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驻甘行署主任到新一军军长
复出原因和来甘经过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以“共赴国难”为由，极力动员邓宝珊“出山”，与蒋介石合作。次年初，“一·二八”淞沪抗战打响后，国民党政府在洛阳建立陪都，邓宝珊被任命为陪都委员。2月，邓赴洛阳准备迎接国民政府西迁。这是邓宝珊复出军政界的前奏。他为什么在这时同意复出与蒋介石作一定程度的合作呢？邓宝珊的这次复出，是多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有三点：
九一八事变震惊国人，日本并吞中国的野心彻底暴露。全国舆论中抗战的呼声很高。在此情况下，于右任的劝说对邓宝珊发生了一定作用。这是第一点。
中原大战后，甘肃政局动荡，一些地方人士担心战乱延续和扩大，希望有一位能起安定、平衡作用的军政人物来甘肃，收拾局面。“雷马事变”中他们已暗中派人与邓宝珊联系。邓以自己对家乡负有责任，萌动了复出之念。这是第二点。
杨虎城治陕后，邀杜斌丞归陕参与决策。杜斌丞向杨提出了“西北大同盟”的建议，要杨带头搞“西北大联合”，进而实现“南北大联合”，联合非蒋介石嫡系的各派力量，共同对付蒋的分化瓦解政策以求得自存。中原大战后邓宝珊处境十分困难，杨虎城既同情邓之遭遇，又为了完成上述他的“大西北主义”的计划，邀邓参与其谋。治理甘肃。这是第三点。
现将具体经过叙述如下，可加深我们对上述复出原因的了解。
1930年中原大战时，国民军旧部几乎全部离开甘肃投入战争，仅留雷中田一旅维持残局。及至中原大战中冯军瓦解，甘肃各地回汉军阀乘机恢复势力，省府政令仅行于兰州及附近数县。青海马步芳家族势力突增猛长，延及河州（今临夏回族自治州各县）和河西走廊；马廷贤盘踞陇南14县；鲁大昌占据临洮、岷县、陇西等十余县；陈珪璋据陇东。地方军阀攻城掠地，争战不已，各在防区内拉兵要饷勒索财物，人民负担格外沉重。1929年，甘肃曾遭百年不遇的大旱灾，饿殍遍野，庐舍为墟，社会经济元气大伤。继冯玉祥的重要将领、甘肃省主席孙连仲率部东开，为筹措军饷军需而征粮派款，无疑又是一场浩劫。生灵涂炭、满目疮痍的甘肃亟需一个和平养息的环境。但这在当时几乎是一个梦想，因为“雷马事变”的发生使甘肃政局情况更加复杂化了。所谓“雷马事变”，是1931年8月25日发生在兰州的一场政治事变：原代理甘肃省主席马鸿宾在就任省主席20天后，突被蒋介石所派之党务观察员马文车，伙同新编第八师师长雷中田，扣于兰州。雷马夺权后实力有限，难于左右形势，蛰伏四川的失势军阀吴佩孚乘机来甘，说服雷、马释放马鸿宾，一时俨然以兰州政界的主宰自居。
正当事变发生而未了之时，一些甘肃地方人士开始了迎邓宝珊回甘的幕后活动。陇东地方军阀陈珪璋，此时有暂作整休、以求徐图的打算，积极支持这一活动。陈和省会各界拥邓代表秦峻峰协商后，决定派其部政治处长孙伯泉和秦一起密往上海，表示迎邓回甘之意。他们到沪后向邓宝珊谈了甘肃当时的混乱局势，希望邓回甘挽救局面，并盼早日命驾，以慰民心。
邓宝珊当时认为，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向反对他的人做些让步。在“共赴国难”的口号下，自己多少可以有所作为。于是表示：“家乡遭此横祸，我极为痛心，但如何回去，还须详作计划。”他考虑的是，如何使蒋介石允许自己回甘，遂让秦、孙二人赴南京见于右任征求意见。
于右任接见秦峻峰与孙伯泉后说：“我当然支持他回去，但要以政府派员名义前往，他必须亲来南京一行。他连人家（指蒋介石）的面都不见，叫我怎么出来说话？”邓宝珊得到这一答复后表示：“我是反对过蒋的，现在去向他求职，等于俯首乞降，这是不行的。怎么能作茧自缚、任人摆布呢？”让秦、孙二人先行回甘，自己再想办法。并要他们转告陈珪璋，要好好维持地方秩序，严明军纪，爱护百姓。
此前，西安绥靖主任兼陕西省主席杨虎城曾派续式甫到上海请邓宝珊回西安，欲借邓的帮助实现其“大西北主义”计划。邓到陕后，基本同意杜斌丞“回汉一家，陕甘一体，打通新疆，联合苏联，南北团结，反蒋救国”的主张，并把这一计划称之为“大陆国防政策”。但他认为，在当时的形势和处境下，和蒋介石进行一定的合作是必要的。又以自己当时尚未复出为由，婉谢了杨要他久住西安的要求。
在陈珪璋派人去上海迎邓后，杨虎城派杜斌丞到甘肃平凉，请陈珪璋到西安，告之有邀请邓宝珊回西北之意，说服陈答应支持陕军入甘，并许以局面安定后，荐陈出任宁夏省主席（时宁夏省主席马鸿逵未到任，他人代行省政）。恰此时蒋介石深恐吴佩孚利用甘肃乱局东山再起，命令杨虎城派孙蔚如率陕军入甘进攻兰州。陈珪璋为孙蔚如部让开大道，并亲率步兵一旅，骑兵一团随行助战，直趋省垣。1931年12月，孙、陈军在定西大败雷中田军后于11日进驻兰州。雷中田、马文车、吴佩孚仓皇逃离甘肃。
此后，于右任、刘守中、杨虎城积极为邓宝珊活动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一职。邓宝珊也派自己的私人代表王新令先行回到甘、青活动，联络地方军政人士，收集情况，为入甘预作准备。不久，自己赴洛阳就“陪都委员”职，就近观察甘肃局势，等待入甘时机。
孙蔚如入甘后，大局初定，遂生剪除陈珪璋之念。陈珪璋（1901—1932），别号汉卿，甘肃庆阳人，幼年读过私塾，后因家道衰落辍学。稍长当店员，即入伍当兵，1925年为陇东地方武装首领黄得贵的副官，国民军入甘，黄败出走大连，陈硅璋于1928年与赵文华等纠集人马，组建一团，并任一营营长。及赵死，被部众拥为团长。蒋介石与冯玉祥矛盾激化时，陈珪璋于1929年秋迎黄得贵返甘，蒋介石给予黄得贵“甘肃讨逆军第二路司令”的名义，陈隶其下，但黄、陈不久即产生矛盾，陈于1930年逼走了黄，自任司令。陈又败于冯军，被改编为“国民军第四路暂编第一旅”，驻西峰镇。中原大战爆发后，陈乘冯军主力东调，进驻平凉，将原有四个团扩编为五个旅、两个骑兵团，以“陇东路联军司令”的名义抢占地盘，取得陇东17县的统治权。1931年，陈接受蒋介石任命，为“陆军新编第十三师”师长，曾应杨虎城电邀，赴西安与杨达成陕军入甘协议。1932年2月，孙蔚如伙同杨子恒诱杀陈珪璋于兰州。青海马麟恐陕军继续深入，损及自己，急忙打电报给南京政府，声称如果中央不管甘肃问题，“青海将派兵讨伐，以安黎庶”。国民党政府认为，上海战事一时不能结束，西北如果再不安定，将动摇其统治。遂催促已发表的甘肃省主席邵力子尽快赴任，并任命邓宝珊为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主任，规定“甘、宁、青部队悉属之”。
蒋介石任命邵力子为甘肃省主席一事，颇有耐人寻味之处。当时即有表示疑惑者说：“邵君在中央久任要职，人皆知为一文士之吏，方今各省军人兼政局面中，凡国人莫不视为新奇。”国民党中央政权此一举措，主要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其一，不能允许在西北形成新的对抗中央政权的实力派别。中原大战后，冯玉祥的国民军退出其经营多年的大本营西北地区，但此时国民党中央政权还暂时无力经营西北，乃拟借重西北回族实力派的力量，稳定西北政局。不料，吴佩孚借“雷马事变”，图谋借机东山再起。蒋介石以鞭长莫及，遂命杨虎城“负责调节”。杨派孙蔚如师入甘，打败雷中田，进驻兰州。蒋利用杨虎城的力量驱逐了吴佩孚，却又对其加以防范，仅给孙以职权不明的“甘肃宣慰使”一职，随即任命邵力子为甘肃省主席。其用意十分明显，即阻止陕西的势力形成难以驾驭之局。其二，从底定西北，完成一统天下的远略考虑，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认识到，中央势力迟早必须摸入西北。甘肃虽经济落后，但政治、军事上的地位和作用，却十分重要，左右可拴制青、宁，西进则可控制、稳定新疆局势，故实影响全局。然而，军事上的切人，必先作政治上之楔入。此时，仍尚有困难。其三，邵之被赋此任，亦与“日寇深入，政府西迁，开发西北之呼声，因之日高。中央之对于甘肃，自然不能再如秦人之视越，漠然视之，任其破坏”的历史背景有关。
1932年4月，邵力子、邓宝珊联袂从西安出发，到达兰州。行前，邵力子以甘肃局面混乱，自己对西北情况人生地疏，不愿贸然介入，在西安候邓二十余天。这中间有一个小插曲，很能反映邓的政治性格：邓接受驻甘行署主任一职之后，传来陈珪璋被杀消息，便在西安质问杨虎城。杨虎城诿之于孙蔚如，孙蔚如诿之于杨子恒。邓宝珊对此极为痛心，他认为陈虽系一地方军阀势力，但前曾积极参与迎自己入甘的活动，并有败雷中田之功，无端被杀，将招致甘肃地方人士的不满。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代表杨虎城入甘，何以向地方人士解释？痛心之下，当即摒挡行装，计划去北平暂住。杨虎城赶到旅舍挽留，邓已购好车票，坚决登程。邓到北平后，各方好友前来婉劝，杨虎城一再来电促返，告以邵力子已等待多日。感于情不能却，更因甘肃军政急需整饬，邓宝珊乃取道山西回西安。在太原，阎锡山送给邓晋造手提式冲锋枪100支，50瓦电台一座，并介绍了卫虚若等几十人随邓工作。邓又约续范亭一起入甘。到西安后，杨虎城介绍其参谋处长王鼐为行署参谋处长，参谋李春煊、副官雷天和等随行，并发给德造手枪100支、轿车两部。邵、邓这才走马上任。
和邵力子合作治甘的军政举措
驻甘行署成立后，蒋介石一方面利用杨虎城、邓宝珊稳定甘肃乱局，另一方面采取措施防止他们在甘肃扩大力量以及相互合作的发展。具体方法是：令马鸿逵从河南返宁夏就任省主席一职，在青海则提高马步芳地位，允其扩充势力；同时让胡宗南的中央军第一师进驻陇南重镇天水，策动马青苑师在天水叛离杨虎城，将孙蔚如的第十七师调离甘肃。
在处境困难的情况下，由于邵力子的开明作风和以诚相待，邓宝珊还是努力为安定家乡军政局面做了不少工作。邵力子是当时政界要人，此前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1927年5月从苏联归来后又任蒋介石的总司令部秘书长，在国民党“二大”、“三大”、“四大”上均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蒋介石为了利用邵力子的影响和才能，一再对邵表示信任和重用。但邵力子追求民主和进步，有早年探索马克思主义和加入共产党的一段历史，对蒋并不惟命是从。邵力子对邓宝珊表示了充分的信任和依靠，遇事都要同他商量。邵力子认为邓在甘肃说话有影响，和各方面人士都能尽力处好关系，尤其善于解决各种纠纷，是自己的一个好帮手。邵、邓从这时建立起来的私人友谊，一直延续到他们的晚年。
邵、邓履任之初，甘肃武装林立，各据一方，就地征敛，加之连年兵连祸结，灾害频繁，民生凋敝，情况十分严重。就各省军队言，有陕军、宁军、青军、甘军，战乱中产生的甘肃地方武装更是各地都有。以军队为资本的地方势力割占地盘，分割政权，国民党中央政权虽被奉为正朔，但其政治、经济、军事的综合权威远未确立，地方势力的军权大于地方政权、党权乃至中央权威。军权干预政权最集中地体现在“拨款制度”。所谓拨款制度，即是由省政府财政厅来指定某行政区域作为一支或几支部队（间或有行政机构）的供应地，由驻军通过县政府提取财政厅划拨的款项。拨款制度是怎样起源的呢？原来，“甘肃地瘠民贫，向为受协省份，民国肇建，协款告绝，收支已属不敷；自民国十五年后，变乱相寻，军费膨胀尤巨，省库负担，达千余万元；司度支者，无法应付，乃借拨款为一时应付之计”。本来，这种做法是省政权对军权不得已而作出的让步，难免授予军队干预地方行政之机会，而且，拨款制度“历年既久，百弊丛生，受拨机关，往往借口提款无着，自由就地征发。而各县支应提款人员招待等费，亦悉数向民间摊派。人民额外负担之重，几十百倍于正供。至各县长拨预征就地借垫之款，更无法统计，财政紊乱，无逾于此”。
针对这种情况，邵、邓的军政举措主要是：
（一）收编地方势力，稳定社会秩序
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虽然成立了，但甘肃局面仍处于无法统一的割据状态。杨子恒在平凉俨然以陇东王自居，马青苑在陇南自行其是。最有实力的地方部队，是驻岷县、陇西、武都一带的新编第十四师，鲁大昌是该师师长。鲁原是甘肃督军陆洪涛部宋有才旅的一个团长，陆的部队被入甘国民军打败，鲁大昌潜居北京，成了失意军人。一直到蒋、冯矛盾激化时，他去南京向蒋介石“毛遂自荐”，讨到一个“甘肃讨逆军第一路司令”名义，归后积极活动，搞起了一支四五千人的武装，后陈珪璋部旅长蒋云台来投，人数逾万，遂有当时之局面。鲁在北京，曾有请邓援引之事，邓鄙其为人，婉拒之。鲁现在既有割地为王之志，又有曾为邓不屑之前隙，对邓宝珊这个“光杆司令”当然采取了淡漠、抗拒的态度。
还有一情况是，当冯玉祥军的孙连仲等部队离开甘肃后，冯后方空虚，甘肃各地封建势力乘机而起，纷纷组成许多各霸一方、互不统属的地方武装。同时，因社会动乱，很多地方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股匪，其中不少是由民变武装蜕变而成的。他们专以抢劫为事，到处流窜，危害人民。蒋介石为了搞乱冯军后方，专给失意的野心军人和土匪头目委以“讨逆军司令”的名义。民问称他们为“满天飞”式的司令。
面对上述情况，邓宝珊处以冷静，他采取“剪其枝叶”的办法，将小股地方武装、土匪队伍收编为地方保安队，指定驻地，拨给粮饷．不准其再行发展，也不准再滋骚扰。对不服从收编和收编后纪律很坏的，则以军事办法解决之。被收编的小股武装的成员，随着生活的安定，娶妻养子，购置薄产，反嫌保安队待遇微薄，纷纷回家种地去了。例如天水“善慈会”（群众叫“扇子会”）首领罗和尚（罗锦章），活动在天水西和、礼县之间，收编后驻天水太京乡银坑里，再无越轨行为。后罗死，部众星散。
对于杨子恒、鲁大昌等，邵、邓既不能“去其根本”，只能在“统一军政”名义下，约束其任意扩兵和无度征敛。这样减轻了民间负担，又限制了他们的发展和相互之间可能发生的争战。
至于在甘的外省“客军”，邵、邓欲借地方民意和中央权威调离。对此，陕西与青海的地方实力派虚与委蛇，使邵、邓苦心孤诣的努力未能奏效。
（二）整理财政，安抚流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