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尧曰第二十
孔子说：“不懂得天命的大道理，就没有可能成为君子；不懂得礼，就没有可能立足于社会；不懂得分析辨别人家的言语，就没有办法去认识人。”
【感悟一点】
孔子在这里讲的天命，其含义是指人力无法违背和抗拒的宇宙必然运行规律，如人事、物理、历史命运、时空条件等等综合而成的一股力量。正因为人对它没有办法加以直接的转变，所以叫“命”，“天命”即客观规律和时代趋势。不洞察时局，不掌握趋势，不把握现实，就没有做“君子”的凭借和资格。反过来说就是，一个人应该以顺应时代趋势作为立身处世、成事谋业的基本依据和资格。这对于我们立身做人，尤其是在面临人生抉择和大事危局的时候，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李世民不逆流而动
“识时务者为俊杰”。孔子说的“天命”就是时势时务，就是潮流，一种必然趋势。在“天命”面前，只能是顺之者存、逆之者亡无论是常人，还是伟人，无论是立身、处世，还是想名垂青史，都必须首先认真细致地去“知天命”，把握“天命”。
唐贞观十一年，唐太宗认为周朝分封宗室子弟，王位传袭八百多年；秦朝废除分封制，到秦二世就灭亡；汉初吕后想危害刘氏天下，最后也是靠刘氏宗室子弟的力量才获得安定。他从历史的正反经验中得出结论：分封皇亲贤臣，是使子孙绵延长久、社稷长治久安的办法。于是就定下制度，将皇室子弟荆州都督李元景，安州都督吴王李恪等二十一人，又加上功臣司空赵州刺史长孙无忌、尚书左仆射宋州刺史房玄龄等十四人，一并封为世袭刺史。
这一重大举措，立即遭到臣属们的议论，许多大臣建议李世民收回成命，并放弃分封制度。李世民则以为这是借鉴历史的经验、遵从古代的法规，没有错，所以不愿意放弃。直到礼部侍郎李百药上了一道奏折，劝谏唐太宗应注重古今区别，不可墨守成规、刻舟求剑而行世袭封爵，李世民才幡然醒悟。
李百药的奏折中讲道：我听说，治理国家，保护百姓，是国君通常要做的事；尊重国君使上位之人安定，是百姓应懂得的大道理。想制定治国安邦的规划，用来发展永久的事业，使它千秋万代不变更，大家的想法是共同的。然而各个朝代享国的年数有长与短的差别，国家也有安定和混乱的不同。事情的得失成败，各有它的原因。而著书立说的人，大多墨守成规，没有一个不是忘记了现在与古代的区别，分不清轻薄与淳朴，想在百代末季的今天，推行夏、商、周时候的法令制度；把天下五服之内的土地，全部用来分封诸侯，帝王居住的千里王畿，全作卿大夫的食邑。这就是把结绳计数时代的上古之法，在虞舜、夏禹时代推行；用帝舜时代之法，在汉、魏时代实施。法令制度松弛混乱，是断然可知的。刻舟求剑，没有人看见它可行；胶柱调弦，演奏乐章，更使人增疑。只知楚庄王问鼎，晋文公请隧，有畏惧霸主兴兵的心理；子婴的白马素车投降汉王，不再有诸侯相援，却不懂得秦二世为何被赵高杀于望夷宫，不了解后羿为何被寒浞杀于桃梧之野；曹髦的灾难，难道与申侯连结缯人、犬戎杀死周幽王不同？这就是清明与昏乱的人，各自改变自己的安危，一定不是郡宰与公侯造成国家的兴废。陛下掌握纲纪，驾御天下，顺应天运，开创大业，于水深火热中拯救百姓，在宇宙间扫清邪气妖氛；开创基业，流传后代，以美德匹配于天地；发出号召，施行命令。光明的圣心，永远缅怀前贤古圣。将恢复五等爵位而广兴旧时制度，建立邦国来使诸侯相亲。我暗自认为，汉魏以来，分封诸侯的弊病至今余风未尽，尧舜盛世已成往古，大公无私的道德风尚已经改变。何况晋朝分封诸侯后，又失去驾驭的能力，最终导致诸侯相侵，国土分崩离析，拓跋氏乘机建立后魏……
李百药在其奏章中，慷慨陈词，分析了商周时代实行分封制之所以成功的时代背景，总结了晋代分封失败的教训，然后一针见血地指出：不具体分析前朝前代的历史，不注重当朝当代的实际，只是笼统地说某种制度优、某种制度劣，一味地遵从古制。那就无异于刻舟求剑，作茧白缚。
唐太宗李世民看过奏章，觉得李百药态度中肯，道理深邃，论据可信，便采纳了李百药的意见，取消了宗室子弟及功臣世袭刺史的诏令。
在一开始，李世民自以为是地采取了分封子弟为世袭地方大员的措施，殊不知这种做法实际上早已为历史证明是不明智的，也根本不适合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因此，当有远见的李百药上书之后，他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虽贵为皇帝，违背了“天命”也照样会遭到历史规律的惩罚。李世民的开明之处，在于他能够很快改正错误并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从而避免了让整艘社稷大船走向不可预测的航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