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不“美其服”会如何？ 笔者近几年曾两次去西藏旅游，在进出了很多寺庙后发现喇嘛们脱在经堂外的鞋子很有意思， 反映了西藏的“与时俱进”。除了高跟鞋没有外，内地汉族人穿的无论什么种类式样的鞋子这里都有， 只有极个别的几双才是西藏特有的毡靴。老实说，正是看到这种景象，笔者才一下子明白了老子“美其服”智慧的含义。由此不难想到的是，这是西藏文化走向衰败的征兆。因为由此开始的“渐变”发展的必然前景是西藏的喇嘛们穿牛仔裤的时代就要到来。当我有一天在西藏的桑耶寺亲眼看到一个喇嘛从商店里出来，一边怀里抱着一个最大号的可口可乐（2 升），一边打着手机时，自然会联想到这一切“现代的玩意儿”是如何在“障碍”、扰乱着喇嘛们学佛的心。事实上，这种不“美其服”已不仅是喇嘛们的问题，它同样是全球化各个城市里所有民族、所有人的问题。
至于“安其居，乐其俗”，在上述问题的背景下就更好理解了。当我们不“乐其俗”时，我们年轻一代便已不会也不屑在端午节包粽子、在中秋节吃月饼了。只能对西式的情人节、圣诞节抱有热切的向往。
有识之士指出，节日不是随便过的，这好比把别人家的祖宗牌位拿来供在自己家里。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美国有个节日叫“感恩节”，过这个节便不会有“乱供祖宗牌位”之虞。但可惜的是这个极有意义的节日在中国的年青人中还没有时髦起来。即如“圣诞节”也是可以过的，但这是有前提的。一是我们应该先把自己民族的端午节、中秋节等等节日过扎实了；二是过“圣诞节”应该先从在“平安夜”去教堂聆听、学唱赞美诗开始，而不是仅仅给玻璃涂上圣诞树、圣诞老人完事。
如做不到这些， 那我们对韩国将端午祭申请为本国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事就连生气的资格也没有了。
很久以来， 我们总是单方面地认为诸如西藏等地人民那种整天转经、嗑长头的生活方式是“落后的”，是需要扶贫，是应该被“现代化”改造的。而现在看来这正是所谓现代城市人过分自负与狂妄地仰赖科技层面的“文明”、“进步”观念映照下的错觉。而这更令人想起当代学者王开岭《精神自治》中他的朋友刘烨园所讲的一件事：“曾听一位驻非洲某国的外交官朋友说——当他某夜在当地村民们欢歌笑舞的火堆边，以中国当下“经济中心”的时髦思维与几位普通的当地青年交流时，他未想到的是，人家的观念竟然是这样的：我们为什么要你们的现代化？ 我们有我们世世代代的吃穿住行，有我们的劳动、工作、习俗、品行、价值；有森林、有动物、有歌舞，我们很快乐也很满足，为什么非要跟别人一样‘富裕’不可？ 我们不苦说我们苦，还要我们这样那样，你不觉得这是对我们的侵犯、伤害么？ 苦不苦，幸福不幸福我们最知道， 等到我们要改变了再来帮助好了， 不要现在就强加给我们，这可不是真正的友善……”如果再看一看被现代人看作是“原始落后的”摩梭人的走婚，现代的一夫一妻的婚姻状况也未见得更高明或更讲文明。摩梭人的“走婚” 风俗， 事实上把人生不必要的经济与人际纠缠降低到了最低限度，剩下的就是相对于“一夫一妻制”婚姻要简单、纯粹得多的情感关系了。它绝不可能产生《中国式的离婚》那种荒诞的人生悲剧。
我们还看到英国查尔斯王子在本国一个叫庞德伯里的小城正在进行这样一个类“小国寡民”的建设。20 世纪80 年代查尔斯宣传他的生态城镇理论时，英国人觉得这种想法是古怪的。如今这个小城已建成10 年，它所有的建筑都是采用新型环保材料并且是按传统式样修建的。查尔斯王子在这里推行着他的生态城镇理念。城中约有400户人家，800 个居民。城里的建筑没有哪两座是一样的。这里追求的是以前那种安逸的邻里生活：
庞德伯里的设计灵感来源于意大利的锡耶纳城。该城街道狭窄而蜿蜒，这样一来汽车就无法高速行驶。停车位设在房子的后面，形成了一个个院子。在这里，汽车不再是街道的霸主。城里的办公室和住宅混杂在一起。在小城的一份杂志上，查尔斯解释说，不应该按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把居住在同一城市的人们分隔开来。庞德伯里城内有几家商店和办公机构。这里的居民有的在城里上班，有的在附近不远的地方工作。庞德伯里小城兴建计划的负责人安德鲁·汉密尔顿与查尔斯王子一起工作了13 年。他说：“查尔斯王子的问题在于他总是走在时代的前面。而现在，社会的发展似乎跟上了他的脚步。” 显然查尔斯的理念恰恰与老子有着相当的一致之处。
还有一个相关的例子是我国云南的“香格里拉县”。最初震撼我的不是香格里拉众所周知的自然与人文景观， 而是小城店铺的卷闸门。傍晚信步雨后的小城，街上澈入心肺的静谧令人十分惬意。一些商店已打烊， 放下来的卷闸门上画着色彩斑斓的民族风格鲜明的装饰图案。许多楼面的内外装修也是如此。使人怦然心动的启示是：现代粗糙、鄙陋、恶俗的卷闸门竟也可以被传统的民族情调同化。这也使人联想到西藏拉萨的许多“现代化”建筑似乎正是缺乏这种明智。
日益感到“城市化就是遮蔽化”。当我们嘲笑生活在农村的人们是如何“闭塞”时，岂知住在城市里也有“闭塞”不说，而且这种“闭塞”还更要“城里人”的命。因为城市生活的太多追求无非是在“千方百计”地用无休无止的贪欲、无穷无尽的水泥森林等等将自己与大自然隔开，与真实无欺的生活隔开罢了。然后在拼得七上八下“好不容易”过上虚拟生活的时候，才想起来应该“回归自然”，可是已经回不去了。
总之，生活是平衡的，我们在这种“进步”与“发展”中似乎并没有占太多的便宜。我们获得“方便”、“快捷”的代价过于惨重，那就是不仅生活全面地丧失了诗意，而且由于“逐物不还”而导致人们精神生态与自然生态失去了平衡。
台湾学者龙应台说：“越先进的国家， 就越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传统；传统保护得越好，对自己就越有信心。越落后的国家，传统的流失或支离破碎就越厉害，对自己的定位与前景就越是手足无措，进退失据。……传统不是怀旧的情绪，传统是生存的必要。”这一点只有看一看欧洲那些古老的城市的面貌就很清楚了。
失去理性的、盲目的、过度的所谓“现代化”还是污染之源，是破坏自然生态平衡的罪魁祸首。“整个中国社会的语境不过就在最近的二三十年发生了意义的转换，时间、效率、金钱、利润、科学、技术、进步、GDP 等这些西方语境中的话语在我们这里都具有了神圣性，这里面作用最大的是‘发展就是硬道理’。”在农业文明中，一切现代污染是不存在的。是不加节制、不加反省的“科学”与工业化崇拜以及人们的贪欲共同酿就了现代污染。针对这样一个现实问题，有人认为“小国寡民”的智慧不失为一种理想的选择。有学者认为：“是不是说人类没有办法解决污染问题了？ 当然有， 这就是回到小国寡民的农耕时代。这样说恐怕有人认为我是疯了，其实我也知道这不可能，首先一个巨大的障碍就是人口问题，今天地球供养六十亿人口没有工业技术不能完成。其次是人类理性在现代化的诱惑面前分解成个人的选择，不容易形成社会共识。譬如我自己，虽然希望天蓝水清，无农药蔬菜，但是要放弃超市、互联网和便捷之交通也还是舍不得。为了物质的享受我们宁愿牺牲健康、书信和放弃艰辛之美，因为我们的话语体系里面已经充满了更快、更强、更方便、更舒服、更多金钱的价值符号。这不是体制的问题，而是工业文明以来全球经济发展的趋同性所致。我们在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曾经有机会避免西方国家先发展后治理的模式，但是我们错过了。我们为了发展而发展，为了全球化而全球化，为了科学而科学，结果就是环境不断地污染下去。”什么叫社会发展·我们为了GDP 而“发展”，因此现而今，所谓正宗的、属于“硬道理”的“发展”，不外乎就是以“经济为中心”，以不择手段地赚钱为旨归的“进步”。如果发展的代价是大家一起慢性自杀，我们还敢追求这种发展吗？ 然而事实是，很多人也都看到了这样的“发展”前景，但就是面对这样的社会趋势已是欲罢不能。我们虽然无法回到老子意义上的“小国寡民”时代，但是追求控制污染的生活还是有可作为的地方，这就是逐渐改变观念。“以地球生物的共同利益来制止以发展之名而造成的罪恶。只要我们的社会有了这种对开发、进步、发展理念的转换，污染就有可能被控制。”这种“小国寡民”如今也并非没有任何现实的样本存在。比如，尼泊尔、不丹等国的事实存在就是极好的例子。余秋雨在其《千年一叹》
中说：“世界各国的文明人都喜欢来尼泊尔，不是来寻访古迹，而是来沉浸自然。……外来旅行者也喜欢这里的生活气氛，喜欢淳真、忠厚、慢节奏，喜欢村落稀疏、房舍土朴、环境洁净、空气新鲜、饮水清澈。其实说来说去，这一切也就是更贴近自然，一种未被太多污染的自然。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深刻的悖论。本来，人类是为了摆脱粗粝的自然而走向文明的，文明的对立面是荒昧和野蛮，那时的自然似乎与荒昧和野蛮紧紧相连。但是渐渐发现，事情发生了倒转，拥挤的闹市可能更加荒昧，密集的人群可能更加野蛮。”事实上老子的“小国寡民”理念更趋向于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处，倾向于自发地维护自然生态的平衡、精神生态的平衡。“科学发展观”理念与“和谐社会”的追求似乎不能排斥这种古老而永恒的以退为进的智慧。精神的乌托邦又是生态的乌托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