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陇西县文峰公社曲家山大队高嘴生产队
汪朗
在陇西，人们常称高嘴生产队为“老没治”，高嘴社员也长时期十分委屈地听人当面数说。分居在两个山窝里，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九年，年年亩产只有几十斤。一九七五年陇西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这个队人均口粮也只二百斤；一九七九年一斤公粮没交，口粮才一百二十九斤；仅仅五六十人的一个队，每年都要吃五六千斤返销粮。十几年来，社员没有从集体分到过一分钱，一两油，家家缺粮，户户超支。集体家当要啥没啥，到实行包干到户责任制的时候止，只有五头牲口，一台坏了的钢磨，几个架子车轮，就这，也还是因为国家多年无偿支援才有的。社员为了生活被迫像飞鸟寻食一样流落四方，上青海，走四川，跑关中，奔省城；背粮，挖药，讨吃要饭……家里只留下走不动的老和小。一九七九年，九户人家中的外出社员直到农历三十晚上掌灯时分，才从外地匆匆赶回家和亲人团聚。有一年，返销粮下来两个月了，可群众还没买粮钱。社员魏世贤等几个人跑到酸刺丛生的大山里挖了点黄芪，背到东铺，指望用它换钱买粮，可没想到又被当作投机倒把扣住了，一个劲苦苦哀求，他掏出了两个月没买粮食的回销粮供应证，伸出了满是血道子的双手，叙说着日子的难处，说到辛酸处，这个当过八九年解放军，一九五二年就人了党，在修建青藏公路和一个机场中立功的七尺汉子，竟然忍不住哭出声来，把同来卖药的人都引得呜呜哇哇哭开了。好在检查人员听了他们的叙述，没有死守当时的禁令，忙放他们走了。卖了药，才买回两个月的口粮。
一九七九年冬，中共陇西县委决定在全县实行大包干到作业组的生产责任制，高嘴生产队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和三年困难时期用借地办法很快恢复生产的经验，提出要搞大包干到户，县、社同意他们作为试点。这一下，社员们的劲头就起来了，他们没争没吵，和和气气地坐在炕上，只两三个钟头，就把土地、耕畜等等包到户了，队里再没有一个人外流。吃“大锅饭”时，队长站在山梁上喊破了嗓子，半天不见人出工，如今没人催，没人叫，家家户户，男女老少，早早就上地了，连五六岁的娃娃都挎个篮篮到地里捡石头。播种时节还没到，地已经整得绵绵的，连草根根都捡得一干二净，等待下种。地边地角种得足足的，荒废多年的园子也种开了。社员说，如今咱家家有个队长哩。牲畜到户后，社员一晚上起几次添草喂料，春天地上刚冒出草芽芽，就漫山遍野寻着剜来喂马牛。以前集体锄草时，大家挤在一道，地板都踩实了，从出苗锄到收麦也锄不完一遍草。有的地块光是见野燕麦不见麦子，最后只好一道割下喂牲口。去年家家都锄了两遍以上，把野燕麦都锄得看不见了。包干到了户，人还是这些人，地还是这些地，可是以前作务不过来，地荒着；如今种的好，社员还有时间串亲戚、赶集，四处帮忙。
社员干劲大，老天也帮忙，仅仅一年，“老没治”就出现了新气象。粮食产量从一九七九年的一万九千斤提高到三万五千斤。社员交足了公粮，给国家卖了一百二十斤清油，每人还平均有四百二十七斤口粮、十五斤清油，十五年来，第一次不用吃返销粮了。
曾经因为买不上返销粮而痛哭的魏世贤也笑开了。他一家六口人收下近四千斤粮食，还有一百三十九斤清油，足足装了五水桶。魏世贤卖了四桶油，给大儿子娶了媳妇。这个十户人家的小山村，去年一年就接了四个新媳妇。过去穷得把老婆都饿跑了的魏世忠，如今带上了新手表。村里家家有了座钟，还新买了三个收音机，三辆自行车。
过年的时候，高嘴家家户户都杀了年猪。这个过去穷得不怕贼来怕客来的“老没治”，今年春节一下子接了六台社火，社员自己还盘了一台。他们高兴地说：“以往咱过年讨馍馍，如今咱过年耍社火，包干到户好着哩！”
——摘自1981年5月8日《甘肃日报》，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实习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