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俗话所说的，天无绝人之路。两年之后，生活忽然又有了转机。故乡的一位姑娘，在从报刊上阅读了我的几篇业余创作的文学作品之后，居然对我产生了好感，与我建立了通讯联系，而在频繁的通信中又滋生了感情。更难能可贵的是，她并未嫌弃我令人闻而生畏的“右”的错误，毅然决然地来到北大荒愿意和我同甘共苦，同时，还把母亲从遥远的江苏送到我的身边。这意外发生的好事令我措手不及。幸亏本单位一位好心而又热心的老大姐，在得知我们母子不幸的身世后，产生了深切的同情，在工厂住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为我们母子谋取了一方小小的生存空间。就这样，二十余年相依为命又天各一方的孤儿寡母，在茫茫北满草原、滔滔的嫩江拐弯之处、达斡尔族乡亲聚居的富拉尔基，找到了暂时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
母亲到来不久之后，我便结婚生子。按理说，可以享受天伦之乐、过几天幸福生活了。可是，“大跃进”闹闹哄哄的畸形闹剧所带来的“自然灾害”又降临到多难的中国，当然，也波及我们这些平民百姓。我们一家也在饥饿中煎熬度日。为了减轻长年饥馁之苦，人们都在墙角路边进行开荒种地，聊作小补。母亲首先发现了我们住房外边的一小块荒地，及时地用镐头进行了开垦。除了每天筹划我们一日三餐的饭菜、喂饱孩子之外，便是挥动镐头，把那块小荒地深挖勤翻，之后，又播上种子，随时锄草施肥，每天忙得不可开交。经常是怀里抱着新生的小孙女，用另一只手锄地，累得汗流浃背，气喘吁吁。我和妻子下班回来了，她仍然在那里忙个不休。妻劝她：“妈，您别太忙乎了，累坏了身子。”可是，母亲却说：“没事，我在家忙惯了，闲不住。”我和妻子想帮她一把，她都不让，说：“你们上班已经够累的了，又吃不饱饭，多歇会儿吧！”而在吃饭时，她都是尽着我们夫妇先吃，她最后吃点我们剩下的饭菜。总是时时处处为儿女着想，就是不考虑她自己。妻子为此经常感动得流泪。
母亲的辛勤劳作，得到了可喜的收获。当年秋天，那块小荒地居然为我们贡献了三十余斤粮食和数十斤蔬菜，给我们贫瘠的生活做了意外的改善，连我小女儿的营养也有了补充。此后两年，我母亲一直继续耕耘着它，从而帮助我们一家平安地度过“三年困难时期”。
忍饥挨饿的日子好不容易熬过去了，人们都以为可以放松地喘口气了。谁知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狂飙又从天而降。在那“横扫一切”的“红色恐怖”的日子里，我们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臭老九”们，在一夕数惊中打发可怕的时光。由于我始终未能摆脱1957年那个“右”的错误而被处分的阴影，更是举步维艰，如履薄冰。每天出门上班之后，母亲都抱着两个小孙女，依闾而望，听到或看到有人遭受批斗时，更是坐卧不安，心惊胆战，唯恐灾难降临到我的头上。什么时候看见我回来了，她才长吁一口气。记得有一次，单位开我的批判会，因为我的态度“不老实”，批判者的火力当然就比较猛烈，以致会议一直延长到后半夜才放我回家。母亲让妻子带着孩子先去睡觉，她站在门前等候，直到把我接进房里，从头到脚仔细看了再看，摩挲一遍，然后才下厨给我做饭。此后的我，每当带着惊悸之心、被惩罚的戴罪之躯，由外面而回归家里，来到母亲筑就的安全的避风港湾时，我那紧张的神经便顿时松弛下来。如同儿时在外边受到别家大孩子的欺负、回到家里躺在母亲怀里那样的一种舒适和惬意。吃着母亲亲手做的可口的家乡饭，听着母亲娓娓动听的乡音，看着活泼可爱的女儿们的笑脸，在外边所受到的一切不公平、不顺心、不如意的种种遭遇，都化做云烟一样的消失了。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是母亲的爱心和双手搭成的安全栈桥，使我的命运之舟在惊涛骇浪中没有沉没，并能够到达新的岸边，从而在严寒过后大地回春时，才得以享受新生活的温暖和喜悦。
此后，由于在拨乱反正中党的政策的英明，知识分子的人格和才智得到应有的尊重，因此，我的生活境况大大改善了。我的工作岗位也有了较大的变动。先是由富拉尔基调到哈尔滨，弃工从文，主持省作家协会工作，继后，又奉调来京主编《人民文学》杂志，全家都聚集到了京城。母亲亲手带大的三个孙女，都依偎在她的身旁。不久，又都先后成了家，我的女婿们对母亲也都很尊敬并孝顺，经常围着她逗乐嬉笑。安定、舒适、团圆的生活，使母亲感到极大的安慰。这时，她虽然已达耄耋之年，仍然不愿颐养天年，坐享清福。每天仍然起早贪黑，为我们一家烧饭做菜，缝补鞋袜。妻子劝她多多休息，不要再劳累了。可她总是说：“一辈子劳动惯了，闲着反而不舒服。”而我和孩子们仍觉得她做的饭菜香而可口，也就顺着老人家。
这时候，母亲已经觉得生活很幸福了，笑纹总是挂在她的脸上，有时还哼起家乡的陈年小曲。孩子们都说，奶奶变得年轻了。我内心自是也感到非常高兴。几十年的苦熬苦守，流干了眼里的泪水，才换来今天的笑容。
但是，在儿孙绕膝的幸福时刻，母亲还是忘不了长眠在家乡的父亲。就在我们迁入新居不久的一个节日里，母亲向我们提出了一个要求：她要亲自回家一趟，祭奠父亲之灵。我们再三规劝她：您年事已高，都九十多岁了，不能再受长途跋涉之苦，您的心意由我们回家代为表达吧！可母亲执意不从，说：“别的事情我都可以顺着你们，唯独这件事，你们必须按我的心意去办，否则，我将来会死不瞑目的。”
母亲的脾气我是知道的，她坚决要做的事情，谁也改变不了，何况这又是郁积在心头几十年的心事，我们不忍也不能拂逆老人的意愿。于是，当即决定：由二女儿、女婿和我们夫妇陪同，回家为父亲扫墓。
就在父亲的忌日当天，我们来到了离别几十年的故乡。我们谁也没有惊动，只是由母亲亲手剪了一筐冥钱，在街上买了几样父亲生前喜欢吃的菜肴，径直来到父亲的墓前。经过几十年的风雨剥蚀，父亲坟墓的周围已经改变了旧日模样。但是，凭着母亲刻骨铭心的记忆，一下子便找到了父亲固有的墓址。只有一抔黄土，依稀可辨。母亲没有像我记忆中的那样跪上前去放声大哭，而是沉静地站在墓前，眼睛怔怔地望着那低矮的土丘，半晌一言未发。但是，站着站着，眼泪便夺眶而出。我和孩子们连忙把食盒打开，把菜肴一样样放在坟前，同时，将冥钱一张张焚化。望着化作灰烬的纸钱，母亲这才重整衣襟，理理发丝，对着父亲的坟墓祝祷：“我和孩子们不远千里回乡来看望你了。几十年来，我含辛茹苦，按照你生前的愿望，把儿子拉扯成人。现在一家人住在京城，团团圆圆，幸福美满，你地下有灵，应该感到高兴才是。我现在身体尚好，百年之后，我一定回来，与你泉下相聚，你就耐心地等着吧……”听着母亲那如泣如诉的声音，我和妻子以及孩子们都不禁悲从中来，热泪盈眶。
从故乡回来后，母亲的精神似乎更好、身板也更硬朗了，很少见她有愁戚之状。加上三个孙女都先后生了小孩，个个活泼可爱，全家相聚，四世同堂，欢声笑语，老人乐不可支，总是说：想不到我到晚年会有这样的福气，应该感谢共产党和邓小平啊！我赶上好时候了。母亲是有政治头脑的老人。
去年，母亲99岁了（按中国的习俗是百岁），我们为她祝寿时，她仍然耳聪目明，思路清晰，语言通达。我们夫妇也退休了，可以有时间多陪伴老人了。原以为她会再陪同我们过上几年更加幸福清闲的日子，没承想，2007年新年刚过，农历金珠（猪）年即将来临之际，母亲的精神便出现一点异常情况。最初我们尚未以为意，认为是一般老人岁数太大的征候；谁知，到了腊月二十七日早晨，却沉睡般地走了，一直没有醒来。
母亲走得很平静，一点没有痛苦。老人以百岁之年，无疾而终。亲朋好友都劝慰我说：老人寿终正寝，这是“喜丧”，请勿过于悲伤。话虽如此。可是我一想起母亲一生特别是我父亲去世后她所度过的七十多年的孤苦岁月，母子相依为命的艰难历程，想起母亲用她的爱维系的我的全部生命，为了我所做出的无可企及的牺牲，为养育我的全家所作的贡献……我就无法抑制我的悲伤，心灵悸悸作痛，眼泪潸然而下。我一闭上眼睛，便觉得她仍然慈祥地站在我的面前，对我凝视，对我爱抚，对我佑护。可是，我再也见不到她那慈爱的面容了！漫漫长夜，我难以入睡。仰望茫茫夜空，星斗满天，母亲，哪儿是您的位置？俯视莽莽大地，苍凉辽阔，母亲，哪儿是您的身影？儿子到哪里能够看到您呀？
亲爱的母亲，您安息吧！在这个世间上，您懿德永存，音容长在。您永远活在儿孙们的心里……
2007年3月7日含泪泣写于北京潘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