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说的“美国骗子”是谁，未能考出。看来是美国左翼报刊上的评论，某些问题，似乎关系到30年代左翼文化阵营内部关于艺术风格问题的争论。至少在左翼文化界，蒋希曾30年代初的两部小说受到注意。
但无论从哪方面看，1935年由纽约斯皮勒出版社出版的《“出番”记》是蒋希曾最好的一部作品，它也是蒋唯一一本由出版社经营的书。今天我们读来，也有超出文学史意义外的兴味。
小说女主人公张珍珠(Pearl Chang)是黑人和中国人的混血儿，从美国南方初到纽约。她性格泼辣大胆，热情但头脑单纯。在纽约她无固定职业，到处打零工，但中国使馆不愿雇她，因为她“中国血统不纯”。
男主人公王万里孤行海外，开洗衣店维生，小本经营，胼手胝足，却不断受到警察、政客和种族主义分子的勒索，濒临破产。
张珍珠路过王万里的店，生活极为单调的王万里喜出望外，但他无钱娶妻，不敢做非分之想。
王万里无力还债，店铺被夺，只好到饭店做下手小工，在那里他重逢正在做侍者的张珍珠。
但这时王万里已自觉地投身于政治运动，积极参加罢工，最后，由于参加示威抗议日本侵华而被一个日本浪人借机枪杀。
这些情节，与蒋希曾本人在纽约的生活经历有关系。据斯皮勒出版社老板给我来信介绍，他出版此书时，蒋希曾在曼哈顿的文人聚居区格林尼治村一家店里当侍者，生活相当窘困。《“出番”记》在描写纽约下层华人生活时，给人很强的真实感。至于书中描写的纽约华人的罢工和示威游行，也是蒋希曾熟悉的。我曾打长途电话询问纽约一位老华裔，据她回忆，当年她还是一个中学生时，曾多次帮助蒋希曾在抗日游行集会中散发传单。
全书临近结束时，“作者”的确与小说的二位主人公们一齐走在示威游行的队伍中。这个一向蓬首垢面的作家改了形象：“既然厄尔·白劳德(当时的美共领袖)不再吸烟斗而改吸雪茄，我们的作者作为他的一个同情者和追随者也刚理了一回发。”
这句玩笑背后隐藏了蒋希曾的迷惘感，在遽变的新政治形势下，尤其是被白劳德领导扰乱了思想的美国共产党正无所适从，蒋希曾或许也感到难以自处。而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错综重叠，也许使他感到不易看清方向。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出番”记》的结局过于复杂，与全书力求简练的叙述方式不太相应。
而在蒋希曾的最后一部文学作品——三幕剧《死光》中，这种困境终于变成了公式化。这本戏写1937年上海抗战：美军士兵琼尼偷溜出租界兵营，去帮助正在苦战的中国军队；日本侵略军士兵Nikochi也越过战线来帮助中国军队，坚守在某仓库的中国军队均战死，只剩下一个女战士木兰。三人在战地相会，却发现三人应是兄弟姐妹：琼尼在美国的华人养父与Nikochi在日本的华人养母原来是木兰的亲生父母，日军入侵东三省时，这对农家夫妻分路逃亡而失散。最后三兄妹在炮火纷飞中合唱“中国在进军”！
剧本无疑有点牵强生硬，不像出于写了《“出番”记》那样较成熟作品的作家之手。
据纽约陈伊范(Jack Chen)先生来信提供的数据，蒋希曾在30年代纽约大众戏剧运动中相当活跃，联合广场与十四街附近的街头经常能看到他参加的戏剧演出，他还经常在街上散发小剧场戏票。或许这出戏正是为这种小型演出而写的，公式化的情节的安排，看来是为现成演员凑的戏。
蒋希曾30年代后似乎突然消失了，所有认识作家蒋希曾的人都不知道他的去向，似乎他突然与以前的生活环境断了联系。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一本旧的《好莱坞人名录》上找到THTsing的简短介绍。该条目说蒋是作家、诗人，“1928年进入影剧界”，这与我们从其他方向得到的数据相符，但同样明显的是：他在纽约似未能长期做演员，而是以写作活动为主。
据该书载：蒋40年代初移居好莱坞，成为职业电影演员，曾先后在八部电影中担任角色(《紫心》《王国的钥匙》，1944；《每星期天有鸡》，1948；《国务院六四九号文件》，1949；《街头的惊乱》，1950；《走私者之岛》，1951；《大洋二号》，1960；《冬季舞场》，1965)。
我在洛杉矶加州大学艺术系档案库借到《王国的钥匙》拷贝，得见蒋希曾真容。说实话，蒋希曾作为一个演员，并没有非常突出的表现，这八部电影也毫无革命气息。看来他晚年生活上有了保障，但与革命与文学都绝了缘。我至今未能找出其中的确切原因，但是从美国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的变迁，从蒋自己的文学创作经历，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些背景。久居美国，长期不接触中国人民斗争的现实，或许正是这些使他最后搁笔。
据这部《人名录》记载，蒋希曾于1971年7月16日逝世于加利福尼亚州好莱坞。笔者曾多方寻找他的后人，未果。
追记一：
此文写成后，接到旧金山研究美国华人史的Yuk Ow先生来函，慷慨介绍他收集到的蒋希曾资料。据他说蒋希曾自东南大学毕业后，到广州革命政府任职，此时他参加国民党，因政治观点右倾难在广州容身，转来美国到斯坦福大学读研究生，同时任国民党外交部的中文报纸《中国少年晨报》编辑。但由于他政治观点渐渐变化，因而被迫离开编辑部。此后他参与出版一份“左倾”的中英文周刊《中国导报》(The Chinese Guide)。由于南京政府发出的逮捕令，美国移民局将他逮捕。出面营救他出狱的是两个组织：“国际劳工保护会”(The International Labor Defense)和“美国公民自由同盟”(American Civil Liberty Union)。
这段情况，与《中国红》中男主角从右到左的转变完全相符，甚至连细节都互能印证。看来蒋希曾转向革命的经过颇为复杂，但他在革命最困难时投身革命，此后又长期在贫困艰苦的条件下从事革命文学创作，凭这点，他就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人物。笔者发表这些材料，目的就是希望蒋希曾生前友人，在尚未太晚以前，应该想起他，纪念他，使有关资料不至于湮没，使美国华裔文学史的这重要一页，不至于像我这篇文字一样残缺不全。
追记二：
《读书》1983年八期刊出此文后，某些文摘报摘登，引出了完全没有想到的后果：蒋希曾的老母和胞妹尚健在，居住于家乡南通。她们致信《读书》，说这是自30年代中叶以来第一次知道蒋希曾的情况，我文章中说蒋已去世使她们很悲哀。
看来蒋希曾在好莱坞做电影演员后，无颜告诉江东父老，情愿与家人断绝音信，这是挺奇怪的心理。
由于本文的介绍，据说蒋希曾已被列入南通地方志的人物卷，他的家人也进入地方政协。我不知道蒋假若知道他左翼小说家经历会有此“成果”，会作何想。
蒋的昔日广州时期战友李先生，80年代任上海出版局局长，拟出版蒋的著作，我们请中国社科院语言所的杨成凯先生翻译。可惜在书籍出版迅速市场化之时，译文已成，却未能有出版机会。
追记三：
南通钱进先生来电子信，询问蒋希曾有关情况，并说蒋的老母、胞妹均已去世，家中仅剩一个甥女，但是南通市已宣布蒋希曾为本地历史人物，将出版《蒋希曾文集》云云。钱先生希望我能代为找到蒋希曾的后人，以期推进“中美人民友好”。呜呼，世界之大，“全球村”只是说说罢了。我这篇文章虽已为南通历史“做出贡献”，但要想让只读英语的蒋氏后人知道，难矣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