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凯末尔在与民族主义运动内部反对派的斗争中确立了自己的权威，巩固了自己的领导地位，从而他便可以在土耳其的政治实践中贯彻自己的世俗民族主义思想——凯末尔主义。在这几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下，共和国的世俗民族主义道路被铺就了，可说它为凯末尔的世俗化改革创造了条件。
二、凯末尔的世俗化改革与凯末尔主义
“土耳其凯末尔领导的现代化改革的核心是民族化，而它的主要特点和影响于中东地区的主要之点，则在于它的世俗化。”在凯末尔等人看来，“在这个世纪，文明国家之间没有本质的差别，文明的交往已经使人类的文明部分成为相同的东西”。凯末尔和早期的西化主义者一样，认为文明就是欧洲文明，所以强烈的西化倾向也是凯末尔改革的显著特征。凯末尔改革涉及到了国家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改革使土耳其真正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改革首先表现在整个国家制度的改造方面，主要包括以共和制代替素丹一哈里发制，以世俗法庭和世俗法律代替宗教法庭和宗教法；国家对所有教育机构的控制以及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的改革等。
1921年1月的临时宪法已经宣布主权属于民族，1922年11月素丹的逃跑使素丹制已不复存在。新任哈里发麦积德二世只是一个精神领袖，不具有任何世俗权力。1923年10月，土耳其被宣布为共和国，凯末尔当选为总统，民族主义成为土耳其的主导意识形态。当时，凯末尔没有立即废除哈里发制，是因为他希望哈里发成为土耳其反对西方列强时穆斯林团结的象征。1923年4月8日，凯末尔在国会讲话中提出，哈里发是具有国际意义的穆斯林最高权威。但这种设想既不符合伊斯兰精神，也不符合时代精神。麦积德的任务也不简单，他得在国际范围内维护自己的尊严，而且还要小心谨慎以免惹恼他所依靠的民族主义政府。民族主义者在本质上是世俗主义的，因此，哈里发制的取消是迟早的事。
印度的两个穆斯林上层人物阿加·汗和阿米尔·阿里写给土耳其政府的一封信促使凯末尔采取了行动。信中指出：“哈里发一伊玛姆目前在广大的逊尼派穆斯林人口中的不确定地位产生了非常混乱的效果。”他们提出通过将哈里发置于一种鼓励所有穆斯林的信心和赢得所有穆斯林国家尊敬的基础之上来维持伊斯兰的宗教和道德统一。这封信使凯末尔认识到国内外的反对派很可能为了政治目的而反对取消哈里发制。另外，这封信也给凯末尔一个废除哈里发制的机会和借口。经过激烈的讨论，哈里发制于1924年3月3日被议会宣布取消。同一天，议会颁布法令废除了伊斯兰长老制，并设置宗教事务局来管理宗教事务。宗教事务局具有签署费特瓦的权力，局长由共和国总统任命，他的职责是管理清真寺和修道院。雇用和监督伊玛目、穆安津、清真寺的管理人员和工人。法令还规定宗教地产瓦克夫由宗教基金管理委员会管理。这个机构负责管理宗教地产和维修清真寺。1931年6月8日议会又颁布法令，规定这个机构也管理神职人员并负责他们的薪水。尽管1924年宪法规定土耳其的国教是伊斯兰教，宪法还规定议会保护伊斯兰原则，但宪法总体上却是世俗性的。这种规定只是为了安抚议会中的保守分子。
凯末尔时期的改革中，司法制度和教育的改革对世俗化进程具有最重要的影响。哈里发制被取消不久，宗教法庭也被关闭，国家法庭使用宗教法官，但他们却处在政府控制之下。这时有两类法官，一类是有宗教学院背景的宗教法官，一类是从世俗学校毕业的世俗法官。直到1926年瑞士民法被采纳之后，法院仍在很大程度上以伊斯兰法为基础，尤其是民事法案更是如此。司法改革即是以世俗法庭代替宗教法庭，并采用世俗法典。
首先是瑞士民法的采用。共和国几乎是将瑞士民法翻译过来就使之变成土耳其民法。瑞士法典颁布于1912年。这部法典由个人、家庭、继承三个部分构成。在家庭和继承方面，妇女被赋予和男子平等的权利，且禁止多妻制。被废除的《梅积勒》法规定，妇女只能得到相当于男子一半的遗产。1851年一1876年编成的《梅积勒》法有16卷，它是伊斯兰法和拿破仑法典的混合物。1926年4月，新民法被通过，它的前言反映出当时的时代精神：
“1851年的梅积勒只有300条符合今天的需要。它建立在宗教基础上。以宗教法为基础的国家迟早都会变得无视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因为宗教原则是不变的。宗教法在不断进步和变化的社会中因其形式和其不舍时宜的说教而毫无意义。不变是宗教的特有特征。使宗教仅仅成为一种信仰是现代文明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新旧文明的区别之一。”
凯末尔主义者显然认为法律应该从宗教中独立出来并使之适应现代社会的各种需求。今天关于瑞士民法典是否适合土耳其社会的争论仍在进行。但一部适合土耳其需要的更好的民法需要多年的准备，这在当时的情况下必会引起长时间的毫无意义的争论，从而延缓改革。同时实施的其它法典有土耳其商法和刑法，刑法于1926年7月1日被采纳，主要以意大利法典为蓝本。商法以瑞士、意大利和德国法典为蓝本，同样体现了世俗精神。
教育同样进行了世俗化改革。自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现代化改革启动以来，土耳其便开始不断地建立各类世俗学校，共和国建立之后，土耳其还是宗教教育和世俗教育共存的。这种状况不符合民族主义者的世俗化要求，早在1921年凯末尔在一次教育会议上就讲道：“我坚信我们民族历史衰落的主要原因在于传统的教育方式……教育应该远离所有传统的迷信和不适合我们民族特征的东西方外来影响。”1924年，“教育统一法”被通过，按照此法，宗教学校被取消，所有的教育机构被教育部接管，教育委员会协助教育部工作。该委员会由教师和官员组成，定期开会制订有关的教育政策。公共教育完全成为世俗事务，宗教教育则留给了家庭和乡村的神职人员。宪法中关于伊斯兰教为国教的条款在1928年被删除。1930年和1933年城市和农村学校的宗教课程被取消。凯末尔时期，教育水平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土耳其人口的识字率从1927年的10．6％提高到1940年的22％。20年代，初、中、高各级学校的结构与课程还是以19世纪的法国教育制度为样板。1933年伊斯坦布尔大学进行了重组。1936年安卡拉大学设立了语言系、历史地理系、艺术系等，后来，医学、农业、科学、神学等新的院系也建立起来。在土耳其的许多城市中还建立了许多新的大学。
文化改革的世俗化意义也非常深远。首先是拉丁字母的采用。世界上大多数突厥人都用阿拉伯字母书写他们自己的语言。但阿拉伯字母元音很少，不适合土耳其语的发音，而且对大多数土耳其人来说，阿拉伯字母并不仅仅是一种字母，它还是一种与宗教有关的偶像。毫无疑问，字母改革具有世俗化的意义。字母改革的建议在19世纪中期就已提出，青年土耳其时期也进行过讨论。凯末尔掌握权力后，决心进行字母改革。这之前，高加索和中亚的土耳其人放弃了阿拉伯字母而采用了拉丁字母。1928年8月9日，凯末尔发表了一个关于字母改革的讲话，从此土耳其开始了帮助人民认识拉丁字母的热潮。1928年11月3日，通过了一项禁止在公共场所书写阿拉伯字母的法律。通过取消阿拉伯和波斯外来词而简化土耳其语的改革是文化改革的重要方面。1932年7月12日，土耳其语言学会建立，这个协会的主要工作是简化和纯洁土耳其语，不仅波斯和阿拉伯外来词被取消，而且新造了许多土耳其词。
字母改革和语言改革大体上起了两种作用。首先，文字语言的简化，使更多的人能够接受，有利于识字率的提高和教育的发展；其次，因为阿拉伯字母不仅是一种东方文化的符号，而且是一种伊斯兰教的符号，而拉丁字母则象征着西方文化和西方文明，放弃阿拉伯字母使用拉丁字母、放弃波斯和阿拉伯词汇就能够使土耳其人在精神上更能接受西化和现代化。
凯末尔还通过挖掘土耳其的历史来增强土耳其人的民族意识。在他的提议下，1931年成立了土耳其历史学会，该学会召开了土耳其各个历史时期主要问题的讨论会，编出《土耳其历史纲要》，作为学校的历史教材。这项改革有利于促进土耳其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忱，“但不实事求是地突出，以至提高土耳其在历史上的作用，在一些方面导致了对历史的歪曲”。文化改革同样具有世俗化的意义，从此土耳其文化在各个方面开始摆脱宗教的束缚，走向活跃。
凯末尔时期土耳其妇女的地位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奥斯曼时代，妇女进行任何户外活动都是被禁止的，妇女要绝对忠诚她们的丈夫，而丈夫却可以任意休妻，且拥有四个妻子。青年土耳其时期，政府曾规定，丈夫长期在外或患有严重疾病的情况下，妇女有权提出离婚，这是帝国时期妇女地位的重大变化。凯末尔以许多方式鼓励妇女的解放和妇女的现代化。他鼓励妇女接受高等教育并在各个领域做出成就。瑞士民法典的采纳使男女实质上平等了，它废除了多妻制和随意休妻制，妇女有了离婚和工作的权利。1930年4月3日，政府法令使妇女获得了在城市选举中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934年12月28日，政府又颁布法令，规定妇女在全国选举中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方面，土耳其已走到了许多欧洲国家的前面。当然，当时只有一部分妇女适应了新的社会角色，大多数城镇和农村的妇女并没有立即改变她们的传统生活方式。
社会生活与习俗方面的现代化改革，主要体现为破除迷信和提倡科学的现代精神。1925年的库尔德人叛乱实际上是由托钵僧首领领导的，而且提出了恢复哈里发制的口号。这次事件使凯末尔决心打击教团势力。1925年6月，独立法庭对叛乱分子头领判处死刑，同时封闭了库尔德斯坦的所有托钵僧寺院。1925年8月，凯末尔访问了卡斯塔莫努和伊内博卢，他和随行人员全都戴上了巴拿马帽；并发表许多演说，大肆攻击费兹帽、长袍以及穆斯林的其它传统服装。他还攻击托钵僧寺院、隐居地以及多种教派。他说：“土耳其共和国不能是谢伊赫、托钵僧、门徒和俗人教友这样一些人的国家……各教派的人将会懂得我已说清了这种实情，并将立即自动封闭他们的寺院。”9月1日，凯末尔回到安卡拉后在内阁会议上宣布了一系列法令，11月这些法令被议会通过。结果按这些法令，各教派宣布解散，予以禁止，他们的财产被充公，寺院和神坛被关闭，祷告会和祈祷仪式被停止。土耳其从此摆脱了谢伊赫、托钵僧、门徒、法师、算命人、魔术师、巫师、画符人等，同时也摆脱了与这类名称和性质有关的行业、用费和服装。这些措施，加上关于费兹帽和缠头的禁令，使土耳其人民的生活习惯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方面的改革引起了许多狂热的谢伊赫和托钵僧的不满，他们用各种方式进行反抗活动，甚至挑拨人民起来进行反政府活动。但是政府很快镇压了他们，整个民族很快就适应了这类改革，使土耳其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更加世俗化和现代化。
凯末尔于1881年出生于居萨洛加。父亲是一个低级政府职员，后来经营木材生意。凯末尔七岁丧父，由母亲聚贝伊代·哈纳姆抚养成人，1893年他进入萨洛尼加军事中等学校；1895年升入马纳斯特尔军事学院；1899年3月，进入伊斯坦布尔陆军大学，1905年1月毕业，授陆军上尉。1915年加利波利战役中他被认为是最善战的军官。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民族解放战争中表现了杰出的军事天才。他善于在不利条件下取得胜利。在他的领导之下，土耳其建立了共和国，进行了全面的世俗化现代化改革。穆斯林反对派认为他只会模仿西方，并试图以此来降低他的威望，但他对伊斯兰教历史的解释要比神职人员深刻得多，他尊敬真诚的宗教情感。虽然他从不祈祷，也不斋戒，但他却不像其他穆斯林领导人那样装出一幅伪善面孔。凯末尔的特殊能力在他1934年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先知般的预言中表现出来。1934年在一次与麦克阿瑟的谈话中，他预言战争将在1940—1945年间开始。那时，法国由于过分虚弱而不能自卫，英国将依赖美国和苏联。美国人不会保持中立，并且是战胜德国的最终因素。俄国将是从战争中获得利益最大的国家。凯末尔是一个集军事家、政治家、理论家于一身的人物。他综合了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的理论，形成了自己的世俗民族主义理论体系，这就是凯末尔主义。凯末尔主义是共和国时期土耳其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也是共和人民党的纲领性的原则。
1920年1月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通过的“民族盟约”体现了凯末尔主义的基本内容。人民党于1923年9月建立后，就将共和主义和民族主义作为党的两个原则。凯末尔认为这个党是人民的化身，不代表某一个阶级而代表土耳其全民族。他说：“我们谈到人民党时，我们不是反映某一部分公民，而是指整个民族。”1924年11月10日，人民党改称共和人民党，共和主义成为党的另一个原则。1927年10月，世俗主义被宣布为党的原则，同时宪法中也删除了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内容。后来。又加进了国家主义和革命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