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带任何随从，邓宝珊穿一身便服，在黄河铁桥头当年他打过苦工的地方踽踽独行。饱含泥腥味的河风迎面吹来，吹拂着身边几棵已被岁月掏空的左公柳。注视着那枯木朽株上婆娑起舞的柳丝，遥想当年在此建功立业的左宗棠，他不禁哑然失笑起来……
1932年6月18日，邓宝珊就任驻甘行署主任，至今已三个多月了。表面上似乎是衣锦还乡，人来客往，不断碰杯。不断鼓掌，一片恭维，十分热闹，但全是官场应酬，戴着面具演戏，实际上，流言蜚语，明枪暗箭，上下掣肘，左右使绊，不仅使毫无实力的邓宝珊哭笑不得，有口难言，连堂堂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也直冒虚汗，一筹莫展！
首先是蒋介石，为了阻止杨虎城与邓宝珊合作，使用“以回制汉”的手段，任命马鸿逵为宁夏省主席，将其十五路军由河南调到宁夏。在青海方面，任命马步芳为第一百师师长，马步青为骑五师师长，从两侧加强对甘肃的监视。同时，又调嫡系部队蒋鼎文、毛炳文两个军开进陕西，使杨虎城也不得不俯首听命。
其次，甘肃的局面仍然处于割据状态。驻甘各部队虽然名义上由行署统一指挥，但陕军飞扬跋扈。孙蔚如对邓宝珊入甘，公开表示不满，说什么：“我们把饭做熟了，却来了个婆婆！”特别是听说蒋云台派人来见邓宝珊接洽投邓，竟公然找上门来声称：“你不能收蒋云台，等我将他打服后，再交给你！”逼得蒋云台只好去投靠鲁大昌。而驻陇东之杨子恒，驻陇南之马青苑，更各行其是，不把省政府和行署放在眼里。至于占据洮岷一带的鲁大昌，因当年邓宝珊在北平时曾请援引而被邓拒绝，对邓宝珊的态度也十分傲慢。
同时，由于连遭天灾人祸，民生凋敝，达于极点，不仅浩繁的军费难以维持，连兰州、平凉等地学校教师的薪金也一再拖欠。教师罢教索薪，学生上街游行，跟省政府发生冲突，被驻兰陕军利用，掀起了一场反对邵力子的运动。虽经邓宝珊出面调停，将学潮暂时平息，但仅仅是扬汤止沸，却无法釜底抽薪，兰州的社会秩序，还是不得安宁。
就在调停这次学潮中，邓宝珊认识了宋恪等人，对甘肃政界错综复杂的关系，增加了更多见闻。那是在激愤的教师学生同省财政厅长发生冲突、治安当局决定要抓人的时候，邓宝珊暗暗将几个为首的师生接到自己家里保护了起来。其中有一个甘谷口音的中学教师，引起了邓宝珊的注意，一问才知道是他的老朋友宋子安的本家兄弟，于是，进行了一场单独谈话。
“邓先生！”出身贫寒，靠自我奋斗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的宋恪，注视着邓宝珊说，“甘肃是甘肃人的甘肃，我们不是反对你，是在反对南京……你以后别跟邵力子那么热乎，不然，西安就不高兴。”
邓宝珊问：“那这场学潮到底是谁发动？”
宋恪坦率地回答：“发动的当然是我们。不过，在南京和西安之间该如何处置，邓先生得格外留心……因为，你自己并没有实力啊，而甘肃的一些地方势力，对你也并不那么欢迎！”
因此，审时度势，权衡利弊，邓宝珊对驻甘行署的成立问题一拖再拖，态度十分冷静。他在山子石的皖江会馆找房子将家眷和随从安置下来，把编余人员和来投奔他的家乡子弟编了个教导队，让特务营长杜汉三兼任队长，驻在东校场训练之后，只是搭了个行署的空架子，迟迟不去充实机构，对外办公。每日除协助省主席邵力子安置流亡，进行救济，调解纠纷，恢复秩序外，对其他事情一概不闻不问。他知道，到处都有蒋介石的耳报神，到处都驻有陕军。甘肃是他的家乡，人家决不会让他在这里生根，稍一不慎，就会授人以柄……
但是，偏偏是他的一些亲戚和天水同乡，不仅不理解他的苦衷，而且连连给他招惹麻烦：
有的跑到他的公馆，大喊大叫，要官要钱！
有的打着他的旗号，到处钻营，招摇撞骗！
就在今天，就是小时候跟他百般作对的那位三舅应虎，也弄得他狼狈不堪——
两个月前，三舅就跑到兰州来了。他在邓宝珊的公馆里住了半个多月，说是要回家，邓宝珊给他缝了套衣裳，给了他一笔数目可观的盘缠，还给他买了一斤兰州安泰堂饮誉西北的名贵补药“还少丹”。谁知他离开邓公馆后，并没有回天水，一头扎进赌场，输个精光，又来找邓宝珊要钱。外甥只好给舅舅又给了一笔钱。不料今天中午，这位老舅又穿得跟讨饭花子一般，蹲在省政府门口哭喊，说是邓宝珊从小父母双亡，是他当舅的一手抓养成人，如今当了大官六亲不认……哭天抹泪，惹得许多人围观，连警察也赶不开。消息传来，邓宝珊派人去苦苦劝说，好歹将他拉进公馆。当他浑身洗换、酒足饭饱之后，邓宝珊亲自问道：
“舅！你这么闹活人，到底啥事不投你的心病？”
“嘿——”三舅笑笑，“这还用问？常言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你当了行署主任，就不能给你几个表哥表弟，一人弄个县长干干？……再说，我请风水先生看过，你能当大官，还是凭靠我们昝家坟里的脉气哩！”
这话把邓宝珊噎了个哑口无言。怪谁呢？这难道仅仅是这位老舅一人的观念！有数千年传统的中国社会，不就由这些观念，在主宰、滑润、周转吗？
邓宝珊连晚饭也没有吃，就悄悄溜出了公馆。他漫无目的地走着，不知不觉走到了黄河边。
啊，黄河！你也有满腹忧愁？看你流淌得多么艰难！一路风尘，给你增添了多少沉重的负担？流吧，千万别懈怠，带着你的使命，也带着你的负担。你要将负担卸在哪里，哪里就预示着一场灾难……
邓宝珊慢慢走着。夜幕已隐没了白塔山的塔影，铁桥上的灯光在河面投下一串昏黄的光晕。谛听着拍岸的涛声，他忽然想起了龚自珍的两句诗，“常恐胸中波澜尽，晨妆梳洗看黄河。”他低声吟咏着这诗句，想了想，离开河边，朝“骏川成”水烟坊走去。
骏川成水烟坊的主人，就是当年开过义顺店的马尊义先生。邓宝珊自到兰州，已经多次去看望过这位疏财仗义、扶危救困的老乡兄。想起当年在马尊义的脚骡店当小伙计的那段日子，邓宝珊总是感念不已。可是，这位待人宽厚、助人为乐的普通商人，对做了官的邓宝珊却一无所求，谈话依然直呼其名，拿邓宝珊当兄弟看待。两人之间毫无官民尊卑之感，感情如窖藏老酒，时间越久，味道越醇。
“宝珊！”这般时分，独自而来，马尊义似乎已尽悉邓宝珊的难言之隐，不等邓宝珊开口，主动说道，“你还没有吃晚饭吧？家常便饭，来，一起吃点——今天的事，我已听说了。树大招风，靠着大树有柴烧，树倒猢狲散……从古至今，如此这般！这事，明儿我帮你解决。”
邓宝珊在马尊义家吃了晚饭，深夜才回到公馆。崔锦琴夫人一见，好生抱怨。说她已给三舅又一笔钱，并答应给表弟在兰州安排差事。邓宝珊心中一阵苦涩，只好默认。
后来，在各方催促之下，驻甘行署终于开张办公。不久，孙蔚如部调出甘肃。临行，将李贵清的新十旅和石英秀的新十一旅交给了邓宝珊。
1933年元月，因地方割据，财政困难，派系斗争严重，邵力子无力应付，便以述职为名去了南京，将省主席职务交给邓宝珊暂时代理。几乎与此同时，蒋介石派嫡系胡宗南第一师进驻天水，并将胡部杨德亮第五团开到兰州，组织了一个军警督察处，由杨德亮兼任处长，加强对邓宝珊的监视，并为蒋介石特务在兰州的罪恶活动，建立了一个掩护机构。
经过这一番布置之后，4月间，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突然来兰州巡视。
蒋介石一见邓宝珊，倒十分和气。一口一个邓先生，说了许多恭维和勉励的话：
“邓先生！你我都是革命军人，我主张，革命军人首先要开诚布公。特别是在困难当头，内患不休，抗日剿共军事都十分紧迫的时候，大家更要和衷共济。……甘肃是你的家乡，兰州是西北重镇，战略地位很重要。你要体谅中央的困难，多做工作，把甘肃建设成抗日剿匪基地——对你的军事指挥才能，我早就很赏识：郑州解围，攻占马厂、击溃憨玉昆……都打得很漂亮！……”
但是，不管蒋介石说得多么天花乱坠，邓宝珊还是不卑不亢，若无其事地听着。
蒋介石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原来，邓宝珊已经获悉：邵力子已向蒋介石提出辞职，并推荐他接任甘肃省主席。蒋介石此行，除了布置围剿陕北红军之外，显然还有考察杨虎城、邓宝珊在西北的地位和作用的意思。
考察结果如何呢？蒋介石回南京不久，就传来将任命刘镇华为甘肃省主席的消息。一听到任命围困西安达八个月之久的刘镇华，西北各方人士，立刻纷纷发电报反对。邓宝珊也派其行署秘书长王新令赶往南京，敦促邵力子仍回甘肃，王新令先去见于右任，于右任说邵力子已不再去甘肃，将接任陕西省主席。刘守中与邓宝珊关系很深，他已向蒋介石举荐刘守中继任甘肃省主席，蒋尚未答复。王新令对蒋介石控制西北消灭异己的意图尚未看穿，向于右任说：
“最好由宝珊任主席……”
大胡子院长微微一笑：“最近政府提出防止军人干政的提案，各省主席要任用文人。虎城的陕西省主席也刚被免去，人家还能让宝珊任甘肃省主席？你先去见汪院长，探探情况。”
王新令去见汪精卫，汪精卫取出蒋介石从南昌行营发来的电报给王新令看。电报云：
“于院长保举刘守中为甘肃主席，我意朱绍良虽系军人，但离职日久，为人稳练，请与于院长商酌发表。”
王新令看毕，汪精卫一本正经地说道：
“此事委员长已决定，就这样办了。”
王新令向于右任说明情况，即以邓宝珊派来欢迎的名义，去见了朱绍良，6月底，朱绍良与其秘书长李勉堂和王新令同机飞抵兰州，就任甘肃省主席。
朱绍良，字一民，福建闽侯人，曾两度留学日本，北伐时担任过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这位蒋介石心腹人物的出任甘肃，是蒋介石为控制西北而精心布置的一着棋。这只笑面虎一到甘肃，极力拉陇地方绅士和军人头领，与马麟换帖立盟，结为拜把弟兄，跟马步芳、马步青兄弟往来甚密，对马鸿宾、马鸿逵，盛世才也频送秋波，千方百计建立各种关系，作为自己立足西北的政治资本。
朱绍良初来时，虽然对邓宝珊满腹疑忌，但尚不能不存一点儿客气。可是，一些趋炎附势的官绅们，以国民党甘肃省党部委员田昆山为首，用攻击邓宝珊的办法，来向朱绍良献媚取宠。他们大肆造谣，说邓宝珊在代理省主席期间，将禁烟罚款40万元中饱私囊。邓宝珊的部下新十旅旅长李贵清，也被人拉拢煽动，附和反邓。一时闹得满城风雨，沸沸扬扬，弄得邓宝珊啼笑皆非，恼怨莫名！
而且，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贪污案还没有查出个名堂，教导队里又发生了共产党员梁干丞被捕杀的案件。
梁干丞是中共陕北党组织于1931年冬天派到甘肃进行建党工作的。1933年4月，继孙作宾担任了中共甘宁青特委军委书记，其公开身份，为邓宝珊部教导队的政治教官。他待人和蔼可亲，多才多艺，深受全体学员的爱戴。9月的一个黎明，军警督察处长杨德亮，突然领兵包围了教导队所驻的东校场营房，逮捕了梁干丞。不久，梁即被杀害。
这下，给邓宝珊的政敌，又提供了一个求之不得的机会。反对邓宝珊的无名帖子，撒遍了兰州。说教导队红了！说邓宝珊过去勾结冯阎讨蒋，现在又和杨虎城密谋控制西北，反对中央！说邓宝珊长期跟共产党打得火热，邓宝珊的行署里还窝藏着不少共产党……说得有鼻子有眼，似乎邓宝珊就是共产党！
就在这攻击邓宝珊的紧锣密鼓之中，朱绍良给邓宝珊送来一个通知：
“据报你署主任秘书岳跻山、秘书王教五有共产党嫌疑，请予免职。”
怎么办呢？照此办理，不仅断送了两个朋友，以后还不知会出现什么鬼名堂。干脆不理！
可是，恰在此时，却真有一位共产党员，来到了邓宝珊家中，此人是谁呢？就是给他当过五年随从副官的杨嘉瑞。
杨嘉瑞是葛霁云发展的共产党员，1930年9月讨蒋战争失败后，离开邓宝珊进入洪湖根据地，在贺龙部下升任红军团长。在“左”倾路线统治洪湖根据地的恐怖时期，由于跟贺龙同志站在一起，几乎被杀害。辗转逃出后，便到兰州又来找邓宝珊。
“邓先生！我是共产党员，还当过红军团长，现在处境很困难……”杨嘉瑞向邓宝珊如实讲了自己惊险的遭遇，还说他并没有因此而动摇对共产主义的信念，问邓宝珊能不能给他提供掩护和方便。
邓宝珊推心置腹地说：“嘉瑞！共产党我是同情的，我也尊重你的信念。但是，我要劝你一句：不要听信‘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这句话。当年在北京时，我也读过马克思和列宁的书，这话不符合马克思，也不符合列宁的意思。……一讲‘特殊材料’，就总觉比别人高明，老想教训人，指挥人，就像大革命时苏联派来的那些顾问……好了，不谈这些啦。既然你现在有困难，就留下跟我干吧。将来，来去自由，主随客便！”
杨嘉瑞不仅留到了邓宝珊身边，还与常黎夫、马玉章、周益三几个党员建立了一个特别支部。这使邓宝珊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发生了直接联系。直到1936年贺龙的红二方面军长征经过甘肃，贺龙写信派人来，才将杨嘉瑞送回红军。临别时，还送给杨嘉瑞200块银元，一件羔子皮袄……
正在邓宝珊处境艰危之时，蒋介石为消灭异己，用以毒攻毒之计，在西北又布置了一着棋。他一面命令北平军分会任命以盗掘东陵而臭名昭著的土匪司令孙殿英为青海柴达木屯垦督办，令其率部由山西经绥远、宁夏开往青海，一面又密令马鸿逵对孙殿英在中途截击。这事令马麟、马步芳、马鸿逵都十分震惊，连朱绍良也深感不安。朱绍良知道自己是个光杆主席，既怕孙殿英与马鸿逵合作推进到甘肃，将他推倒；也怕孙与马打起来抵敌不住，退到甘肃，他无力对付。
邓宝珊深知蒋介石对自己不放心，估计他的行署主任已为时不久。见此情势，便顺水推舟，送个人情，与马麟联名向蒋介石电保朱绍良任甘肃绥靖主任。此举很符合蒋介石与朱绍良的心意，因此矛盾也得以缓和。朱绍良遂联合马鸿逵和马步芳，将孙殿英部在宁夏境内击溃。
9月28日，甘肃绥靖公署成立，朱绍良任主任，原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宣布撤销。但是，邓宝珊的政敌，还是以邓宝珊的部下有共产党嫌疑分子为口实，死死揪住邓宝珊不放。恰在此时，在省政府中山堂里，发现共产党的传单一张。反对邓宝珊的人们便火上泼油、乘机鼓噪，弄得大家疑神疑鬼，人心惶惶。为了安定社会秩序以免政敌们浑水摸鱼，邓宝珊进行了巧妙的还击。在一次扩大的总理纪念周上，他站在孙中山先生遗像前，以表示要离开兰州，用临别赠言的口吻，语重心长地讲道：
“……近来兰州发现了很多谣言，引起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猜疑，这完全是不必要的。共产党并不在脸上刻字，哪能肯定谁是谁不是呢？就是蒋委员长的左右，又有谁敢保险没有共产党呢？如果跟共产党有过交往就算共产党嫌疑，那党国要人谁个跟共产党没有交往？……希望大家和衷共济，一切处以镇静，切勿轻信谣言，以免庸人自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