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解围后，刘伯坚偕冯玉祥来到西安，由于工作关系，和邓宝珊渐渐熟稔结为至交。在戎马倥偬的间歇，邓宝珊了解到刘伯坚虽已三十开外，但因长期在国外学习和工作，所以尚未婚配。邓宝珊夫人张玉燕有一位挚友王叔振，是当时西安妇女运动中积极活跃的人物，由于宣传革命十分热心，人们给她起了一个绰号叫“风雨无阻”。冯玉祥对当时妇女运动中的宣传水平颇有看法，认为多激烈之词而缺乏说服人的内容，惟称赞王叔振的演讲有水平。王叔振在从事政治宣传中结识了刘伯坚，产生了很深的爱慕之情，主动向刘伯坚求爱。邓宝珊和张玉燕极力促成了刘伯坚和王叔振的婚姻。1927年春，刘、王的婚礼在西安中山学院举行，邓宝珊担任主婚人，于右任为证婚人。这一天，国共两党许多著名人物都前来祝贺，他们中有于右任、冯玉祥、史可轩、葛霁云、续范亭、吉鸿昌、杨虎城等。
当大革命开始转入低潮时，邓宝珊依然坚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忠诚于和共产党的友谊，抵制国民党右派的“清党”。他除保护、帮助许多熟悉的共产党员安全撤离外，还帮助一些不曾相识的共产党员解决困难，摆脱遭受迫害的处境。
1927年5月，刘伯承于泸州、顺庆起义失败后，和参谋韩百成、周国淦冲破重重围困，甩掉敌人的追击和土匪的拦截，逃出了四川，取道西安，准备前往武汉。此前，刘伯承接到先去武汉的吴玉章的通知，让他速到武汉，共谋军事大计。刘伯承急于向中共中央汇报情况，并了解中央的决策。到西安时，刘伯承川资告罄，仅剩的两块银圆作了抵押后，剩下的只是一些铜角子了。刘伯承建议大家上街转一转，或许能碰上熟人借点路费。于是三人一起出动，分别在街头巷尾四处游转。半天过去了，回到一起交换情况，才知谁也没有碰上一个熟人。但刘伯承说，他从一张布告上发现一位与他有一面之交的人，名叫于宝轩，现在西安任军法处长，可以写封信去试探一下。投邮的第二天，于宝轩果然来到旅馆。他早年虽与刘伯承交往不深，但十分敬仰刘伯承的为人和才干。刘伯承对他说：“我初到贵乡宝地，手头没钱了，想借点路费，日后一定奉还。”于态度十分诚恳，表示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但他出主意说：“兄弟没有什么积蓄，确实解决不了你们的困难。不过，可以找邓宝珊将军借一点。邓军长是老同盟会员，为人开朗，好交朋友。伯承兄是国民政府特派员，又是新任命的整编十五军军长，早已名声在外，想必会得到邓将军解囊相助的。”刘伯承说：“这也好，可也只有请于处长代为转达了。”于归后，找到了邓宝珊的秘书长葛霁云，请立即向邓陈述。邓宝珊这时尚在陕西，听了葛霁云的汇报，马上让葛霁云拿600银圆送给刘伯承，并写信让有关部门开具通行证，以便行走。刘伯承接到银圆和路条后，喜出望外，深为邓宝珊的雪中送炭而感动。由于刘伯承急于前往武汉，此行又是秘密之行，当时冯玉祥的政治态度正临将变未变之时，西安的政治情况也很复杂，不便久留，就匆匆往郑州、奔武汉了。刘伯承和邓宝珊后来都为这次近在咫尺未能谋面而遗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刘伯承为此事特意面谢了邓宝珊。刘伯承这时视力已不太好，他拉着邓宝珊的手紧握了一阵后，又伸手把邓从肩上摸到腰部，连声说：“邓先生，多谢您！多谢您！民国十六年在西安遭受困厄，多亏您帮了大忙啊！”邓宝珊忙答：“就那么点小事，您还一直记住，那是我应当做的嘛！”
刘伯坚在被冯玉祥“礼送出境”前，与邓宝珊作了竟夕之谈。谈话中刘伯坚对蒋介石背叛国共合作的革命事业的行径表示了极大愤慨，分析了蒋介石的阶级本质，指出国民党内部的左派还在继续坚持反蒋斗争。这些对邓宝珊决定自己下一步的行止发生了重要影响。虽然这时邓宝珊政治上最接近的于右任出于维护国民党的“统一”和“团结”的动机，已表示赞成蒋、汪合作，并为此而奔走了，但邓宝珊不愿意跟着他走这条路。1927年秋，第二集团军第五方面军（由南路军改称）总指挥岳维峻因不满冯玉祥歧视陕军，率部往颍州（今安徽阜阳）准备投靠蒋介石。邓宝珊不愿意投蒋，率其第五军撤至驻马店一带。后迫于形势，离开部队由武汉转上海，开始了他在上海、北京（旋改北平）两地的“蛰居”生活。时为1928年初。
“蛰居”沪、平秘密反蒋
1928年至1931年四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邓宝珊旅居上海和北平。对外声言“蛰居”，和葛霁云、杨明轩、杨晓初等一起从事反对蒋介石的活动。这一时期，他个人的处境虽然不好，但仍然主张国共合作，共图民族兴旺的事业。他曾对中共地下组织的工作给予帮助，对革命志士和进步青年，仍然一如既往地给予关照。在中国共产党的事业遭到严重挫折的时候，他能这样做是非常不容易的。
在上海，邓宝珊住在法租界。张玉燕夫人携长女惠霖来上海同住。葛霁云等亦同住一处。
当岳维峻带军队到颍州后，曾派王宗山（登云）辗转赴南京向蒋介石输诚，蒋看过所呈将领名单后问王宗山：“怎么没有邓宝珊？”王宗山支吾说：“邓宝珊是于先生的副手，现在西安。”隐瞒了邓在河南的事实。
1928年2月7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由于于右任、刘守中的提名，任命邓宝珊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但邓宝珊未接受此项任命。
刘伯坚离开冯玉祥部队后，经武汉到了上海，在这里作了短时间秘密工作，即二度去苏联学习军事了。他的夫人王叔振和诞生不久的儿子刘虎生留在上海。刘伯坚出国前，托邓宝珊夫妇照顾王叔振母子。王叔振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生活十分艰苦，后来，第二个儿子刘豹生又问世了，经济上更为拮据。邓宝珊和张玉燕十分照顾王叔振母子的生活。王叔振当时主要做纱厂女工的工作，很容易暴露身份而被特务盯上。为了防止意外发生，刘伯坚寄给她的书信照片，都放在张玉燕处。邓宝珊的大女儿邓惠霖后来一直记得一张照片后的题词：“遥望一叶白帆，疑是振弟来矣。伯坚于莱茵河畔。”另一张照片后是一首诗：“绿野粘青树，东望白云多。白云深深处，伊人意如何？伯坚于柏林。”这是刘伯坚在苏联学习期间赴德国短期考察时所寄。
据程子华同志谈，海陆丰失败后，邓宝珊还救助过一个姓周的共产党员。
中原大战后，邓宝珊第二次“蛰居”上海法租界。葛霁云、杨明轩、杨晓初等仍和他在一起。为了支持邓宝珊的反蒋态度，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军委一直派人和他保持联系。中共中央军委的负责人为周恩来，聂荣臻是他的副手。据聂荣臻后来回忆：
吉鸿昌同志也是这时候与我们取得联系的。吉鸿昌当时是西北军的军长，是个爱国主义者，主张抗日，反对内战。党派刘仲华同志通过邓宝珊先生与他取得了联系。一九三二年他加入了共产党，一九三四年不幸被捕牺牲。在这期间，邓宝珊本人也跟我们常有接触。
有一次，邓宝珊听说一位共产党领导人因缺乏费用要卖掉大衣，立即变卖了自己的皮箱，让知情人把钱送去，以阻止他卖掉大衣冻坏了身体。事后了解，这位共产党领导人就是周恩来。又有一次，聂荣臻受到特务跟踪，正好躲进了邓宝珊的住所（当时聂荣臻一家也住在法租界）。邓宝珊当时并不认识聂荣臻，但视其行踪认为可能是一进步青年或共产党人，立即指领着从另一通道迅速离开，甩掉了尾巴。
1930年秋，邓宝珊在上海偕同于右任与回到国内的刘伯坚曾有一次秘密会晤。刘伯坚夫妇旋即奉党的指示同往江西瑞金中央苏区工作，刘伯坚在苏区历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等职，王叔振先从事妇女工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成立后，任政府秘书，在主席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后又任闽西新泉县县委书记。红军长征后，刘伯坚留江西坚持斗争，旋被俘。刘伯坚于1935年春牺牲前从大庾狱中写给王叔振嫂嫂梁凤笙的信中说：“你们接我信后，必然要悲痛失常，必然要想办法来救我。这对我都不需要。你们千万不要找于先生及邓宝珊兄来营救我，于、邓同我个人的感情虽好，我在国外，叔振在沪时，还承他们殷殷照顾并关注[照]我不要在革命中犯危险。但我为中国民族争生存、争解放，与他们走的道路不同。在沪晤面时，邓对我表同情，于说我做的事情太早。我为救中国而犯危险、遭损害，不需要找他们来营救我，帮助我，使他们为难。”这里既表现了刘伯坚炽烈的革命精神和高尚的气节，也表现了他临难前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处处为他人着想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广阔胸襟。
同年春，王叔振辗转到福建长汀县工作，不幸被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保卫局错误地秘密杀害，理由是“怕她被敌人抓去，破坏白区（主要是上海）党的组织”，这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时间大约在刘伯坚牺牲的前后。
邓宝珊夫妇信守诺言，郑重的保存着刘伯坚夫妇留存在他们那里的书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即捐献给了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