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是“中国十大高校风景名盘”（我评定的）之一。她毗连北大，地处北京西北郊繁盛的园林区，是在几处清代著名皇家园林遗址上发展而成。学校周围高等学府、名园古迹林立，园内林木俊秀，绿草青青，水光山色，景色优雅；清澈的万泉河从腹地蜿蜒流过，勾连成一处处湖泊和小溪，滋润着一代代清华学子高洁的志趣和情操。如果说北大的建筑是古典派的代表，绚丽幽深；则清华的建筑是西洋派的代表，雄伟空旷。水木清华、荷塘月色，高楼挺拔、环境静谧，有大家风范。那也是我在京读书4年时常去徜徉、濡染的地方。因为清华的地盘大，广场多，空间开阔，有朋自远方来，或老乡聚会，我们都是“杀”进清华，好生热闹一把。
水清木华，钟灵毓秀。清华园发散着独特的精神魅力。清芬挺秀，华夏增辉，今天的清华大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新时代的清华人继承爱国奉献的优良传统，秉承“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和“行胜于言”的校风，努力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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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校园原址为清康熙年间所建的熙春园的一部分，地域大约二顷六十一亩，始建于清朝中叶康熙年间，其历史已有300多年，当时是北京西郊圆明园的附属园林。道光年间，熙春园被分为东、西两个园子。东边的园子仍名为“熙春园”，赐于五子奕综，俗称“小五爷园”；西边的园子起名为“近春园”，赐于四子奕詝（即咸丰帝），俗称“四爷园”。咸丰即位后，将熙春园改名为“清华园”，并亲题匾额。
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后，清廷曾有重修圆明园的计划。因近春园在其近旁，所以园内的斋堂轩榭尽被拆卸，准备重建圆明园。后来未果，而近春园却因此沦为“荒岛”。近来流传的关于近春园毁于圆明园大火的说法，是完全不准确的。
据史料记载，清华园内曾有皇帝御题匾额11块，她是目前西郊仅存的少数圆明园时代的建筑。另外，今天清华大学校园西北角一块，曾是圆明三圆之一“长春园”的一部分，当年长春园与熙春园之间曾有天桥走廊连接。这就不难看出，保护清华园的意义非常重大。
1911年，用庚子赔款建造的“清华学堂”（留美预备学校），即位于清华园内。如果说俄国圣彼得堡起源于一展帐篷，清华大学的起源就是那座历史悠久的工字厅。彼得大帝从帐篷里开拓了一座城市，清华大学从工字厅开始，奋斗成中华名校。
今清华园工字厅后面的匾额题有“水木清华”4字，两旁有对联一副曰：“槛外山光历春夏秋冬万千变幻都非凡境；窗中云影在东西南北去来澹荡洵是仙居。”
“水木清华”4字出自晋朝谢混《游西池》诗：“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咸丰登基后，曾据此将工字厅一带由熙春园改名为清华园，并御笔题写清华园3字，至今仍悬挂于工字厅门额上方。这便是清华园和清华大学得名的由来。
清华校园以南北主干道为线分为东区、西区。西区校园为老校区，以美式的校园布局和众多西洋风格的砖石结构历史建筑为特色，大礼堂为其中心景观，图书馆、科学馆、清华学堂、西体育馆及新建的理学院、新图书馆等建筑分布其间，而原“工字厅”、“古月堂”、“水木清华”等古建筑，以及朱自清先生在《荷塘月色》中描述的“近春园荒岛——荷塘”等，则展示了中国传统的皇家园林风格。东区校园20世纪50年代则以兴建的苏式主楼为主体，90年代开始，主楼前后新建了各院系楼及综合体育馆、游泳馆、紫荆公寓等现代风格的建筑物，雄伟大气，而又安静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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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清政府利用庚子赔款在北京设立“游美学务处”，开始招考第一批学生赴美留学。同年，内务府将皇家赐园清华园拨给学务处，作为“游美肄业馆”的馆址，并开始动工建设。这一时期是清华的前身和雏形，校友们称之为“清华的史前史时期”。
1910年清华第二批庚款的70名学生中，出了胡适、赵元任、竺可桢、张彭春等对中国社会产生极大影响的人。
1911年，游美肄业馆在清华园建成，更名为“清华学堂”（留美预备学校），周自齐任监督。
1912年，更名为“清华学校”， 唐国安由监督改任校长。
1913年，周诒春接任清华学校校长。周任职期间，于清华建树颇多：硬件如四大建筑（大礼堂、科学馆、图书馆、体育馆）的兴建，软件如“人格教育”和“三育并举”的倡导等。特别是他1916年呈文外交部，请“逐步扩充学校，设立大学部”，此为清华成为中国独立教育事业之开端。
在1959年公布的中科院学部委员中，清华这一时期学生达28人之多，如竺可桢、马寅初、梁思成、金岳霖等大师。
1925年，设立大学部，同年开办“研究院”（国学门），“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
清华大学的初期发展，以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以及讲师李济为代表的清华学者，主张“中西兼容、古今贯通、文理渗透”，形成了著名的“清华学派”和“清华学风”，对清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培养出了一大批高水平的学术大师，中国近现代很多学科的萌发和兴起最早都是从清华开始的。清华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和教育史上均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可谓群星璀璨、光耀西山。
1928年，在北大毕业生、清华校长罗家伦的努力下，清华学校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有文、法、理、工4个学院、16个系（其中一个工程系）。
罗长校期间，盛情增聘名师，裁并学系，招收女生，添造宿舍，裁汰冗员，结束旧制留美预备部，停办国学研究院，废除董事会，整顿基金，使清华改归教育部，创设与大学各系相关联的研究所，对清华大学的发展有所建树。但他年轻气盛，作风专断，不尊重师生意见，引起师生的“驱罗”运动，后被迫辞职。
罗家伦在1929年提出，一个国立大学的存在应尽两种义务：（一）对于人类知识的总量有所贡献；（二）能够适应民族的需要，求民族的生存。
罗家伦又说：“要大学办好，首先要师资好，为青年择师……必须以至公至正之心，凭着学术的标准去执行。”他又说：“研究是大学的灵魂，专教书而不研究，那所教的必定毫无进步。”此可视为其后继者梅贻琦办学的滥觞。
如果说1917年是“北大年”，则“1928年是清华年”。1928年以后，清华、北大互相学习，所谓“北大清华化，清华北大化”。
潘光旦回忆说：清华高等科的教育虽没有标榜什么，事实上已经走上英美所谓“自由教育”或“通才教育”的道路。也就是培养“人”，而不是培养“机器”。
从此年前后开始，直到1937年抗战前夕，清华达到办学历史上最辉煌的一段时期。
1929年，留美预备部结束，第一届本科生毕业。
1930年，设立中国第一个综合性研究生院，同时停办国学研究院。
1931年12月，梅贻琦就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他一直工作到1948年（包括任西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在他任职期间，强调以大教授为中心治校，并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民主制度，推崇学术自由，对政治持中间立场，对学生学习严格要求，坚持“通才（德、智、体、美、群）教育”，清华继续发展。
1932年，增设工学院（由土木、机械、电机3个系组成）、法律学系、农业研究所。
1933年，设心理学、社会学、地理学等研究所。
1934年，在江西南昌设立航空研究所，在湖南长沙成立无线电研究所，为此后长沙临时大学的组建奠定了基础。
1935年，因不满日军于冀东成立伪政权，爆发由清华等校学生领导的“一二九”抗日运动。
1936年，停办法律学系。
1937年，南迁长沙，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成“长沙临时大学”。
1938年，再迁昆明，三校组建“西南联合大学”。几位校长张伯苓、梅贻琦（他是张伯苓的学生）、蒋梦麟为常务委员，共主校务。
西南联大期间，在战火纷飞、物质条件极度匮乏的岁月里，师生休戚与共、艰苦办学，联大也以名师云集、水平高、学风好而蜚声海外，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1941年清华大学在昆明庆祝建校30周年时，美国大学曾致函称誉清华“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惊叹她用30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大学千年的路。
1946年，迁回北京清华园复校，时有文、法、理、工、农5个学院、26个系，，在校师生2400多人。
清华大学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在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在震撼全国的“一二九运动”中，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中，一代代清华仁人志士在探求救国道路、传播先进思想、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斗争中成为后世的楷模。
20世纪40年代末，国民党特务有一次要来清华逮捕学生，先送来了一个名单，大概有几十个人。这个名单本来可以不给清华，因为负责人是清华毕业生，对梅贻琦有相当的尊重，事先秘密通知了一下。学校为此开了校务会，梅贻琦极力主张通知黑名单上的学生马上离开学校，使这些学生免遭逮捕。
1948年，冯友兰任校务会议临时主席。
1952年，经全国高校仿照苏联模式进行院系调整，清华成为多科性工业大学（失去文、法、理、农学院及航空系等，保留建筑、土木、机械、电机4个系）。这一做法对清华大学的发展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造成了重大损失。
同年11月，蒋南翔出任清华大学校长，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办学道路，在培养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工程技术和尖端科技人才方面成绩卓著。
1958年，增设工程物理、工程力学系，恢复化学工程系。
1999年，并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2006年，并入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1955年，台岛的清华大学在新竹地区复校，由梅贻琦校长主持，并沿用原校名，先设立原子科学研究所招收研究生，1957年正式开始招收本科生，恢复为一所完备的大学。梅贻琦既担任过北京清华大学的校长，也是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创校校长。
两岸清华大学同根同源，有着共同的校名、校史、校训、校徽、校歌、校花和学校精神、文化传统。如今，台湾的清华大学已发展成具有理、工、文、法等学科的综合性大学。从1980年代开始，两岸清华各项交往日渐频繁。
[附文1]清华名人榜
梅贻琦（1889～1962年），著名教育家，字月涵，天津人。南开中学第一期学生，1908年入保定高等学堂，获“庚子赔款”留学美国，获电机工程硕士学位，回国后于1916年担任清华大学物理教授，先后任教务长、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清华大学校长，清华历史上任期最长、贡献最大的校长。1955年在台湾新竹将清华大学复校，并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1958年任中华民国教育部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1962年当选中研院院士。为人重实干，时人称之为“寡言君子”，几乎无人对他有异议，是为罕见。其“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教育名言身为世人推崇。
冯友兰（1895～1990年），哲学家、教育家。字芝生，河南唐河人，1912年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班，1915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1918年毕业，翌年赴美国留学，1924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他从1928年开始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并兼任系主任、院长、秘书长等职，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才离开水木清华，对她有着特殊的贡献和感情。
潘光旦（1895～1967年），生于上海宝山，1913年考入清华学校，1922年毕业后赴美国留学，先后攻读生物学、动物学、遗传学、人类学、优生学等专业，1926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回国后，曾在上海几所大学任教，并参与胡适等人的新月社活动。1934年返回清华，任社会学系教授，先后做过系主任、教务长、秘书长、图书馆长等职。
王国维（1877～1927年），国学大师，著名学者。字静安，浙江海宁人。早年屡应乡试不中，遂于戊戌风气变化之际弃绝科举。著有《人间词话》等。与学者罗振玉是儿女亲家。1911年辛亥革命后，以前清遗民处世。1922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但以“无事而食，深所不安”，未受酬金。翌年，与罗振玉等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因阻于家人而未果。1925年受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教授古史新证、尚书、说文等，桃李门生、私疏弟子遍充几代中国史学界。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北上时，留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书，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
陈寅恪（1890～1969年），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中央研究院院士，代表作为《柳如是别传》等。江西修水人。先后就读于日本巢鸭弘文学院、上海复旦公学、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等校，学贯中西，被吴宓认为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梁启超也说“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1926年6月被聘为清华研究院导师，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开设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1930年任清华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此后任西南联大、广西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牛津大学教授。1949年返回祖国，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广州岭南大学及中山大学，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
朱自清（1898～1948年），著名散文家、诗人、学者、民主战士。字佩弦，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海州，成长于江苏扬州。1925年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上学期间参加过五四运动）毕业后，应聘来清华执教，自1932年开始长期担任清华中国文学系主任一职，讲授古代文学课程。其文素朴缜密、清隽沉郁，以语言洗炼、文笔清丽著称，极富有真情实感。脍炙人口的代表作《荷塘月色》就是写的清华园内的优美与宁静。毛泽东曾赞扬过朱自清的骨气，说他“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救济粮’”。
马约翰（1882～1966年，福建厦门人）1911年自圣约翰大学毕业，1914～1966年长达50余年在清华大学担任体育教授。他一生积极倡导体育，热情指导青年进行体育锻炼，为人师表、德高望重，受到国家的器重和人民的尊敬，被称为“我国体育界的一面旗帜”。
[附文2]学子写师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