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现代化的启动：谢里姆三世的新秩序
军事上的不断失利使奥斯曼土耳其人认识到，欧洲人已经发展了先进的技术并将其成功地运用于战争之中。为了维护帝国的统治，为了保卫早期素丹们征服的领土，奥斯曼帝国被迫开始了现代化改革历程。
谢里姆三世的改革一般被看成是奥斯曼帝国现代化改革的开端。1789年谢里姆登上王位，当时他只有二十七岁，精明强干，博学多闻；他正视自己的处境，希望恢复朝廷的力量和政府的权威；他懂得西方的技术会使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他的政府掌握巨大的力量。改革首先开始于军事领域，一些学者将这一点和伊斯兰教的特点联结起来，认为军事改革是对异教徒战争的需要，因此很少受到反对。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我们看到许多非伊斯兰的东方国家早期现代化改革都是从军事领域开始，然后才扩大到其它方面。亚非拉国家都是西方列强的军事打击的压力下被迫开始现代化改革的，当时首当其冲的问题便是抵御和战胜外敌，首先在军事领域改革便很自然。奥斯曼帝国也一样。
18世纪早期，一些西方的新式武器和技术在欧洲人帮助下开始引进奥斯曼军队，“但这些技术很难与帝国旧的军事体制协调，且对帝国军队的落后与无组织从总体上没有多大影响”。
18世纪最后三十年的国际环境的变化使帝国的军事改革变得更加必要和可行。当时，俄罗斯正在兴起，于1767—1774年发动了一场对帝国来说具有灾难性的战争。按屈奇克条约的规定，素丹放弃了对克里米亚鞑靼汗国的主权，并给予俄国舰队在黑海航行的自由。俄国征服伊斯坦布尔和控制海峡的企图日益明显。1789年的法国革命使法国成为一个政教分离的世俗化国家，这使帝国的改革家们可以不向异教徒学习而开始一些改革。法国革命是发生于欧洲的、作为纯属非宗教性的精神表现的第一次社会大动荡，“穆斯林世界可能希望在不损及本身宗教信仰与传统的情况下，能从这样一个非基督教的，甚至是反基督教的，同时还被它的主要阐释人强调说是由基督教分裂出来的运动中，去找出那个难以捉摸的西方力量的秘密来”。法国革命的思想模式，将成为帝国进行技术和制度改革的重要思想来源。
几十年来，素丹的权力一直在下降，素丹的话越来越不受重视；禁卫军、地方骑兵和常备骑兵都已经退化到毫无用处的境地；所有的训练方法和武器都已陈旧不堪。1791年，谢里姆三世召集军事、政治和宗教要员二十二人，征询帝国衰落原因，并商讨对策。支持素丹的一派提出效仿欧洲方式改造旧军，建立新军，以挽救帝国的危机。1792—1796年间，素丹颁布了一系列诏令，加强对地方军事采邑制的控制，实行军事、财政事务的新条例，建立军事工程学校，按欧洲方式组建、训练新军。素丹曾任命奥马尔将军训练一个六百人的兵团，这些人当时都穿着欧式的军装，并用欧洲的战术和演习方法进行训练。谢里姆也设法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他扩大了帝国国务会议，使其包括了十二名大臣，并下令一切重要问题均须通过它的讨论，他试图以此削弱首相咄咄逼人的权力。这些改革措施后来被称为“新秩序”。为推行改革，素丹成立了一个改革委员会，后来还成立了一个财政局，负责征税和筹措经费。
同时，谢里姆三世还进行了外交改革。他向伦敦、巴黎、维也纳和柏林派送了常驻使节；许多土耳其的年轻人被送到西方学习，研究西方的社会和外交，以促进土耳其的改革。在西方国家中，对土耳其早期改革给予最有力支持的是法国。1796年，法国政府派杜白耶将军为驻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大使，他到任时送给素丹几种最新式的大炮和武器作为礼物。在他的随从人员中，有对新式武器的制造和使用进行指导的炮兵和工兵，有从法国的步兵和骑兵联队中抽调出来的教官，这些人都是用来帮助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建立新式军队的。虽然禁卫军拒绝使用基督教徒设计的武器，但在其它军种中的顾问们还是取得了一些成绩。
谢里姆三世的改革标志着奥斯曼历史的转折点。但这些改革一开始就被许多问题困扰着。素丹采取了许多办法剔除不履行军事义务的蒂玛持有者和整顿禁卫军，但没有成功。拿破仑入侵埃及打断了帝国与法国的联系。1806年再次爆发俄土战争，新军在战斗中表现得和旧军队一样混乱和无秩序。更为关键的是，谢里姆缺乏推行改革的强有力的中央权力。禁卫军反对损害他们利益的任何改革，他们受到苏菲教团、宗教上层和一些朝廷大臣的支持。1805—1806年，素丹决定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从禁卫军和穆斯林人口中征募新兵，结果禁卫军在欧洲各省公开举行暴动。素丹被迫取消了他的决定，并任命禁卫军的阿加（将军）为大维齐。1807年5月素丹又签署了一项命令，让禁卫军辅助部队采纳欧洲式的训练方式并穿戴欧式制服时，驻在博斯普鲁斯的辅助部队又发生暴乱，素丹派去镇压的新军被禁卫军打败，叛军在大维齐和总法官的支持下，杀害了大批改革派人士，逼进首都。素丹被迫解散新兵团，禁卫军并不满足，最后他们迫使谢里姆三世下台，并将其囚禁起来。帝国的军事改革遇到了禁卫军兵团、贝克塔希教团以及乌勒玛阶层的强烈反对，改革宣告失败。
18世纪的改革主要限于军事领域，这一时斯帝国的政治家们试图在没有改变整个社会制度的情况下使帝国在军事上强大起来，从而维护帝国的主权与完整。这种改革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也没有给整个国家和社会结构带来很大影响。
二、麦哈迈德二世：改革的复活
19世纪的改革超出了军事领域而在更大的范围内展开。1808年继位的素丹麦哈迈德二世，是一位精明的和强有力的政治家，他上台后便一直准备复活谢里姆三世的改革。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素丹们感到禁卫兵团狂忘不羁已有三百多年了，从十七世纪初期起，禁卫军就经常否定国家的政策，首相们经常在他们的命令下被斩首。以前素丹们每一个使军队现代化的计划都被禁卫军打消；谢里姆在军队现代化的尝试中丧了命；在各个省区素丹的权力也经常被桀骜不服的总督们生硬地拒绝。麦哈迈德深深地知道要使改革成功就必须加强素丹的权力，铲除阻碍改革的禁卫军和贝克塔希教团，同时还必须创建一支可以依赖的常备军。
1826年5月，素丹正式下令组建一支欧式新军来代替禁卫军。为了不引起反对，他说这是已故苏莱曼大帝军事体系的复活，并声称军事教练不是外国人而是由熟悉现代军事技术的穆斯林担任。结果他得到了包括伊斯兰长老在内的乌勒玛的支持。尽管他向禁卫军解释他只是将禁卫军重新编制，并以现代武器进行装备，但禁卫军还是发动了叛乱。素丹指挥的勤王部队炮轰禁卫军进行反击，禁卫军被成群地轰倒，他们的兵营变成了一堆瓦砾，有四千人葬身于碎砖破瓦之下，数千名禁卫军遭到屠戮。之后麦哈迈德又在各省区追剿，禁卫军不是被消灭就是被击散。麦哈迈德当即宣布取消禁卫军，代之以一支更加有效和更加可靠的新式军队——“穆罕默德常胜军”。这在帝国历史上被称为“吉祥事件”。从此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铲除了一种严重阻碍帝国变革进程的不合时宜的东西。禁卫军作为一支反对西化改革的力量便不复存在。这是麦哈迈德加强中央权力的有力措施。
所有的改革这时都可以进行了。于是素丹开始加速进行组织新式军队的计划。1826年末，素丹制定了一项有关新军的组织条例，规定全军为一万二千人，驻扎在伊斯坦布尔，并分成八个大队。1835年，素丹任命德国军官赫耳马特·冯·莫尔克负责训练新军。同时在素丹的请求之下，普鲁士还派来了五名军官，几名土耳其的青年也获准到维也纳学习。普鲁士人虽然帮助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训练了新军，但从此之后，土耳其陆军中开始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德意志势力和传统，而且这种势力在后来变得越来越强大，以致影响了帝国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
平息禁卫军叛乱的同时，麦哈迈德二世平息了和禁卫军有密切关系的贝克塔希教团的叛乱。在伊斯兰长老和正统派人士的支持下，素丹宣布该教团为非法，取消了他们的道堂，处死了该教团的一些头目。从此苏菲教团的势力被极大地削弱，苏菲主义虽然仍在土耳其民间流行，但它的政治作用却难以恢复到以前的水平。另外，麦哈迈德还决定把宗教瓦克夫置于素丹的控制之下。瓦克夫是一种古老的伊斯兰制度，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有着牢固的基础。它最初是教徒为表示虔诚而献出的土地或其它财产。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为自己的私人利益而设立的家庭瓦克夫，作为财产权通常无保障下的一种安全措施。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除素丹之外，所有的人只能将自己可以买卖的土地当做瓦克夫。军事采地、包租地、封地都不能充作这一用途。因此，瓦克夫在农业地区比较少，通常都是在伊斯坦布尔和其它城市及其郊区；这些地方几乎所有的房地产和耕地，在事实上或名义上全都变成了不可转让、不可变动的瓦克夫。乌勒玛或乌勒玛任命的行政和税收人员掌握着这些土地及其收益的实际控制权和处理权。朝廷的宗教、行政以及军事方面的显贵们都有自己控制的瓦克夫，而其中最重要的瓦克夫都在宗教人员的直接或间接控制之下，因此瓦克夫是宗教机构经济力量的一个重要来源。1826年素丹下令成立宗教基金部，将公益瓦克夫收归国家统一管理，其收入款项除用于宗教设施的维护和宗教人员的薪水外，剩余部分调配到其它部门使用。索丹将乌勒玛划编政府管理，增加了他们对政府的依赖性，减弱了他们与群众的联系和对素丹权力的制约。乌勒玛在行政和财政上的权力被剥夺后，教师的任命、学校和学院的监督等事务转给教育部，法官的任命和司法行政拨归司法部；总法典官变成了只有咨询与顾问职能的一种职位。“素丹的这一举措在整个穆斯林世界开创了先例”，“它不仅从经济上为素丹的改革带来了一定的好处，同时也削弱了宗教人士的势力，加强了中央对宗教部门的控制”。许多比较高级的乌勒玛后来逐渐地同意了西化的改革。他们和低级乌勒玛的鸿沟也日益扩大。
麦哈迈德还准备废除地方封建制度——蒂玛制度。蒂玛制度是自帝国成立以来始终保持的显明的奥斯曼式的封建制的基础所在。自十六世纪中叶以来，这项制度已经开始走向瓦解。在农村中越来越多的蒂玛变成了皇家土地和皇家封地，然后又把这些土地分租给只负财政义务却不承担军事义务的包税人。西帕希这一阶层也日益走向衰落。但到19世纪初期，不论是西帕希或是蒂玛都还没有消失。特别是在安那托利亚的许多土地仍被划作蒂玛。被西帕希占有；军队中还有许多人占有采邑，同时又从国库中支薪。骑兵基本上仍然是封建式的；谢里姆三世时就曾将部分采邑地收归国有，实行包税制。1826年，麦哈迈德平息了安那托利亚和鲁米利亚的诸帕夏及地方封建主的叛乱，把各省置于素丹的有效控制之下，他利用这个机会加强了中央权力，各省违抗命令和难以控制的总督们现在一个个屈服于这位新素丹。1831年，麦哈迈德废除军事采邑制而全面实行包税制。封建制度的废除直接摧毁了地方骑兵制度，最后一批西帕希瓦解了，一部分被认为可以留用的西帕希被改编为四个骑兵大队并使其成为新成立的正规骑兵的核心。现在所有土地上的收益直接解缴国库，而素丹的军官们则到各地征募新军。通过这种做法，素丹加紧了对各省的控制，使中央集权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加强。
麦哈迈德二世还进行了一些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建立了以文官为省长的地方机构。原来的宫廷职务现在一概废除，大小官员一般都有了新的职衔，原有的行政机构改换成西方样式的各部；并设立了外交大臣、内务大臣、财政大臣、教育大臣和司法大臣等官职来主持相应部门的工作；麦哈迈德成立了文职人员组成的陆军部，这个部门直到青年土耳其时代，一直使中央政府有效地保持着对帝国各个武装部队的控制，军队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禁卫军那样的叛乱；国务会议仿效西方内阁的格局，成立了一个大臣会议，大维齐为内阁首席大臣，负责主持其事；1836年和1837年成立了军事会议和最高法制会议，这两个会议都是小型的执行机构，各设主席一人、委员五人和一两名秘书，它们在以后一段时期内对于改革的计划与执行都起了重要作用。1838年麦哈迈德还成立了农业、贸易、工业、公共事业等委员会。政府各部门配备了训练较好的文职官员；俸禄的提高减少了贪污受贿；素丹还规定了统一官服：西裤、礼服、费兹帽等。帝国在各个方面研究和使用了欧洲政府的施政方法，很多闲职被废除，政府中的许多繁琐的办事程序也取消了。这项改革使土耳其的政治体制向现代化迈开了重要一步，这就是政治机构的科层化。旧式的官员已经被具有不同教育、不同观点和不同社会背景的新型公务员所代替，这对于将国家权力重新回归中央政府起了重要作用。
为了给改革提供具有新的思想观念的政治军事人才，素丹非常重视教育的改革。以前帝国的教育体制分为两个方面，军政人员的教育主要通过具有世俗性质的宫内学堂来完成，法律和宗教方面的教育则是乌勒玛的世袭领域。这两类学校都培养不出新型的人才。麦哈迈德关闭了官内学堂。重建了被关闭的陆军工程学校和海军工程学校，还开办了为新军培养医生的医学院以及帝国音乐学院和军事科学院，教师多是外国人。1838年后，还开设了一些非军事性的初级、中级学校，教授法语和现代课程。帝国翻译局和外交机构也为培养外语人才做出了贡献。1827年，素丹不顾各方面的反对，向欧洲各国派出了留学生。麦哈迈德首先派出了一批海军和陆军学员，把他们分插到欧洲不同国家的首都，他们是土耳其留学生中的首批先行军，这些人回国后在改变他们国家的面貌方面，担任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