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北平行政机构及所有中央地方在平之公营公用企业、银行、仓库、文化机关、学校等暂维现状，不得损坏公物，听候前述联合机构处理，并保障其办事人员之安全；
（八）河北省政府及所属机构，暂维现状，不得损坏公物，听候前述联合机构处理，并保障其办事人员之安全；
（九）金圆券照常使用，听候另定兑换办法；
（十）军统中统情报人员停止活动，听候处理，除违背此项命令另有企图从事破坏行为，有确凿证据者依法处理外，一律不究既往；
（十一）一切军事工程一律停止；
（十二）在不违背国家法令下，保护在平各国领事馆、外交官员及外侨生命财产之安全；
（十三）联合办事机构成立后，即释放政治犯，原华北区被俘高级军官于北平接交后，一律释放（中下级军官可随时释放）；
（十四）原华北区伤患官兵之医疗，阵亡者之安葬，遗族之抚恤，军眷之安置，在双方协助下仍得由华北总部结束办事处分别妥善处理；
（十五）邮政电信不停，维持保持对外联系（派军事代表检查）；
（十六）各种新闻报纸，仍继续出刊，听候重新审查登记：
（十七）保护文物古迹及各种宗教之自由与安全；
（十八）人民各安生业，勿相惊扰。连附件共五页二十二项
东北野战军前线司令部代表 苏静（签字）
华北总部代表 王克俊（签字）崔载之（签字）
（附件略）
经双方领导人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和傅作义同意。这一协议即付诸实施。1月22日，北平城内的国民党守军二十多万人开始移向城外，向指定地点出发。傅作义的骑兵第四师师长刘春芳率部队首先出城，其他部队陆续开出。1月31日，城内国民党军全部移动完毕。同日，人民解放军举行了庄严的入城式，北平城内万人空巷欢庆北平和平解放。次日，几千名接管干部也随入城部队进入市区负责各方面的接管工作。
1月22日，当傅作义正式向报界宣布《北平和平解放协议》，于上午10时实现了停战后，邓宝珊与东北野战军参谋处作战科科长王朝纲等分乘两辆吉普车东出朝阳门，沿公路去通县迎接解放军先遣入城工作的人员。一行很顺利地到达通县城外马各庄招待所。第二天返平，接来的负责同志有徐冰、戎子和等。接着组成了联合办事处，傅部参加的有郭宗汾（副主任）、焦实斋、周北峰，解放军方面参加的有陶铸、徐冰、戎子和。办事处主任为叶剑英。联合办事处设在东交民巷御河桥二号原“华北剿总”的联谊处内。陶铸入城后，即由邓宝珊陪同会见了傅作义。
北平城头的战云被驱散了，祥和的气氛弥漫在这一古老都城的街头，散入了家家户户。这是中外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它是人民解放战争不断胜利的成果，也是北平人民和爱国人士努力的结果，其中包括傅作义、邓宝珊等国民党将领的贡献。
傅作义公开宣布《北平和平解放协议》的前几天，蒋介石派孙科内阁的国防部长徐永昌来北平，拉拢傅作义、邓宝珊继续跟着南京国民党政府走。徐永昌原为国民三军第一师师长，和邓宝珊是旧友，国民三军解体后，于1927年改投阎锡山的晋军，和傅作义也算是老交情。蒋、冯、阎中原大战中冯、阎失利后，徐永昌渐与蒋介石接近，担任蒋、阎之间的联络人，曾任国民党政府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军令部部长。他在占据要津地位时，对邓宝珊、傅作义一帮老人缘，能照拂时就照拂，面子上颇过得去。此番派徐来北平，蒋介石认为是很恰当的人选，徐永昌自己也有几分自信，想力挽逆局。对于傅、邓来说，徐的到来对实现北平和平解放是一个意外的障碍，如不立即排除，难免会生出其他枝枝节节来。他们商量后决定立即“送客”。此事落到了邓宝珊肩上。第一次从城外返回后，邓宝珊到徐永昌处，对徐说：“次辰兄，天津已经丢失，北平成了一座被围的孤城，要打要和，就在眼前，你来和我们共患难，真是难得。宜生要你参与决策呢！”徐永昌听后思忖：北平一帮政界名流和大学教授运动促和的消息已见诸报端，自己此番来平，目的是要拉住傅、邓不要走“和”的路。现在邓要他留下来参与决策，又表示“和”、“战”尚未一定，自己若不走，一旦“和局”实现，就要变成被羁之人；反之，“和局”不成，真打起来，那时自己搅入事中，岂能撒手南飞？不如在这是非之时，赶快离开这是非之地。回去找个理由复命，蒋介石也不会怪罪自己。于是他说：“有失厚望，有失厚望！我这次来北平，只是替人传命而已，情迫事急，下午飞机返航，我就要一同回宁。”徐永昌走后，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就发布了。
北平和平解放的意义，不仅在于保护了古都两百万人民的生命免遭流血，以及众多宝贵文物古迹免受破坏；还在于为未解放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创立了一种和平解放的方式。毛泽东后来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从平津战役经验中提出了三种解决国民党军队的方式，即武力解决的天津方式，争取国民党军接受和平改编的北平方式，暂时有意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留待以后进行改编的绥远方式。北平的和平解放，为尔后绥远、新疆、湖南、云南、西康的和平解放树立了一个榜样。这一事件，还为准备建立新中国的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同年10月，北平复称原名北京，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的所在地。
和平协议实现过程中还有一件事值得一记：当邓宝珊17日回城时，林彪曾交给他一封信，请他交给傅作义，这封信后来公开发表时，题目为《林彪、罗荣桓为敦促和平解决北平问题致傅作义函》。信的内容是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首长集体讨论后决定的。信未封口，邓宝珊看后认为，该信措辞严厉，傅作义在当时是接受不了的，为防止出现波折，回来后没有交给傅。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交信后，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说：“昨晚林、罗、聂同去，则采取和缓诚恳态度（不盛气凌人）。林首先从整个形势均对我有利，死守北平是不可能的，但为保障北平居民及城市不受损害，我仍甚望和平解决，惟不可再拖时间”。“因此次与邓谈话态度和空气与通谍中之口气不大协调，我们曾对是否递出通谍踌躇，但最后考虑，因时间所限，乃机械的递出。我们后告苏静可在入城途中，以个人谈话方式要邓考虑对事态发展之有利方法，是否可先与傅谈，如一切顺利解决，则不交通谍。”直到协议执行，31日解放军入城后，邓于2月1日才把信交给了傅作义。可见，邓在处理这封信上的灵活性，是和中共方面积极配合的。第二天，该信在《人民日报》北平版第一号上公开发表。傅作义为此心情不佳，写信给毛泽东，要求指定监狱他去投监，把他按战犯对待。后来经陶铸解释，邓宝珊等婉劝，思想才又通了。
邓宝珊为北平和平解放作出的贡献，受到了北平人民的赞扬，《新民报》当时曾刊登一则详细报道，叙述他为和平解放北平奔走的经过，内云：“他是一把钥匙，傅先生这个锁，只有他可以打开。”
为绥远和平解放奔走
1949年2月22日，傅作义、邓宝珊乘飞机前往平山县西柏坡村会见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傅、邓住定后，毛泽东等亲自前来看望。毛泽东对傅作义说：“过去我们在战场上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是姑舅亲戚，难分难舍。”周恩来则对邓宝珊说：“邓先生，我们是长期合作的老朋友，现在你回到‘娘家’了。”邓宝珊听后深受感动，他说：“我这次为北平和平解放做了一点事，也算尽了我一点绵薄之力，就算我回‘娘家’的见面礼吧！”周恩来还关切地问傅、邓的家庭情况，知道他们的家属在解放战争中都安好，表示很高兴。
在后来的会见中，毛泽东等帮助傅作义和邓宝珊放弃“解甲归田”的思想。在融洽的谈话气氛中，邓宝珊曾问毛泽东：“为什么在毫不通气的情况下攻打榆林？”毛泽东解释说：“那是去请你嘛！”（意思是促使邓起义）邓宝珊说：“哪有这么个请法？突然打起来，我总不能当降将嘛。”毛泽东说：“邓先生你慢慢会想通的。”继而笑顾左右而言他。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次会见傅、邓，还有一个主要议题是商谈绥远和平解放问题。毛泽东指出，有了北平和平解放，绥远问题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下，等待时机起义。并提出不用军队作战，先划个和平线，让董其武做好内部工作，俟条件成熟后起义。
这段时间，李宗仁的和谈代表邵力子、颜惠庆、章士钊、江庸也在西柏坡会见中共领导人。傅、邓均与他们接触交谈。邓宝珊与邵力子老友重逢，交谈尤多。
回到北平后，邓宝珊受傅作义委托，与王克俊同去会见罗荣桓，商谈绥远问题解决办法。第四野战军南下后，绥远问题的商谈改由华北局、华北军区的李井泉、贺龙与傅作义的代表商谈。3月下旬，中共中央与人民解放军总部迁至北平，毛泽东又一次在香山会见了傅作义、邓宝珊。
董其武是绥远国民党军队的主要领导人。北平和平解放协议签署后，曾于1月22日飞来北平与傅作义面商。3月底以后，在绥远方面与人民解放军双方努力下，首先实现了停火，交通、贸易、通邮和电讯也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恢复。蒋介石看到董其武起义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停止了经费供给，并通过在绥远的坚决反共分子极力破坏起义。在此情况下，毛泽东提出由傅作义、邓宝珊赴绥远一行，以促成绥远国民党军队起义的最后实现。8月28日，傅、邓乘一辆铁甲火车头到达绥远。他们到归绥后，受到董其武、刘万春及绥远军政人员的欢迎。在归绥期间，邓宝珊协助傅作义广泛接触军政人员和地方有代表性的人士，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做坚定其起义思想的工作。归绥官兵看到傅、邓起义后安然无恙，反动分子宣传的反共谣言就不攻自破了。
傅作义、邓宝珊还西进到绥、包铁路线上的美岱召，继续召见绥、包军政人员，反复说明形势，并给驻绥远的所有部队发放了慰问金。接着到萨拉齐县，看望了胡景通率领驻在这里的邓宝珊部队。然后傅、邓来到包头。在包头，邓宝珊对其所属的二二八师部众做了起义的动员工作。他先未正面提出起义，而是多方面分析蒋介石失败的命运已不可挽回，列举历代封建帝王昏庸亡国之例，说明“得人者昌，失人者亡”的道理，告诉大家，共产党取得全国胜利，是人心所向的必然结果。这样，官兵很自然地表示赞同起义。
傅、邓到包头后，绥远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和主和派的地方人士张钦，也都集中到包头来赞助起义。这时，广州国民党政府的国防部长徐永昌再次来绥（7月曾同国民党军空军司令王叔铭同来一次），作阻止起义的最后努力。徐到后，包头反共顽固分子又活跃了一阵，街上出现了反对傅、邓的标语，同时流传着“1950年美国即可完成在太平洋的战略部署，帮助蒋介石反攻”的谣言。徐永昌还企图游说傅、邓放弃初衷。更可笑的是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和行政院长阎锡山发来“贺电”，向傅祝贺“脱险”；蒋介石也给傅作义写信进行拉拢，说傅到绥远如同自己在西安事变后“回南京”一样。蒋、李、阎均许诺傅去广州将委以重任。
傅作义和邓宝珊积极开展工作，支持董其武排除干扰，使起义的条件日趋成熟。徐永昌看到游说无望，决定凭借与傅、邓往昔的友好关系，赖下不走，拖延时间使起义不能按期实现。由于决定建国大计的新政协会议已定于9月21日召开，中共中央希望绥远起义赶在9月20日以前举行。傅作义决定9月19日发出起义通电，他一方面加紧做对起义还持有保留意见的孙兰峰的工作，另一方面让邓宝珊出面，前往去做徐永昌的工作。邓对口称有病的徐永昌说：“次辰兄，听说你病了，气候不好，请注意一点。毛主席、朱总司令来电欢迎你去北平。宜生已让董其武安排医院给你治疗，并请你领导绥远起义，起义后我们一起去北平。”徐永昌听后觉得大势已去，绝无挽回可能，回答说：“我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病不要紧，明天我就走。”第二天便离开包头飞往广州了。后来有人问邓，你和傅作义当时为何不把徐扣起来？邓说：“人各有志，他无起义觉悟，无法勉强。当时绥远将领虽大都赞同起义了，但对共产党政策的认识差别还很大。放徐永昌一个人走，无碍起义大局；若强行扣留，反会引起人心波动。”
徐永昌走后，孙兰峰的思想也通了。于是傅作义召开干部会议，宣布发出起义通电，这一天是9月19日。第二天晚上，傅作义、邓宝珊、孙兰峰乘车返回北平。22日上午他们到达北平西直门车站时，受到了聂荣臻、薄一波的热情迎接。当天下午，傅、邓、孙一起，出席了已于前一天开幕的人民政协一届全体会议。
邓宝珊所辖部队，留在榆林的二十二军于当年6月1日在军长左世允的率领下起义。早在北平和平解放后，邓宝珊就给榆林来电，要他们准备起义。这时中共中央西北局正在做争取榆林国民党军起义的工作。起义酝酿过程中，因意见分歧，晋陕绥司令部的人员和特务营，在参谋长俞方皋带领下开赴包头；二十二军副军长胡景通时由西安去包头，收集了在伊克昭盟的一些八十六师部队，驻扎在萨拉齐县。他们后来都和二二八师一起参加了绥远起义。
这里还要补叙一下邓宝珊在绥远期间争取马鸿宾起义的工作。马鸿宾是马鸿逵的堂兄，其父马福禄为董福祥的甘军将领，在抵抗八国联军攻打北京的战斗中，于正阳门之役阵亡。马鸿宾在西北回族将领中是一个比较开明并具有爱国思想的人物，且多年受蒋介石歧视，和邓宝珊有互相同情之处。两次榆林战役后，邓宝珊曾派参谋张润民去宁夏中宁代表自己探望正患眼疾的马鸿宾。实际上主要是去了解马鸿宾的思想动态，准备将来一同起义。马鸿宾委婉含蓄地表示，愿和邓共进退。此刻，当人民解放军兵临宁夏时，他便搭乘徐永昌的飞机来到包头晤邓。到包头后，往“复聚恒”银号。在与傅作义、邓宝珊深谈了一个夜晚后，马鸿宾提出要和绥远一同起义，他对邓宝珊说：“我把宁夏当作一份归向人民阵营的礼物，请你和傅先生给我转送好了。”在马鸿宾返回宁夏的途中，其子马悖靖已于9月19日与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六十四军在中宁县签订了和平解决的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