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思想史、哲学史和教育史上，人才辈出，群星灿烂。在这灿烂的群星中，有一颗特别耀眼，令世人瞩目，那就是孔子。孔子从齐鲁大地走来，以他的思想和学说、智慧和远见，走向了中国，走向了世界。
在中国，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议以后，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成为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对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历代统治者把孔子捧上“至圣先师”、“万世师表”的神坛，打的是孔子的旗号，推崇的则是“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忠孝节义”、“男尊女卑”，以及“皇权论”、“等级论”、“尊卑论”等等维护封建统治的“伪儒学”。宋代学者朱熹迎合封建统治的需要，编著了《论语集注》一书，这本书的注文更是科举考试的立论根据(金池主编《〈论语〉译注新旧对照100例》)。从此，《论语集注》在长达六百余年中成为参加科举考试的知识分子的必读书。尽管孔子的学说长期被统治者曲解和利用，但在长达两千余年的历史进程中，孔子学说中的道德观念、伦理思想、教育思想，以及其他精华部分，也对广大民众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并对整个中华民族文明程度的提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到20世纪，孔子的学说又成为董仲舒、朱熹为代表的“伪儒学”的替罪羊，经历了五四时期和“文革”后期两次大批判的劫难。然而，正如孔子的学生子贡所说：“仲尼不可毁。”尽管孔子的思想和学说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其蕴涵的哲学思想、伦理思想、教育思想、道德观念等一切积极的成果，至今仍为中国人民所珍视。
孔子的学说走向世界，始于四百多年前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把《论语》译成拉丁文带到欧洲，从而引起了欧洲人对孔子思想乃至中国文化的关注。20世纪初期，以胡适、冯友兰为代表的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的频繁交流，在传播中国哲学思想(胡适著有《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著有《中国哲学史》)的同时，使孔子的思想和学说在西方得到进一步传播(徐刚《孔子之道与〈论语〉其书》)。1987年，中国政府成立了“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简称“国家汉办”。为了推动中外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国家汉办”选择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子作为汉语教学的品牌，并于2004年11月在韩国首尔成立了全球首家孔子学院。截止2010年10月，已经成立孔子学院322所，遍布全球五大洲，分布在91个国家和地区。另外，还有369个孔子课堂，分布在34个国家(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官网∕孔子学院介绍)。孔子学院作为推广汉语教学、传播中国文化及国学的全球品牌和平台，使孔子“以人为本”、“以德治国”的政治思想，“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孝亲敬长”、“以礼待人”的伦理思想，以及“和为贵”、“和而不同”的理念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成为人类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由于孔子的思想在世界范围得到了普遍的认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的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中，孔子名列首位，成为令世人瞩目的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化名人之一。
孔子的一生，是历经坎坷而又丰富多彩的一生。他三岁时父亲去世，十七岁时母亲去世，二十岁时娶妻成家。他说自己“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他先后替人管理仓库、牧场，还从事过承办丧事的职业。但孔子善于学习和思考，经过长期的自学掌握了广博的学识。于是，在三十岁前后他就有一批追随自己的学生。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是在鲁定公九年(前501)五十一岁时任中都宰，五十二岁任司空，不久升任大司寇(掌管司法的官员)，进入大夫行列；五十六岁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政绩卓著。因季桓子专权，荒废国政，孔子辞去官职，带领弟子周游列国，为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奔走呼号。在长达十四年的时间里，他虽曾受到过一些国君的礼遇，却始终未能得到施展才华的机会。他虽然困惑甚至感到无奈，但他“知其不可而为之”，为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而矢志不渝，永不言弃。他在结束周游列国生涯回到鲁国时，已是年近七十的老人。孔子在晚年，潜心于古代典籍的整理(相传《易》、《书》、《诗》、《礼》、《春秋》等儒家经典都是由他整理，并对学生进行传授)，并致力于教育。子张、曾参、子游、子夏就是孔子晚年最著名的学生。在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四月，孔子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享年七十三岁。
作为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虽然没有留下阐述其思想和学说的系统著作，却因弟子们编辑的《论语》而名垂后世，光耀史册。东汉史学家班固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汉书·艺文志》)从《论语》各篇章的内容看，《论语》记载了孔子和他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的言论行事，其中，孔子的言论行事是主要的内容。因此，《论语》一书是研究和了解孔子最为可信的材料。由于孔子从而立之年直至去世，在长达四十余年的时间里所教、所带的弟子人数众多，而他晚年所教的学生曾参死于公元前435年，这时孔子去世已经四十四年。曾参临死前对孟敬子说的一段话(《泰伯》篇第四章)说明，《论语》记述的人和事，以孟敬子在曾参病重时去看望曾参所说的话为最晚。杨伯峻先生据此认为：“《论语》的编订者或者就是这班曾参的学生。因此，我们说《论语》的著笔当开始于春秋末期，而编辑成书则在战国初期，大概是接近于历史事实的。”(《论语译注·导言》)
《论语》是诸子散文的代表作，它采用语录体的形式，以简洁朴实、明白易懂的语言，记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描绘出了既平凡而又伟大的孔子的形象。“读《论语》这部书，孔子的思想、感情，孔子的举止动作、音容笑貌，常常能从朴素而精炼的语言里跃跃然地活动起来。《论语》对其他一些人的性格，刻画得也颇生动，如子路的率直粗暴，见义勇为，颜渊的谦虚好学，子贡的聪明，都写得较为成功。”(冯其庸《逝川集·中国古代散文发展述论》)
《论语》在中国思想史、哲学史、教育史、伦理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论语》通过记述孔子的言行，体现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伦理思想，以及他的历史观、道德观、是非观。同时，孔子提出的“仁、义、礼、智、信、忠、孝、勤、公、省”，在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文明发展的历程中，积淀为“中华十大传统美德”(金池主编《〈论语〉译注新旧对照100例》)，成为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重要理念。
孔子是伟大的，孔子的思想和学说博大精深，充满着生活的智慧。但是，孔子毕竟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那时整个人类的文明程度、认识水平，与现代社会不可同日而语。因此，今人研读《论语》，目的在于回归传统，与圣人进行心灵的沟通和交流，汲取孔子思想的精华，感悟孔子的治国为政之道、待人处世之道、读书治学之道、修身律己之道，以陶冶自己的道德情操，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而不能盲目地把孔子当作神和偶像来崇拜，更不能随意拔高和美化孔子，把他当作“生而知之”、无所不晓的完人。
作为儒家的经典著作，《论语》一书的研究者很多，注解《论语》的著作、文献达三千余种(日本学者林泰辅《论语年谱》统计)。古人注解《论语》的著作，比较通行的有三国曹魏何晏的《论语集解》、宋代朱熹的《论语集注》、清代刘宝楠的《论语正义》。这些著作重在注释，旁征博引，既比较烦琐，又融入了著者的观点，甚至有误注、误解的地方，不适合一般读者阅读。今人注解《论语》的著作，流行面广、影响较大的有杨伯峻的《论语译注》、李泽厚的《论语今读》、金良年的《论语译注》、毕宝魁的《论语精评真解》、南怀瑾的《论语别裁》、傅佩荣的《解读论语》、李择非整理的《论语》、金池主编的《论语新译》等。其中，杨伯峻的《论语译注》注重考证，注释翔实严谨，为《论语》研究做了大量基础性的工作；李泽厚的《论语今读》长于义理，谈古论今，理论性、学术性强；毕宝魁的《论语精评真解》译文清晰流畅，解读颇多新意。以上列举的几种今人研究《论语》的代表性著作，是我国20世纪50年代至今六十年来《论语》研究的重要成果，虽然各有不足之处，但瑕不掩瑜，是广大读者、专家研读《论语》的必读书籍。
本书原文以中华书局1980年版杨伯峻《论语译注》的原文作为底本，参照朱熹《论语集注》的经文及注解《论语》的有关著作，对个别章节和标点做了适当调整。
由于《论语》成书距今年代久远，孔子和他的弟子的许多言论具体背景不详，加之语言简洁，有的字词内涵丰富，可作多种理解和推测。因此，后世学者注解《论语》，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在前人和当代学者研究《论语》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论语》进行注、译和解读，既坚持斟酌损益，择善而从，又不囿陈说，力求推出新意，融入自己感悟孔子和他的弟子言论行事的见解。
本书的译注始于2006年，历经六个寒暑。初稿完成后，又进行修改和补充完善，对一些疑难问题反复查阅相关辞书和专著，以求减少疏漏。
在本书的译注、解读过程中，我们参阅了杨伯峻、李泽厚、金良年、毕宝魁、韩喜凯、李择非、傅佩荣、徐刚、金池、雅瑟等有关《论语》的著作，汲取了他们的部分研究成果，恕未一一注明。在此，谨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美国学者迈克尔·H·哈特说：孔子学说“作为政治哲学，实践证明它的成效是显著的。根据这种哲学，为保持国内和平和繁荣所起作用而论，大体说来中国是地球上治理最佳的地区”。1988年，七十五名诺贝尔奖得主在巴黎发表的宣言中则说：“人类如果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两千五百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毕宝魁《论语精评真解》前言)这些外国学者、专家的话，涵义深刻，令人耳目一新。
孔子不朽，《论语》长存。植根于华夏大地的中华文明薪尽火传，如江河奔流不息。在热爱《论语》、研究《论语》的有志者们的共同努力下，在以《论语》研究为代表的国学研究领域，一定会繁花似锦，硕果累累。
感谢重庆师范大学教授、已逾九十高龄仍潜心著述的著名历史学家史式先生和重庆大学教授、著名信息安全专家向宏先生。作为我们的恩师，他们教给我们做人和治学的道理，培养了我们不懈努力、潜心治学的精神。感谢巴蜀书社的领导和编辑，是他们的支持和付出的大量辛勤劳动，使本书得以如期出版。
绵阳师范学院原教育学院中文系主任、四川省高校文科教材编委会委员、北京大学访问学者张一璠教授对本书的译注、解读非常关注，并给予了指导。在本书出版之际，谨向他表示由衷的谢意！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本书难免有疏漏、错误之处，恳请学术界同仁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愿本书的出版能够为弘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为人们回归传统、品读经典、陶冶情操尽一份绵薄之力。
著者
2012年9月于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