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宝珊一度有吸食鸦片的嗜好，对此是“不必为贤者讳”的。然而他在抗战中毅然戒烟的真实故事，适又反映了他明于大义的坚强个性。民国时代，禁吸鸦片只是官样文章，西北地区又多有种土烟者，吸食土烟之事在社会上比比皆是，对于统治阶级中吸大烟之人，更无人过问。邓宝珊20年代染上这一嗜好后未能戒除。他的总参议高志清，是榆林一位开明地方士绅，亦有烟癖。榆林专员富文，是一个反共老手，原是汤恩伯的参谋长，内战时期，汤进驻榆林，委富文当了榆林专员。富文看到邓宝珊交好延安方面，十分嫉恨，思忖邓不过是个“光杆司令”，便想借故打击，以向主子邀功。经过苦苦思索，他搞了一次“抓烟灯”的闹剧，向邓挑衅。1941年5月的一天夜晚，富文指使青云乡乡长高怀亮，带了几个地方自卫队的人，潜入高志清的住处，抓了高的烟灯。高志清住在“桃林山庄”近旁，他的女佣装作解手溜了出来，跑到邓宝珊处告急。邓宝珊马上意识到富文此举乃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目的是要给自己难堪。气愤之下，立派卫队长到高志清家堵住高怀亮等人，扣了起来。这一夜邓宝珊愈想愈气，既气富文之仗势欺人，又恨自己贻人以把柄。遂立下决心彻底戒烟。此后几十年，他果然做到了这一点。
再说富文布置停当后颇以为得计，在专员公署内等候高怀亮等把人抓来。心想看你邓宝珊这次如何下台。不料传来的消息是事情闹大了，方才慌乱了手脚。天亮后，他三次由城内来“桃林山庄”求见邓，均遭邓拒绝。有人建议把跟富文来的护兵的枪下掉，好好给他点厉害看，邓没有表示同意。后来富文只好请高双成和绥境蒙旗副指导长官朱绥光，以及蒙旗宣慰使荣祥等陪同前来给邓赔情。邓态度冷淡，富文悻悻而去。高双成为了表示对邓的拥护，决定给榆林的特务一点颜色看看。他准备了两桌酒席，请富文、徐玉柱等特务头子赴宴，还请了一些别的人作陪。宴会伊始，高双成按着酒盅说：“我高双成在这里二十多年，向来是宽厚待人，也没人敢和我故意为难。现在有人在我的头上撒尿，这我可受不了。我这个人，对劲了怎么都行；人要欺我，我不管他是谁，用一句俗话说‘天高皇帝远，捶头子胜过知府’，看谁打过谁？我希望榆林各方面的同事朋友认清国内形势，不要惹是生非，各自克制。如果一定要搞出些麻烦，那就等着看一下，马王爷是不是三只眼！”一席话，说得“知府”富文面红耳赤，状极狼狈。其他有特务身份的人也暗暗叫苦。开席之后，富文只觉酒食无味，如坐针毡，大汗淋漓，生怕高再说什么。幸高虽一纯粹武人，做事倒能适可而止，不再把事情挑得更明。几天后，邓宝珊在高双成等人劝解下，消了气，放了富文的几个走卒。从此以后，榆林的特务活动，有所收敛。当时，榆林未发生过特务暗杀事件，捕人的事也比较少。
日寇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生离死别的苦难。邓宝珊身为国民党高级将领，也未免于遭受这一痛苦。抗战以来，他总军榆林，孤身一人，起居从简，三原和兰州两处家小，完全顾不上了。1941年6月30日，在兰州的崔锦琴夫人听到防空警报，带孩子躲进防空洞中。不料防空洞坍塌，崔夫人偕二子允文、允武和女儿倩子，皆遭死难。消息立电榆林，邓宝珊看电报后沉默不语，双目含泪。三天之内，粒米未下。副官王焕文焦急中想了一个办法，在送给邓宝珊喝的茶水中加了一些营养汤。在他极度痛苦之中，有人把大烟盘具又送到他身边，他未理会，也再未动一下烟具。
各方慰问电报纷至沓来。副官们为不引起他过分伤心，一一暂放。十天后呈一名单请邓宝珊过目。邓嘱一一复电致谢，除给毛泽东、朱德的复电中称“润之、玉阶先生”，给郑毓秀的复电中称“毓秀姐”外，其余一律以官衔称之。这次丧事因军务缠身，只派内甥孙伯琦回兰料理。噩耗传到三原，深明大义的张玉燕夫人立即派长女惠霖到榆林，陪伴侍奉父亲一年。次年初秋，惠霖回西安上大学，邓宝珊填了一首《玉蝴蝶》词为她送行：
秋风到边关，新凉扑人面。把酒唱骊歌，目送南归雁。
志切复国仇，勒马趋前线。挥戈捣黄龙，莫负男儿愿。
词中的“雁”与“燕”谐音，邓惠霖乳名小燕，一语双关，词、意皆佳。这首词抒发了抗战情怀，也表达了惜别时对女儿的殷殷期望。崔夫人母子罹难的事发生后，马占山对邓宝珊表示了特别的关切，这位著名的抗日将领于1932年12月因在东北抗日失败退入苏联境内，游历欧洲归国后长期闲居，直到抗战全面爆发，才被任命为东北挺进军总司令。1938年5月后一直驻守在榆林附近府谷县的哈拉寨，属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指挥范围。抗战期间，邓宝珊与马占山时有往来。1938年，马占山去重庆汇报军务，归途中在延安南50里的劳山打猎，因枪筒爆炸伤断左手三个指头，先在延安治疗，后到榆林养伤，住了一个多月。其间，邓宝珊、马占山、高双成义结金兰。这次马占山来榆林慰问邓宝珊，特在榆林雄山寺石崖上刻写“还我河山”四字，表达他抗日的决心和信心。
邓宝珊戒烟的消息传到了重庆，也传到了延安，两地的朋友都为他高兴；重庆顽固分子对此始则难以置信，后则多方揣测，有说他以往吸烟是对蒋介石的“韬晦”之计，有说他服用了进口的最新戒烟药。实际上邓宝珊戒烟什么药也未用，有人确曾给他送来了各种戒烟药，但他未动过任何一种。他戒烟完全依靠的是坚定的决心和顽强的意志。也有人根本不相信他会彻底戒烟，直到两年后他红光满面地出现在重庆时，才终于信服了这一点。
治军思想和战术特点
邓宝珊是一位民国军事人物，且具有民主主义思想观念，他的治军思想、治军举措和战术均有自己的特点。早年，在伊犁新军中，他受的是近代军事训练；到陕西后，接触的多是出身新军或留学日本学习军事归来的革命党人，由于他“勤于修习”，善于领会掌握，因此逐渐积累起了丰富的军事知识。其范围不仅包括军事训练和指挥，还及于新式武器的掌握使用，在护国、护法运动中，他曾参加和负责过制造炸弹的工作。
受新潮流的影响，邓宝珊注意军事和政治的关系。在榆林时期，他常常对亲信的将领说，不论一个人、一个团体，还是一个国家，首先要把握好政治大方向；其次是知人善任，气度要大，作风要民主，经济上一定要公开，这样圈子就能越划越大。并以岳维峻治国民二军失败的例子为做戒，指出岳政治上没有明确的依托，缺乏主见，被许多眼光短浅和出卖灵魂的贿选议员、马路政客所包围；又自居胜利者，乱摊乱派，充实私囊，引起河南人士和老百姓的不满；再之，在团体中先划了个第二师的小圈子，造成国民二军内部离心离德的状况。他认为，岳维峻政治上的落后是国民二军河南大败的重要原因。
不迷信武力，这是邓宝珊不同于一般民国军事人物的一个特点。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他对军阀以武力挟持政治十分不满，欲“开一武力与民众结合之新纪元”，把“武力归之国民”。应该说，这在当时是进步的观点。但由于没有找到中国最进步的政治力量，他的军事才能因此未能得到更好的发挥。
邓宝珊对部队训练也很重视。首先，他注意青年军官的培养。早年在陕州、乾州、南阳的军官传习所、教导队都是为了培养合格的部队骨干而设立的。通过有才干的军官训练士兵，提高部队的战斗素质，这是他的基本方针。其次，他强调士兵作战能力的训练，特别是射击和行军。
榆林时期，邓宝珊的治军思想和高双成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了，二十二军军事素质有了很大提高。1939年，高双成之子高凌云从重庆中央军校毕业归来，其同学三十多人愿赴北线参加抗战，一起来到榆林。邓、高用这一批人为教官，举办了二十二军干部训练班。训练班分为军官队和军士队，轮训部队中的优秀军官和优秀士兵。受训者每天早晨跑步、快走一万米，其时身着全副武装，裹腿里绑着沙袋和铁瓦；接着练习瞄准，端枪由五分钟逐渐延长到二十多分钟，有时还在枪口上挂重物以增加训练难度；其余时间讲联合兵种的指挥与战斗，阵中要务令，新式武器的操作技术，班、排、连的攻防战斗和夜间战斗的演习等。受过训练的干部回到基层部队，照样训练他的连队，成果日益扩大和巩固。二十二军战斗力的提高，使它在北线驱逐日伪军的战斗中显示了威力。
邓宝珊对部下和在身边工作的人员要求很严格。他不仅考察他们的军事科目，还考核他们对抗日战场形势的了解。对参谋人员的要求尤严，如答复有遗漏，他会严肃的批评，指出：“当参谋首先要具备了解战争全局的能力，做到‘知己知彼’，不然，就会贻误大事！”邓宝珊领军，不论在什么场合和情况下，从不疾言厉色苛责部下，亦从不打骂士兵；传叫工作人员，也不径直叫名字，必加上“请”字。他体恤部下，尊重士兵人格。故在他惨淡经营的部队中，部下多乐为其所用。由于蒋介石、胡宗南的限制、削弱，其部队始终无发展可能，军官升迁的机会非常少，但皆无怨言，无任意离去者。
邓宝珊治军还有一个特点是，注意约束部下与友军搞好团结，并学习友军长处。在西安解围作战中，他派人前去参观吉鸿昌部队的攻击战术。抗战中，他教育所属要学习一切抗日部队的长处，尤其要就近学习八路军、抗日新军的长处。
邓宝珊长于运筹，指挥作战方面很有名气。国民二军由于种种原因，部队作战能力不如国民一军，但他参与指挥的郑州攻打赵倜之战、豫西打败憨玉琨之战，以及国民军会攻天津之役，都取得了胜利。五原誓师后的西安解围之役，邓宝珊提出迂回作战方案、并事先绘制好了作战地图，为此役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战术方面，邓宝珊善于运用迂回战术，即迂回包抄、奇袭敌人的侧翼后方夺取胜利。这是熟悉他的人所共知的。但是他于正面攻坚、勇制顽敌方面，也不乏战例。我们前面所述的他参与指挥的战役，就是迂回战术和攻坚战术都有所采用的。无论运用何种战术，邓宝珊认为，指挥作战的要旨“在于运用兵力”。护法斗争中发动三原起义时，张义安强调：“兵不在多，主要在于运用。乘我和敌军驻在一城之机，出其不意，先发制人，敌虽多而无备，胜算必操。”邓宝珊结合自己的作战经验，对张义安“主要在于运用”一语的体会尤深，从此默记于心。但他进一步强调，进攻前要有充分的准备措施。特别是协同作战部队的配合问题一定要部署好。抗日战争中，邓宅珊对防守战术亦多研究运用。
四 三次延安之行
第一次延安之行
1939年4月，邓宝珊赴武功参加胡宗南召集的军事会议，往返都是坐汽车经过延安。当时，延、榆之间的边境交通要隘，双方都未派兵驻守和盘查出入行旅，到处通行无阻。故邓宝珊赴会时车过延安，并未被发现。事后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得讯，中共领导深以为憾，当即给新一军留兰办事处打去电报，请转告邓表示歉意：“邓总司令过延，未蒙通知，不曾接待，希大谅！”此后中共中央领导人叮嘱有关部门，注意邓宝珊返途中经过延安的车辆。5月，邓宝珊返榆林路过延安。这次，仍然未通知边区政府，一天傍晚到延安后，邓与随行人员住进了一家骡马大店里。延安市公安局得知消息，立即打电话给中共中央交际处负责人金城。金城不敢相信邓宝珊会住车马店，再三问报告的人消息是否确实，回答说确实无误，是他们查询客店过往客人时发现的。金城这才急忙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统战部打电话请示。
毛泽东指示，一定要给邓宝珊一行以热烈的欢迎和优待。金城即向交际处作了布置，然后来到邓宝珊住的骡马店。接待他的是邓宝珊的副官长于浚都。金城表示了欢迎之意，并提出请邓及一行移住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于浚都替邓宝珊婉辞，声言只是路过延安，次日早晨就要登程，不愿惊扰中共领导人和边区政府。金城看到夜已深了，只好离去，并向毛泽东作了电话汇报。
第二天清早，金城又来到骡马店，要求面见邓宝珊，转达毛泽东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再次挽留之意。金城和于浚都说话时，邓宝珊闻声走了出来。他十分和气地对金城说：“这次过延安，时间仓促，没敢打扰边区政府。我们在这里住得很好，就不麻烦你们了。”金城表示：“听说您来了，我已报告毛主席和边区政府。毛主席和边区政府非常欢迎您，希望你能在延安逗留几天，和大家见见面。”主人的盛情挽留，使邓宝珊不便再推辞，答应当天不走，和中共党政军领导人见面。
金城返回后，毛泽东、肖劲光就来了。双方一见如故，相谈甚洽。接着，毛泽东请邓宝珊和随行人员吃午饭，李富春、肖劲光、周小舟等作陪。席间毛泽东表示：西北军的将领许多是爱国的，有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和民主革命的传统。现在国共重新合作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建立起来，只要我们共同坚持下去，并且巩固发展下去，一定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邓先生在榆林，我们一定能够合作得更好。邓宝珊回答说：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这是孙中山先生的遗愿，也是全国民众的共同要求，毛先生和周恩来先生在双十二事变中坚持和平解决的方针，促成了国共两党的重新和好，此乃国家民族之福，是深得人心的。从此总理生前的愿望，有实现的希望了。毛泽东和邓宝珊都以健谈闻名，话一投机，自然谈得很久。邓宝珊被毛泽东的真挚所感动，欣然接受挽留，决定在延安多住几天。毛泽东请他到处走走，参观指导。
这次，邓宝珊在延安逗留了一周。其间，回访了毛泽东，参观了抗大、陕北公学等学校，出席了文艺晚会和群众大会。延安的其他党政军领导人也到邓宝珊的住所与他会面晤谈。老朋友杨虎城的儿子杨拯民这时在抗日军政大学读书，特来拜会父执，由于杨虎城已身陷囹圄，邓宝珊对他倍加爱护和关心。在延安，还有邓宝珊的一个女儿邓友梅，这时她却不愿来见自己的父亲。邓友梅是邓宝珊的二女儿，原在三原女中读书，在校时已加入了民先队，一年前，她通过中共三原联络站的介绍，来到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现在她怕父亲责备她，所以不来见父亲。后来，在同学们的劝说下，她来看父亲，却准备了怎样和父亲辩论的腹稿。然而，见面时，父亲不仅没有责备女儿，在询问了学习、生活情况后，还鼓励她努力上进。16岁的女儿高高兴兴地告别父亲回学校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