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德里的看法得到了共和人民党内许多人的同意。显然，改革没有在普通人民中生根，将宗教变成个人信仰的努力被证明失败了。30年代世俗主义者曾对宗教本身进行改革，但后来这些改革被很快放弃了，民族主义者决定使民族主义思想成为宗教的替代物，由于国家缺乏传授民族主义理想的教师与学校，这方面的努力只取得了部分成功。20年代，知识分子们提出要使伊斯兰教更加实用化和合理化，凯末尔对这种看法表示支持。并将这种观点写进学校教材。但许多人提出了更加激进的世俗主义，并对此充满信心，内务部长许柯吕卡亚在议会中说：“宗教已经完成了它的任务，它的功能已消耗完毕；它是一种不能再恢复生机和复兴的传统。”从此，伊斯兰教完全被从政治话语中消除，直到1946年实行多党制后才被恢复。
尽管共和人民党将平民主义作为它的重要原则之一，但它对伊斯兰教的政策却使它疏远了人民群众。如果共和人民党确实给人民带来了物质的福利与进步，则是对这种疏远的一个补充。但现实却不是这样。凯末尔时期，人民的不满情绪一直在积蓄着，战后这种不满在多党政治中充分表现出来。多党制开始后，因选民们没有接受过伊斯兰教以外的任何政治意识形态，他们只能通过宗教自由来表达他们对政府的不满。
土耳其的现代化是植入型而非原生型，这决定了它的现代化进程的一些独特特征。首先，从奥斯曼帝国的百年改革到凯末尔改革，都是自上而下进行，不论是政治，军事，还是其它领域的改革，都是从社会上层引发的，之后才从上而下向社会各方面渗透。其次，这种改革不是社会某一个方面的改变，也不是西方式的自发的由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土耳其的改革家们不但要进行政治、军事、文化、经济方面的改革，而且要按西方的样式重建整个社会现象，这使得土耳其的现代化进程实际上变成了一种上层精英的计划工程，而不是像西方那样成为一种社会的内在生长过程。再次，自上而下的改革使土耳其的政治变化相对于经济发展进程来说具有超前性。西欧现代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建立之前，经济的发展使新贵族和新地主这一推动革命的阶级成长起来，并同时伴随思想文化领域的启蒙运动，而土耳其在改革之前，这两者都不具备，改革首先从政治上层开始，之后才开始思想启蒙和经济领域的现代化进程。第四，这种自上而下的现代化努力在经济领域便表现为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通过国家权威来建立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是上层建筑推动经济发展和一种全新的经济体制的产生。第五，这种植入型的现代化不可避免地要陷入传统与现代性的严重矛盾之中，同时又伴随着现代化与西化的矛盾，这些矛盾又充分反映到政治领域。
总之，不论是帝国时期的改革还是凯末尔改革，都不是土耳其社会的内在需求，而是在外部刺激的条件下被迫进行的一种反应，现代化的各个方面都经历着一种自外而内、自上而下的过程。这种情况下，土耳其的现代化进程中便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外部交往决定内部变化，外部交往成为土耳其现代史发展的最根本的和最强大的推动力。这种历史发展的模式是否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回答是肯定的。土耳其的现代化模式和许多发展中国家有相似之处，都受到外部力量的强大推动，这正是人类历史进入世界历史阶段的特有现象。西方的殖民浪潮将全球卷入了世界历史，从此之后人类历史的演进也成了全球性的现象，历史演进的单位和历史研究的单位从此之后变成了整个地球，而不是某个文明中心或某个国家，理解某个国家的历史若是离开全球视野必然会走人死胡同。土耳其的现代化进程从土耳其自身的历史来看似乎是不合理的，但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却非常合理。因为人类历史成为世界历史之后，人类历史的演进是全球性的，而这种全球性的发展又以文明最先进的主要国家为先导，然后毫不留情地向世界各个角落渗透。现代化首先发端于西方，然后席卷全球，任何国家不管情愿与否，不论其历史与文化是否对现代化产生内在需求，都必然要被卷入现代化的洪流之中。从全球的视野看，不论是社会形态的演进还是现代化的发生，都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土耳其的现代化不仅是土耳其历史的结果，更是世界历史的结果。
四、军队与政治现代化
军队现代化是一个国家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方面，这不仅指军队的装备和训练方式现代化、尤其重要的是军事体制的现代化以及军队的非政治化。从奥斯曼帝国到土耳其共和国，军队始终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当然，随着历史的变化，不论是军队本身的结构还是军队在国家政治结构中的位置都在不断发生变化。帝国时期，素丹的政治权威来自军队对其领土的控制和素丹对军队的控制，政治合法性来自于素丹对伊斯兰传统和其家族地位的依赖。凯末尔革命和凯末尔改革使土耳其的历史重新定位，素丹被认为是腐败的和专制的，宗教领袖被认为是迷信的和无知的，是他们将土耳其民族拖入落后状态之中。但凯末尔主义者却认为土耳其军队一直是勇敢的，并高扬了土耳其民族的高尚信念。
从帝国到共和国的整个土耳其历史过程中，军队形成了三个方面的传统。一是从奥斯曼开始，军队和国家是合一的，整个军事体制也是国家的行政体制，同时伊斯兰教对国家的作用也渗透到军事领域；二、随着帝国改革运动的开始，旧军队被废除了，军事与行政发生了分离，新军中从新式军校毕业的军官和他们指挥的军队被看成是采用西方技术和思想模式的开明运动的先锋，而从普通士兵中提升上来的军官则具有保守倾向，且深受伊斯兰保守势力的影响；三，在凯末尔建立共和国的早期岁月里，土耳其军人又有了新传统，即军队的责任被限制在军营里。由于他们自认为是开明运动的先锋，所以当共和国的世俗原则处于危险状态时，军队便直接出面干预政治，这三种传统并不总是一致的，而是充满矛盾的，土耳其军队的作用正是在这种矛盾中表现出来。现代土耳其军队的政治地位正是在摆脱这种矛盾的过程中确立的。
土耳其军队在青年土耳其革命和凯末尔革命时期都起过不可替代的作用。凯末尔革命胜利后要解决军队中存在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军队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问题，另外就是军队内部的反对派的问题。
凯末尔在军队中的反对派多是他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亲密同事。劳夫·奥贝尔是较早出现的军队反对派。1922年11月，他投票支持取消素丹制，但很快他又警告凯末尔：“议会怀疑你，担心你会取消素丹制和哈里发制并成为独裁者。”素丹制取消后，劳夫支持哈里发制下的立宪理论；洛桑条约后，他又劝说凯末尔退出活跃的政治生活，而仅做一个有名无实的总统。洛桑会议上劳夫和伊诺努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之后便完全滑向反对派。但劳夫在战争结束后就辞去了军事职务，对凯末尔的权威没有形成很大威胁。凯末尔认为军队应该远离政治，但革命战争使这一原则难以实施。1924年之前，不少于13名军官占有议会中的席位，同时又有许多人担任大使或省长。凯末尔直到1927年一直是军队最高指挥官，凯末尔和他的将军们最严重争执是在打败希腊之后出现的。雷费特·贝尔是解放战争中的重要指挥官，后又任色雷斯地区最高指挥官，他和哈里发麦积德保持着很好的关系，曾将一匹良马献给哈里发以表忠心。福阿德·杰贝索伊曾和劳夫一起劝说凯末尔退到政治舞台的后台，卡拉贝克尔等军官则对凯末尔不同他们商量就宣布成立共和国感到不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