宠利毋居人前，德业毋落人后，受享毋逾分外，修为毋减分中。
获得名利的事情不要抢在别人前面去争取，积德修身的事情不要落在别人后面，对于应得的东西要谨守本分，修身养性时则不要放弃自己应该遵守的标准。在“苛政猛于虎”、百姓不堪重负的元代，董文炳在县令任上，敢于“为民获罪，设法隐实不报实际户数，使百姓大为减少朝廷加的赋敛的负担。后又拒绝府臣的贪得无厌，以“理终不能剥民求利”的情怀，弃官而去。
董文炳出任县令，逢朝廷开始普查百姓的户数，以便按户数征收税赋，并且下令敢于隐瞒实际户数的，都要处以死刑，没收家财。董文炳看到百姓的税赋太重，要百姓聚居一起，以减少户数，众官吏认为不能这么做，董文炳说：“为百姓犯法而获罪，我心甘情愿。”百姓中也有人不太愿意这样做，董文炳说：“他们以后会知道我要他们这样做的好处，会感谢我而不会怪罪我的。”由此，赋敛大为减少，百姓都因而很富足。董文炳的声誉波及四周，旁县的人有诉讼不能得到公正判决的，都来请董文炳裁决。董文炳曾到大府去述职，旁县的人纷纷聚拢来看他，有人说：“我多次听说董县令，无缘一见。今看到董县令也是人，为何明断如神呢？”当时的府臣贪得无厌，向董文炳索取钱物，董文炳拒不肯给。同时有人向府里进谗言诋毁董文炳，府臣便欲加以中伤陷害，董文炳说：“我到死也不会剥削百姓去得利益。”当即弃官而去。
董文炳不仅“终不能剥百姓求利”，而且处处为百姓谋利，除上述他冒死罪要百姓聚居一起减少户数，以减轻赋税外，他还多次慷慨地为百姓捐私产。《元史·董文炳传》载：当地十分贫穷，加之干旱，蝗虫肆虐，而朝廷的“征敛日暴”，百姓更是难以生存，董文炳自己拿出私粮数千石分给百姓，以使百姓的困境有所宽解。又因为前一任县令“军兴乏用，称贷于人”，而贷家索取利息数倍，县府没办法还贷，欲将百姓的蚕丝和粮食拿来偿还。这时，董文炳站出来说：“百姓实在太困苦了，我现在位当任县令，义不忍视百姓再遭搜刮，由我来代偿吧！”于是将自己的“田、庐若干亩，计值与贷家”，同时“复籍县间田以民为业，使耕之”，使得流离失所的百姓逐渐回来安居乐业，数年间便达到“民食以足”。
只要是对百姓有利的事，都勇于去做，即使是违犯了朝廷的法令也不在乎，不怕丢官，甚至不怕丢命，“为民获罪，吾所甘心”，贪婪的府臣索贿不成，欲借机加以陷害，董文炳弃官而去，其理由则是至死也不愿为个人的前程去剥夺百姓，满足那些高踞头上的贪官污吏难填的欲壑。董文炳勇于舍弃前程，他捐赠自己的私粮给贫民，他不忍心取百姓的衣食还前任县令的借贷，而是将自己的田地、房舍抵贷，这些都是为苍生百姓着想。不谋私利，不敛钱财。为民请命，体察民情，在世俗官吏的眼中董文炳没有为官一任，富己一人，是大大的糊涂，但百姓没有忘记这样的糊涂人。
后来，董文炳领兵进入福建后对百姓秋毫无犯，《元史·董文炳传》记载道：“文炳进兵所过，禁士马无敢履践田麦，曰：‘在仓者，吾既食之；在野者，汝又践之，新邑之民，何以续命。’是以南人感之，不忍以兵相向。”后来，“闽人感文炳德最深，高而祀之”。不仅百姓不忘记这样的良吏，历史也同样不会忘记。
人的品质修省是从实际的利益中体现和磨练出来的。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表现了一种传统的优良的人生态度。现在提倡“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表现的同样是“德在人先，利居人后”的境界。在名利享受上不争先，不分外；在德业修为上时时提高，是个人走向品德高尚的具体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