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党的伊斯兰民族主义纲领以及繁荣党上台执政。对土耳其的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此伊斯兰民族主义成为土耳其的重要政治意识形态，改变了凯末尔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另外，伊斯兰政治的地位和影响将日益扩大，伊斯兰教将会被突出地摆在议事日程上，各党均会反思和检讨对伊斯兰教的方针，从而更加重视伊斯兰教的政治能量。同时繁荣党的伊斯兰民族主义也是对土耳其现代化道路的重新思考和探索，它对增强人民的参政意识，活跃国家政治生活，加强土耳其的政治民主化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繁荣党上台之后，采取了温和的伊斯兰主义立场，如许诺坚持世俗制度，遵循凯末尔主义原则；同意实行市场经济政策，继续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对外增进同伊斯兰国家关系的同时，保持土耳其与西方的密切关系，埃尔巴干执政一年多的主要成就在外交方面。首先是埃尔巴干政府的外交政策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给予一定程度的冲击，有利于世界和平和发展，繁荣党的政策使美国和欧洲感到担心和困惑，担心土耳其会背离西方。其次，埃尔巴干注意发展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加强了彼此的经济联系和政治交往，增进了相互理解，所以埃尔巴干政府对加强伊斯兰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是有贡献的，有利于维护中东地区的稳定，另外，埃尔巴干促使人们关心和重视伊斯兰文化，努力探索土耳其现代化的道路。
埃尔巴干政府具有鲜明伊斯兰倾向，内政上提出具有伊斯兰思想的建议，主要是允许妇女在政府大楼和校园里披戴伊斯兰式头巾；允许朝圣者经陆路去麦加朝圣；在许多城市修建了清真寺。由于繁荣党加快了伊斯兰化的步伐，引起了世俗主义政党和军方的不满，土耳其社会出现不稳定现象。一些世俗政党趁机向繁荣党发难，其中最激烈的是民主党领袖耶尔马兹，他提出，土耳其的首要问题是恢复政治稳定，本届政府不能实现这个目标，不能让本届政府再执政了，1997年2月28日，由军队控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向埃尔巴干提出了“20点计划”，内容包括：强化宗教派别活动的禁令；禁止招募伊斯兰主义分子在政府任职，严格执行世俗宪法，限制伊斯兰教育。目的是防止伊斯兰主义对世俗化的破坏。埃尔巴干被迫同意签署了“20点计划”。在军方的压力下埃尔巴干多次同意他一度反对的许多措施。军队把社会上出现的许多伊斯兰化现象归咎于繁荣党，而繁荣党则以民主和人权为自己辩护。在军方的强大压力和联合政府内部正确道路党的抵制以及坚持世俗主义的反对党的反对下，埃尔巴干政府被迫向总统递交了辞呈，宣告政府下台。1997年6月20日，德米雷尔授权耶尔马兹组阁。1997年6月30日，耶尔马兹向德米雷尔提交了内阁名单，即获批准。这标志着持续数日的土耳其政治危机结束了。
1997年5月埃尔巴干辞职之前，繁荣党由于其违反宪法和政党法的反世俗主义行为而受到审判。这对埃尔巴干来说并不新鲜，但一个在议会中拥有多数席位，获得20％以上的选票，而且正在执政的政党受到审判在土耳其历史上却是前所未有的。就在宪法法院闭庭之前，埃尔巴干让他的律师伊斯美尔·阿尔普特金以道德党（Virtue Party）的名义建立了一个新党。1998年1月，宪法法院宣判，繁荣党被关闭，埃尔巴干等人则在未来五年内禁止参加政治活动。
就在判决文书于2月底下达之前，埃尔巴干一直劝说其它政党支持他发动一场运动，促使修改一些法律从而保证不能轻易关闭政党，并制订一些新法律从总体上加强土耳其的民主制度。但没有一个政党响应他的提议，这反映出土耳其政治中缺乏民主文化。其实，伊斯兰主义知识分子也认为民主是一种和伊斯兰教矛盾的西方传统。然而，埃尔巴干之后，民主成了土耳其伊斯兰政治运动的追求目标。繁荣党被关闭之后，它的所有议会成员都转向了道德党。1998年5月14日，这个党的建立者召开大会，埃尔巴干的亲密同事雷杰·库坦代替阿尔普特金成为党的领袖。他被认为是能够协调与军方和党内青年激进派关系的温和派人士。同一天晚上，库坦发表电视讲话，宣称他的党与繁荣党不同，党的基本目标不再是建立“公正秩序”，而是要促进土耳其的民主、人权和自由。他说过去几十年的经验证明，没有民主，其它任何目标都不能实现。
四、救国党和繁荣党的比较
救国党和繁荣党都将道德秩序的建设作为其追求目标，都强调学校教育中道德和伦理课程的重要性，它们主张建立伊斯兰道德秩序，反对以追求个人利益为目标的资本主义道德价值，提倡“公正的经济秩序”。两党纲领都不反对私人经济，但却反对多国公司和垄断资本主义，主张国家保护小企业，使之免受大企业的排挤。这说明两党都受到小资产阶级的支持。
然而两党却存在着许多重要的区别。20世纪70年代的救国党曾多次强调国家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并认为这是土耳其经济和政治独立的迫切需要。相比之下，繁荣党的纲领则很少提到工业化；救国党主张保护国内市场，而繁荣党则提倡经济上的对外开放。救国党试图在广泛发展私有企业的基础上将对小企业的保护和国家领导的重工业结合起来，以此来反对私有垄断。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形成世界性的潮流，埃尔巴干领导的繁荣党主张在土耳其实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减少政府干预鼓励自由竞争，加速私有化，反对资本主义垄断，政府支持农民和地方小项目的建设。埃尔巴干将“公正的经济秩序作为党的目标。”
政治上，繁荣党提出个人自由并以信仰为根据建立多元化的法律秩序，以多元主义代替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它主张在即定社会中不同的司法体制可以并存，国家的作用应该是保护每一个司法社区的自治，少数民族同样可以获得司法自治。伊斯兰知识分子认为这种文化和司法的多元主义曾被先知在麦地那时期建立过。这种文化多元主义体现了一种城市化取得了一定发展之后公民社会的强烈要求。
尽管繁荣党的许多成员来自救国党，而繁荣党的伊斯兰主义思想却是20世纪80、90年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激进的伊斯兰知识分子提出的。救国党的追随者主要是教团组织和安那托利亚的手工业者、小商人。这些手工业者和小商人抱怨资源流向大城市的大企业，要求政府对他们进行保护和支持，他们不反对国家主义。救国党代表工业化冲击下的衰退中的小资产阶级，因此在社会和政治方面是保守的。繁荣党相比之下则是激进的，它对宗教社团没有很大的依赖，它的理论家是世俗大学的毕业生，它的选民除小资产阶级之外，还包括城市的职业技术阶层和下层工人。
救国党和繁荣党的选举模式也有很大的不同。1973年救国党在全国大选中获得11．8％的选票而成为第三大党。和共和人民党相比，救国党在发达省份仅获选票8．4％，而共和人民党选票占38．6％；在半发达省份，两党所占选票份额分别是13．7％和30．5％；落后省份这一比例是15．4％和27．5％。在几个最大的城市中，共和人民党取得了明显胜利。这种模式在1977年选举中仍然没有改变，救国党在大城市的得票率还是很低。而在90年代，繁荣党在许多大城市的选举中都得票很多。1994年的城市选举中赢得了包括安卡拉和伊斯坦尔在内的28个省会城市的市长职位。相比之下，坚持凯末尔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则仅赢得了八个省城的市长职位。这说明，90年代繁荣党日益在大城市中取代了世俗主义政党的位置，凯末尔主义的合法性正在受到挑战。1991年大选中，厄扎尔的祖国党遭受失败，结果德米雷尔的正确道路党和社会民主党组织了联合内阁。唐素·奇莱尔任总理后，土耳其国内面临着严重的贫困、失业和腐败问题，这正好为繁荣党提供了进攻政府的口实，为繁荣党执政铺就了道路。90年代，土耳其伊斯兰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着以新的角度和新的方法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呼声，而繁荣党的伊斯兰主义主张正适应了这种要求。
救国党和繁荣党的阶级基础也有很大的不同。在60年代，土耳其经济取得了高速增长，社会各阶级都能从这种增长中得益，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不明显。但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手工业者、小商人日益受到大工业家和大商人的排挤。救国党的兴起正反映了居住在伊斯坦布尔等大城市的大工业家、大商人与“居住在安那托利亚的手工业者、小商人的利益冲突”。救国党的支持者主要是小店主、小商人、手工业者和小城镇的宗教人士。而当时的正义党则主要代表着大城市的大工业家和大商人。随着经济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纷纷破产，加入到城市工人阶级的行例中。90年代土耳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水平，随之职业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为主的白领阶层在城市中成长起来，同时，工人阶级的队伍也得以扩大。这些人渴望使他们深受其害的各种社会问题能够得到解决。繁荣党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提出了自己的纲领。繁荣党的支持者除安那托利亚的小资产阶级以外，还有年轻的职业中产阶级、学生、以及城市中大量的处于贫困状态的工人。90年代土耳其的伊斯兰运动已经不再是一种农村现象，而在城市中取得了相当的发展，并且受到许多伊斯兰知识分子的倡导和支持。
70年代以来，土耳其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发展与变化，到90年代，土耳其的市场经济和工业化已经取得了相当的发展，相应地，社会阶级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在70年代到90年代土耳其伊斯兰政治的变迁中反映出来。救国党主要代表了安那托利亚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利益，反对大工业和大商业阶级，它的最有力的支持来自土耳其的落后地区，在城市中它获得的支持则很少，繁荣党除了受小资产阶级的支持之外，它还得到了城市职业技术阶层和企业管理阶层、经济上被边缘化的城市工人的支持。它主张私有经济但反对垄断，主张对外经济开放，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繁荣党执政后修正了其激进形象，表现出了其实用主义的一面。
繁荣党被关闭并不意着土耳其伊斯兰政治的结束。繁荣党的议员都已转向了道德党，但它的领导人表示，道德党不再追求取消利息和“建立公正”秩序这样一些目标，而是要促进土耳其的民主。90年代土耳其的伊斯兰主义政党在世俗主义势力的压力下被迫在许多方面与世俗主义妥协，但这并没有促进土耳其的民主。道德党的出现将给土耳其的伊斯兰政治带来新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