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跑是我用来自由思考和制定计划的时间。今天早晨，阳光透过晨雾洒在路上。路边的篱笆后面，牛仿佛棕色的鬼魂，香蕉树的叶子飘动起来好像天使的翅膀，村舍隐没在它们的暗影里。远处传来婴儿的啼哭声。我同时提高了步幅和速度。爬上一个缓缓的斜坡时，我大口地呼吸着。人生路上充满艰辛，我想，但如果一个人对此有所准备，积极应对，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会变得不那么难。
渐渐地我有点热了，身上都是汗。我把节奏稳定下来，呼吸也放松了。
最近，作为我们艾滋病教育计划的一部分，那卡小学举办了一次征文活动，参与者是来自周围学校的七年级学生。主题是：艾滋病对你的社区有哪些影响？前一个晚上我一直在读入围作品，并打算评奖。大多数学生都写得不错，但这个活动不仅仅是一项写作比赛，它是一个开诚布公地讨论艾滋病问题的平台，有助于消除人们对艾滋病毒及其传播方式的种种误解。
牛低吼起来，接着我听到一个男孩对动物喊叫。
在那卡叶兹这样的乡村，由于大部分人都是文盲，关于艾滋病的谣言可以说比比皆是。有些人认为它是巫术引发的，可以通过日常接触传播。这解释了为什么很多病毒携带者发病后会遭遇隔离和驱逐。其他人认为避孕套已经感染了病毒，它们是外国政府用来杀害非洲人民的工具，或认为病毒只能感染某一类人。神奇药丸或疗法的谣言也广为流传，人们经常因此买假药，包括维生素片、增肥产品，或者干脆就是毒药。但最可怕的谣言是艾滋病可以通过与处女做爱而治愈，这一说法流传甚广，不仅导致许多年轻女孩遭到强奸，也比任何邪恶的外国阴谋都更能加剧艾滋病的扩散。
艾滋预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筛查感染者。我已经和当地的一位医生取得联系，准备给那卡的学生做测试。这绝非易事：首先我必须获得孩子们监护人的同意，然后需要订购相关设备，定下时间表，还必须采取一些措施保护孩子们的隐私。
那卡叶兹小学的一个男孩写道：“它导致了贫困，本可以领导国家向前走的年轻一代正被这种疾病杀死。”
目前我们只能治疗已经开始发病的学生，这远远不够。艾滋病对于穷人来说，是不折不扣的死刑。即使是那些卖了自己的土地和财产来买救命药的人，在钱用光后也会死去。
在山顶上，我离开公路，慢跑穿过那卡叶兹学校湿润的草地。对面是安静而又阴暗的那卡叶兹圣公会红砖教堂，拱形的窗户上没有玻璃。我慢跑着穿过木门，一面想着在过去的十年里，到底有多少死于艾滋病的人从这里被抬走。
我从教堂墓地上了一条狭窄的小路，一侧是田地，一侧是遍地木板和十字架的家族墓地。有些上面的标记是手工刻上去的，其他涂写的名字早已褪色。由于没有人来扫墓和照看，很多坟墓不久将被野草覆盖，消失不见。整个家庭都被艾滋病夺去了生命，甚至整个村庄已是万户萧疏鬼唱歌，一切都成为了历史。
慢跑经过一片粟米地的时候，我的小腿开始酸痛起来。庄稼很高，已经到了收获时节。一个衣衫褴褛的人看守在那里，它那香蕉叶做成的胳臂摇曳在微风里。就在几天前，学校的一个孤儿艾伦特维还对我讲起他的生意。
“我的面包是村里最好的，”他说，“每个人都这么说。”
虽然只有十一岁，但他已经是一个小企业家了，能挣钱给家里人买肥皂。我不禁要与他握手，因为他努力使他的生活更有意义。
当我跑完步回到父母家的时候，手机里有一条消息，让我打电话给克莉丝汀。我冲了个澡，换了衣服，然后拨了她的号码。尽管她的住处离这里不过两小时车程，但还是拨了两次才接通。
她拿起电话的时候，我说：“你好，克莉斯汀。你的家人怎么样？”
“特威西格耶！”她的声音是如此紧张，以至于我起了鸡皮疙瘩。
“发生了什么事，克莉丝汀？”艾滋病是我的第一反应。这在乌干达往往是悲剧的成因。但克莉丝汀几天前看起来还健康活泼，而且我也没听说她的家人中有人有健康问题。
“他们要关掉学校，特威西格耶！他们说我们没交检查报告，要让我们关门。”
“慢点讲，”我说，尽量让自己听起来像个理事，“从头开始。”
“你怎么总能这么冷静？”克莉丝汀问道。
“我是理事啊。”我说，希望能改变她的心情。事实上她说到了一件要紧事。我的一条重要的人生经验就是避免情绪化思考方能赢得尊重。情绪化思考可以激发强烈的感情，这是真的，但头脑清晰的理性思维才能真正解决问题。结果就是在公共场合我总是有所保留，很少展现出强烈的情感。我的信念是，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强大的耐心和清晰的思考来解决。
“从头开始。”我说。
“他们发下来一份文档——”
“是谁？”
我听到克莉丝汀在电话里喘气。当她重新开口说话，她的声音恢复了正常，又像平时一样干练了。接着她告诉我，那卡董事会收到一封区卫生教育部的官方来信，威胁说要关闭那卡小学，因为督察员没有提交必要的报告。我是头一次听说这些报告，其实我们曾煞费苦心地想要确保学校破土动工以前，各种许可证都已准备齐全。我们当然也为那卡提供了不亚于当地其他学校的硬件和软件：女孩和男孩都有厕所，有单独的区域来准备食物，我们的教师也都是合格的。
“让督察人员来学校？”我问。在我看来，如果还有必要的报告没有提交，我们让督察员提交就是了。如果他们发现存在一些小问题，我们可以尽快解决，然后继续前进。
“他们不肯来。”克莉丝汀说。
“什么？”
“我们去年就请他们来，但是他们拒绝了。”
“他们的理由是什么？”
“这里离他们的常规路线太远，他们没有钱买额外的汽油。”
“他们是想要贿赂啊。”我说。
“但我们没有——”
“有也不能给。”我说。在向腐败官员行贿的问题上，我坚守底线，一旦你开了这个头，他们就会一拥而上，另外我也不能要求捐助者向鼓励腐败的事业捐款。学校的一大优势就是，我可以诚实地告诉捐赠者，每一分钱都花在了学校和学生身上。
“他们会关了那卡，”克莉丝汀低声说，“我们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孩子们将无处可去，我们都知道那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不会，”我说，“他们不会让我们关门，我们也不能贿赂他们。”
“你怎么能肯定？”
“我会去卡农古找约瑟芬·卡斯亚和彼得，他们会提供帮助。”约瑟芬是区议长，类似于美国的州长。彼得·穆吉沙是区众议院议长，也是卡农古酒店的所有者。
“我希望你是对的，”克莉丝汀说，“风险好大。”
“听我的，”我说，“你会看到的。”
克莉丝汀长叹一声。“为什么每走一步都那么难呢，特威西？上帝一定认为我们的事业很有价值。”
“好事才会多磨。”我说。
“我看也是。”她说。
我们又花了几分钟的时间谈论她的家人，然后说了再见。
我不禁感到一阵悲伤。如果我错了怎么办？如果区里一开始就在寻找借口关掉我们，而我只是太天真以致没看出来怎么办？如果这些督察员不肯发慈悲，而我们被迫行贿怎么办？一旦被捐助者发现，更不用说被斯蒂芬·刘易斯基金会发现了，那也一样是那卡小学的末日，就和被卫生部门关闭没什么两样。一切都取决于我此刻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