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夏，国际笔会在维也纳召开，林语堂被选为副会长，接任川端康成。会上全票通过，以国际笔会名义，推荐林语堂获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结果大家都知道：该年，诺贝尔文学奖给了意大利诗人蒙塔莱。
可拿，该拿，未拿到即身死，将有可能拿到这个文学圣殿座券的中国作家，还真不少。这个题目谈不尽，此地只谈一下林语堂。林语堂是作为英语作家被推荐的。候选作品《京华烟云》，没有一本作者认可的中文译本，林语堂的其他七本长篇，当时也没有中译本。台湾德华版《林语堂经典名著》21卷，是在他去世后，1980年译出：当年林语堂是作为英文作家被推荐的。
我一直遇到一个难题：什么是中国文学。所谓“中国人”，即在中国出生中国长大的人，只要用汉语写作，无疑问是中国文学，只不过是“海外的”中国文学。那么中国人用英文写作，是否仍为中国文学？
在印度、尼日利亚、在南非，甚至在新加坡，这个问题好回答：英语是那些国家的法定语言之一，也是文化语言之一。而且，由于不同种族之间交流的需要，这个“之一”不可避免成为主要文化语言。所以索因卡是尼日利亚的英语作家，拉什迪是印度的英语作家，奈保尔是特里尼达英语作家。
但是，英语不是中国的法定语言，或文化语言之一。因此，“中国的英语作家”这名称自我矛盾。这些作家写的是美加英澳等国的少数民族文学。
“中国人”用英文写作，条件当然是他的英文是否与中文一样好，像林语堂；或是英文比中文更好，像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但这是次要的事。重要的是，他意图中的读者对象是谁。这个意图性极端重要，无可掩饰，会从作品的各种特征表现出来。
第一个特征在文风：哪怕像林语堂这样，中文是典雅的中文，英文是漂亮的英文，也无法做到写中文“一如”写英文。林语堂的英文之作，都是别人翻译成中文，也有一些林语堂自己捉刀。请看林的英文名著，至今英美人还读得津津有味的《生活的艺术》，如此开场：
在下面的文章里，我不过是表现中国人的观点。我只想表现一种中国最优越最聪明的哲人们所见到，而在他们的文字中发挥过的人生观和事物观。我知道这是一种闲适哲学，实在异于现代的闲适生活中所产生。
再看一眼林语堂用中文写的“小品文”，例如《脸与法治》：
中国人的脸，不但可以洗，可以刮，并且可以丢，可以赏，可以争，可以留。有时好像争脸是人生第一要义，甚至倾家荡产为之，也不为过。在好的方面讲，这就是中国人的平等主义，无论何人总须替对方留一点脸面。
二者相去，何以道里计！应当说，林的中文好到无法翻成英文，他的英文也好到无法翻译成中文。两者都已是炉火纯青：“缺少可译性”，是文之至美。林语堂的中文散文，绝对不会写成英文延绵环连；他的英文传记、小说，也绝对不可能用中国人赞叹的简约并置。
而且，林语堂从来不用中文写小说，也极少用英文写幽默小品。难道中国人不喜欢读小说？难道英美人不欣赏幽默？当然不是。我认为，林语堂“只有”用英文写小说的能力。
此话听来太有辱先贤。且慢，我说的是林语堂只有用英文小说竞争诺贝尔奖的能力。
奠定林语堂英语小说家地位的Moment in Peking，起先林语堂请流落在新加坡的老友郁达夫“翻译”，寄给了他5000美元的预付金，郁达夫只开了一个头，没有践约。1940年林语堂经过香港，还与郁达夫通了电话，敦请郁回到重庆翻译。郁在电话里只答应做下去，却依然没有动笔，虽然也没有还钱。
看来林语堂不太懂人情世故，不知道从郁达夫角度想想这里的“脸面”——二人年龄虽一样，郁达夫在小说上“成名”，却远远早于林语堂。1939年林语堂大名誉满英语文坛，郁达夫却潦倒外乡。这个对比不好消受。
此文不讨论文人面子问题。我要问的是，为什么林语堂要请郁达夫翻译？如果要“京味”，浙江人郁达夫，福建人林语堂，彼此彼此。1941年郑陀、应元杰译本《瞬息京华》，吾师卞之琳曾经称赞其标题，仄仄平平，声调奇妙。其文字，与后来的译本《京华烟云》相比，没有差到离谱的地步。当时林语堂却很不高兴，特地在国内报纸广告声明，“劝国内作家勿轻易翻译”。林的英文，会比英美经典作家还难翻译？
看一下此小说的英文本，或任何中文译本，就可以明白此中奥妙。这本小说为英美读者所写：从20世纪初开始的中国政治文化背景，复杂的事情简化，简化后还要仔细解释。路人皆知的社会情况，一挑即明的风俗人情，是对中国读者而言。这本小说就得一一说来。因此，全书像是把《吾国吾民》拆散，分头仔细讲解。
林语堂完全明白如何对付西方读者——在开始写小说之前就懂。1936年西安事变，举世震惊，哥伦比亚大学邀请三个中国名人（陶行知、胡秋原、林语堂）对公众演讲此事。其他人侃侃而谈，林语堂发言，却大讲Chang与Chiang并非一家子：抓人的是张，被抓的是蒋。一句话，首先弄准听众并非中国问题专家。结果，听众对林语堂的反应最热烈。的确，西方人要把中国人名字读得出，分得清，记得住，就得出一身汗。日本小说在此就占了便宜。
郁达夫作为中国小说大家，了解中国读者的“期待域”，林语堂作为用英文写中国题材的名家，知道西方读者想要什么。他希望郁达夫做的——我猜想——是弄出一本中国读者能欣赏的小说。
“以西方读者为对象”，有时反而给作者出乎意料的自由度。林语堂的八部长篇中，就有《奇岛》这样的未来小说，1955年，在任何中国文化集群中，都不需要这种“未来乌托邦”。另一本写晚清一个女性追求爱情的长篇小说《红牡丹》，性描写之大胆，林生前表示，“译成中文，应删除”。其实书中还有不少场面，在晚清中国社会，不太可能，只是西方读者无法判断，给了林语堂制造悲欢离合的方便。
无怪乎林语堂的八部小说，在西方赢得林的生前身后名，在中国很少有人读到甚至听说过。王蒙在新疆伊犁流放20年，闻民间传说回族英雄马仲英久矣，1995年读到我的长篇《沙漠与沙》，高兴地对我说，终于有人写成小说了。我听了窃窃自喜。不料最近读到长篇《朱门》，发现林语堂1953年就写了马仲英。鄙人浅学寡闻，王蒙却是饱读之士，况且是一直关心此题材的人。名震西方的《林语堂三部曲》，中国文学界忽视过分了吧。
反过来，我们看一下在西方走红的一系列“中国人”写的“中国书”，例如近年的《鸿》《叶落归根》等，中国人看了，不知好处何在，碰了西方读者哪根神经。书中不厌其烦地解释事件来龙去脉，平铺直叙不用时间切换，似乎有点“小儿科”。其实这是林语堂 “Chang抓Chiang”式行之有效的路子。
而且，不仅是中国人写的英文书，西方人写中国而得大名者，中国人读起来都不懂其妙处。赛珍珠《大地》，韩素音的《目的地重庆》，谭恩美的《喜福会》读来都让人觉得太简单化。要不，就是太离谱：马尔罗的《人的命运》写得有气派，但是有关上海工人起义的史实，有关中国社会历史，错得无以复加。中国人读时，只能睁一眼闭一眼。无怪乎40年代的英文散文名家“哑行者”蒋彝，写了12本英文游记，从来不让译成中文：他是个知己知彼的明白人。
反过来，我相信西方读者读《白鹿原》《古船》《马桥词典》，不管翻译文字多好，都很难读得下去。英国报纸有书评家劝告说：读者感到虹影《饥饿的女儿》时间穿插太难读，并不奇怪。办法是先读《鸿》，明白事件前后，再读就可以读懂虹影的倒叙说的是什么。
这么一说，似乎我在呼应刘索拉的感叹“文化不可交流”？不，中国读者读西方小说，绝非如此无能：《战争与和平》能读，《布登勃洛克一家》能读，《玫瑰之名》也能读。译文质量如何，也似乎不是太大问题。中国读者硬着头皮也要读懂的决心，再复杂——例如七颠八倒的俄国人名字——也难不倒的毅力，应当让西方读书界汗颜。
现代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远远超过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现代中国文学界对西方文学了解之透彻，远非光顾一下中国文学的西方任何学术机构能比拟。如果让中国文学界专家（假定没有官员坐镇）评定诺贝尔文学奖，绝对会比瑞典人弄出的现在这张单子更准，更精彩。
不少人认为中国作家拿不到诺贝尔奖，是因为西文译本不够多，不够好。这真是冤乎枉哉。以译笔流畅著称的葛浩文教授（Howard Goldblatt)就抱怨过，他翻译的几十本中国当代小说，没有一本影响超出圈子之外。反过来《哈姆雷特》四种中译本，差别实在太大，最早的朱生豪译本，粗糙了一点，却一样被中国读者读得津津有味——文化能交流，在交流，可惜是单行道式的交流。
西方人对非西方文化，无法摆脱附就的姿态：如果看不出妙处，必是中国作家写得不好。不过，责怪中国作家水平差，西方优越感太露，是犯大忌。于是指桑骂槐，怪翻译不够好，怪汉学家无能。
用这种态度读东方文学，相比之下文化史政治史不太复杂的民族，如印度，如日本，如埃及，如尼日利亚，自然就比中国人占先。而写中国的作家，要得诺贝尔文学奖，就必须是知道如何为西方读者写作的赛珍珠或林语堂。可惜，林语堂提名而未能获胜，从此“诺贝尔”歌赋长恨，也成了使中国批评界（包括西方的中国文学研究界）越来越弄不清的谜团。为此，已经费了太多笔墨。剑桥大学现在有人写博士论文，研究中国作家为什么与诺贝尔无缘。
我觉得，不妨研究一下，为什么颁发诺贝尔的王家学院看不懂中国文学。再研究一下，为一雪这“世纪之耻”，中国作家有没有必要学学林语堂，把中文的精妙，背景与叙述的错综，都先搁一边，照顾一下咱们的洋读者和洋裁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