠信笃敬”4个字的出处同样十分古老，见于《论语·卫灵公》，即言语忠诚老实、行为敦厚严肃。这是一个比较精彩的中国大学校训。
清季末叶，全国人民厌恶腐朽的科举制度，开办新学之风甚炽。学校的前身是1906年清朝政府为“宏教泽而系侨情”而创立于南京薛家巷妙相庵的暨南学堂，创办人是刚从欧洲考查教育并宣慰南洋侨胞归来的满族大臣、两广总督端方。最初，学校由温秉忠任总理，郑洪年任堂长（当时又叫做庶务长），学生仅印尼归侨林思温等30人。当时只设立中学部和小学部，其性质类似今天所设的华侨补习学校。1911年辛亥革命时停办。
1917年由黄炎培筹备复办，1918年改称国立暨南学校，由赵正平任校长，设中学部和师范科（中专性质）。1919年中学部（旧部4年毕业）在三年级以上分为文科和理科。1920年柯承懋接任校长。1921年赵正平复任，是年夏增设商科大学（又称国立暨南商科大学），并迁至上海，与当年的国立东南大学合办上海商科大学，校址设在当时法租界霞飞路尚贤堂（租用）。
1922年在南京又增设女子中学部，原与东南大学合办的上海商科大学也于此年分立，自设商科大学于真茹，由潘序伦任商科大学主任，并仍附设高中部（普通科）、商科、师范科和初中部。同年成立董事会，是全国最早设立校董会的学校之一，史量才、黄炎培、张謇等著名人士成为第一届校董。1923年秋，真茹新校舍落成。1924年江浙内战，商科大学三、四年级停办，南京部分一并迁至上海真茹。1925年春，商科大学复办，并由教育专家姜琦（伯韩）接任校长，当时仍称国立暨南学校。
1926年，由广州兴师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平定上海、南京之后，到1927年秋，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当时在上海真茹的国立暨南学校便改组为国立暨南大学，把原有商科大学改组为商学院（包括会计学系、银行学系、国际贸易学系、工商管理学系、铁道管理学系、普通商业学系，并在银行学系下设置暨大学校银行），并加办文学院（包括中国语言文学系、外国语言文学系、历史学系）和理学院（包括数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地理学系）。从此年直到上海沦陷，是暨南历史上的黄金时期，不论在教学研究、校园建设、华侨教育事业、体育运动等方面都有了飞跃的发展，被誉称为华侨最高学府。
1928年又继续加办教育学院（包括教育学系、心理学系，并附设师资专修科）和法学院（包括政治学系、经济学系、法律学系和社会学系，及独有的外交领事专修科），达到5个学院、20个系，规模甚大，且非常全面，还有自己的特色；仍附设中学部，其中高中部设普通科、商科、师范科和农科，初中部则不分科。并设立南洋(后改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召开南洋华侨教育会议；培养华侨学生体育锻炼的良好风气，组织华侨学生参加“孙总理奉安典礼”。期间还扩充了许多校舍建筑设备。当时由南京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任命郑洪年为校长，直至1934年郑才辞职并赴南洋考察教育，遗缺由教育部原高等教育司司长沈鹏飞代理校长职务，1935年夏由何炳松接任校长。
上海沦陷后，学校先是在租界继续办学，后于1941年迁校至福建建阳。抗日战争胜利复员后，于1946年5月再迁回上海，6月由李寿雍接任校长。建国后曾一度停办，1949年8月与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合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