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姐姐出国前遗落在父亲写字台上的一张稿纸，上面有这样的一个题目。
显然，她刚刚写下一个开头，没来得及写完，就远嫁欧洲了。这一嫁，就是万水和千山，那万水千山外的一处古老而优雅的地方，有她的又一个家。
我的父母亲从没想过他们的女儿会嫁到那么一个遥远的地方，当年，我们把那个国家的人，叫“德国鬼子”，而现在，这“德国鬼子”，竟然进驻到了我们家。
那个年代，我们只同苏联老大哥是亲密邻邦，我们穿着大花的“布拉吉”，很有俄罗斯风情，整日穿行于布满俄式楼房的大街和小巷。
那时街上有很多中国人和苏联人的混血儿—我们把这些人叫“二毛子”，他们是中苏友好的象征，没有人会认为那有什么不对。但是如果有人同德国或美国的人结婚，那么可能就不对了，因为那是资本主义国家。
所以当我的来自资本主义德国的姐夫到社会主义国家娶他的中国媳妇时，尽管已是20世纪90年代，但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我的父母亲仍是有一点没有来由的说不清的感觉，他们相信他们的女儿，可是他们也听多了那样的国家大都不重视家庭的奇谈怪论。然而当这个蓝眼睛高鼻梁的德国小伙子站在我们家的门楣下，笑意盈盈地望着他未来的岳父岳母大人时，他那流利的中文一下子让我的父母亲产生了内心里的认同感。最为奇妙的是，这个德国人正在研究中国的宋史—而其中心人物就是程颐和程颢。这“二程”恰恰是我们程氏家族的先祖……
祖母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才叫有缘千里来相会，岂止是千里，该是万里了。
这万里的姻缘是在中国举行的结婚庆典，姐夫的父母、兄弟、堂姐及其丈夫们，还有童年的朋友、大学的同窗浩浩荡荡来了二十多人参加这个中国的婚礼。
母亲为姐姐准备了大红的旗袍和鲜红的盖头，完全按照中国传统的婚礼形式，让我的德国姐夫用大红绸带牵引他的新娘。我们看到姐姐的德国婆婆眼里流出高兴的泪水，她的公公用充满感情的话语表达了他们家族对接纳这个远方的女儿的真情和喜悦。我的父母，从此知道他们的女儿会在一个温情浓郁的家庭里幸福地生活。这样的家庭，一点也不比中国的冷漠，一样充满了爱意和真情。
我姐姐去到欧洲过她那幸福的生活之前，想动手写这样的文章—她一定是想为我们的父母写这篇文章的。我想她写下这个题目时耳边定是响起了那支歌，那支歌回荡着一个年代的记忆，是我的父亲和母亲们的年轻时代—
田野小河边，
红莓花儿开，
有一位少年真使我心爱，
可是我无法向他表白，
满怀的心腹话儿没法说出来……
我们都是听着这支歌儿长大的，我们喜欢这样的歌曲，它们让我们感到爱情是多么美妙神奇的事情。
我们总是为这歌里的情景所迷惑，它们让我们少年的心里装入了一种叫做温暖的感情。
那时爱情是很遥远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世上有这样一种非常美好的感情。也许，这样的温暖和美好，会因此而影响我们的一生。
这种影响，本来是可以来自于我们的父母。
然而，就像是歌里唱到的，“满怀的心腹话儿没法说出来”，我们父母那一代，是天下最不会表达感情的那一代：他们在子女面前文雅、严肃、不苟言笑，他们之间是最亲密的同志式的关系，他们彼此相爱，却从不说一个“爱”字；在老人面前，他们极尽孝心却不知如何表达；在孩子们面前，他们觉得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于是努力工作勤恳做事，每日用伏案的背影来教育子女。所以从小我和我的同学们就以为我们这些孩子的父母都是同志，他们不需要情感，他们只需要工作，不停地工作。他们也不需要孩子们的爱，他们的理想是他们那一代人共同的理想，他们常常被自己的理想所感动，并愿意为此而奋斗终生。
每当电视里出现俄罗斯民歌时，他们就会兴致勃勃地随着那熟悉的旋律哼唱起来—田野小河边，红莓花儿开……
每每这时我的小妹就会不可思议地摇头：“你们也太累了，有那么多的心里话，居然没法说出来，是不是有问题？”
小妹生于70年代，她当然不理解父母那一代，她们这一代是唱着爱情歌跳着迪斯科长大的，几乎每个晚上，她都要与母亲为电视里的节目争辩不休，她说那些老掉牙的歌曲太让人劳神和压抑，而母亲则说小妹的那些歌词都不合辙不押韵，她认为那不是在唱歌而是在念歌……
争来争去的结果，只能是家里再增加一台电视机。
我的父母与他们这一代人就是这样生活过来的，那实在是因为他们生活的那个年代，而我们已经不能够要求他们改变这一切。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知道这世上还有一种东西叫做光荣与梦想，他们为这光荣与梦想而生活，而自豪，那是他们那一代人的财富。
所以每当我们家里传来“红莓花儿开……”我们知道，我们的父母，又在回味着他们的年轻时代，那田野，那少年，那满山烂漫的红莓花儿……
那一切，也是那么美好和令人心动，只是那一切都永远地过去了，随着那一个时代，成为父母那一代人的回忆和我们的幻想。
1995年春于北京城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