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的名声，近年越来越响，被誉为“中国面向西方第一人”。好多一般中国人遇不到的事，他首先遇到。
读《伦敦与巴黎日记》，发现郭嵩焘告上海《申报》的名誉侵害一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桩名誉权案件，却也是典型的“西方官司中国打法”。
英国人美渣（Major)1872年在上海创办中文报纸《申报》，郭嵩焘看来很喜欢这张报纸，1876年底他从上海出发赴英，就订了此报，与国内送来的其他文书信件一道送达。从日记中的记录来看，路上要走一个半月到两个月。但是很多国内情况，依然要从这份报纸了解。
郭日记光绪四年（1878年）8月24日记载，此日收到6月20日《申报》，上面有一篇据说译自英国报纸的文字，“载古得曼一段议论，意取讪侮而已”。郭马上召洋员马格里（Mac Cartney),“一切并由马格里说”。
这个古得曼是伦敦的一个画家，屡次给郭嵩焘画像，并且陪他参观各种画廊。郭嵩焘在英国头一年半，多次记载对西洋美术的看法，看来两人关系不错。《申报》上刊出的“古得曼讪侮”，使这位中国第一位驻外使节，甚为不快。感叹“有小德于人亦得小孽报”：大使交游画匠古得曼是一种恩惠，而古得曼恩将仇报。
此后郭嵩焘日记中提到此事甚多，每次都极不高兴，报纸拿在手里，经常翻看。半个月后，9月10日记载，再次“详阅”《申报》该文，“古得曼狂悖刺讥，以为笑乐。而《申报》既详载其言，又谓英国各种新报，于中国使臣多所诽刺；则亦不知其命意之所在，与所据何种新报以立言。”
当时清廷已经下令召回郭嵩焘，代之以曾劼刚。郭手下洋人，看来尽力平息郭的怒气。据《日记》，该月16日发回中国的邮包，就有马格里和古得曼两个洋人给《申报》的辟谣信。
该年11月13日，又生是非。“古得曼函示《喀尔立斯拉扎尔那斯》新报5月17日实载有讽刺写相一段议论。马格里甫回苏格兰，古得曼即以见示，不独证其行踪之诡异，马格里与此相与朋比隐秘，亦可想见其大概。喀尔立斯拉斯即古得曼之弟，在此充司事者，其情尤不可恕也。”古得曼追到了谤文的源头，是英国一张报纸，告诉郭嵩焘。但是郭嵩焘马上怀疑，是洋人串通来蒙骗他。
两天后，马格里回使馆，郭与几个洋员一一谈过，又开始怀疑另一洋员金登干（Campbell）是主谋。第二天记道：“函致《喀尔立斯拉扎尔那斯》新报馆，拷问其办理伦敦探报事宜系何名姓。缘《喀尔立斯》新报在伦敦北境，古得曼此段议论亦因其办理探报者传送也。其谋亦出之金登干。诸翻译但云《喀尔立斯》新报馆不知所在而已。”
《喀尔立斯拉扎尔那斯》新报，诸翻译 “不知所在”。我猜测这个长长的译名，是Carlisle Journal，《卡莱尔日报》。卡莱尔是湖区之北一个中等城市，或许使馆的翻译发音不准，“伦敦北境”也不知是否郭嵩焘自己记错。Carlisle Journal是英国19世纪出现的地方报纸中较出色的一种，不过也真是够偏的。总之，郭把整个使馆全折腾一个遍，依然不甚了了。
该年8月，清政府已经下令郭嵩焘调任回国，12月郭嵩焘在办理公文移交，依然发公文给直隶总督与江苏总督，“请查《申报》馆华人诬造谣言”。
次年3月，郭嵩焘回到上海，英国驻上海领事达文波（Davonport)马上来打招呼，“告知《申报》馆美渣于两次《申报》皆自承认，以为此游戏文字而已，无足深论。达文波告以君自游戏，一经按察司讯断，恐获罪非轻。美渣一意支吾。达文波之意，亦以为非经律师料理，未足以折其气。”
于是郭嵩焘开始打诽谤官司，“非与美渣校论得失，但欲穷知造谣之源而已”。他让手下“久与洋人交涉”的唐景星找洋律师，先找鼾林，后换坦文。
10天之后，美渣表示“愿解明前误，登列新报”，已知“与西洋应得科律”，现在请“英领事达文波为之解说”。于是郭嵩焘表示，“得其误听谣言一语，亦可不加苛论”。
这个达文波看来是所有人当中最为狡猾的。只有他全力支持郭嵩焘，定要“律师料理”，非打官司不可。摆足架势后，却“为之解说”，让大家都有往下爬的面子。
《伦敦与巴黎日记》到此结束，我们不知道郭嵩焘晚年是否还在为这件事生气。但是，究竟《申报》译载了一篇什么文字，如何“诬侮”，《日记》却未提片言只语。最近偶然读到柯兆银、庄振祥主编的《上海滩野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其中有一则，把这故事从《申报》角度说了一遍。野史不足为信，但与郭嵩焘日记大致可以印证，似乎不太离谱。
据该书说，这篇文字题为《星使驻英近事》，转引不具名西文报纸，说大使在英请人画像。“要求外国画师须将自己的两耳都画出来，因清朝有割耳刑法；一会儿又坚持要画师把官帽后的花翎画入，以示此帽之不同凡响，画师表示为难。郭竟俯首至膝，问画师曰，今见之否？画师曰，大人之翎顶自见，大人之面目何存？结果郭无法，只好把官帽另置一旁，连同其免冠之身一同画上。”
此文说：“《申报》这篇报道的始作俑者，是画师古得曼的弟弟古丹，这位英国某小报主笔，听说其兄为郭作画后，竟自说自话，写了这篇调侃报道。”是否出自古得曼兄弟之手，郭嵩焘只是存疑，没有能查清。
不过从文章看，编故事的看来是古得曼：画师屡次为郭嵩焘作画，郭嵩焘当然会提出一些要求。从日记中看，郭对西洋美术，确实很感兴趣。古得曼回家饭饱酒醉时，跟兄弟无妨吹吹牛，拿这位满大人消遣一番。英国的小报编辑，岂能放过这种趣闻？当然拿来说事儿。
这篇文字，是“诬侮”还是仅仅“调侃”？仁智各见，无法强求。郭嵩焘为此生了大半年的气，当事人有他的道理。现在我们说的是侵犯名誉诉讼。既然原作者，原刊登者，都在英国，郭嵩焘当然想到过在英国讨这个公道。既然“于西洋应得科律”，当然应当在西洋打官司。可惜他的手下，似乎没有人支持他，使他驻节英国的最后半年很不痛快。
在英国能不能打这官司？能够立案，却无法胜诉。所以手下人都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并非都是有意对即将卸任的大使不恭。
并不是因为在英国难打赢名誉权官司（英国法律其实比大部分国家都偏袒“受侵权者”）：英国法庭要求被告证其有，古丹（古得曼的兄弟）应当证明郭嵩焘确实做了“俯首至膝”的动作；其他国家的法律要求原告证其无，即郭嵩焘必须证明他不可能做出这种动作。无论证其有或证其无，要确证都是难事，所以英国法庭偏向原告。
但是英国却是讽刺文字、挖苦漫画、抖露隐私的报纸杂志最繁荣的地方。专事讥刺的《笨拙》(Punch)杂志，办了150年，现在全部资料放到网上，蔚为大观；90年代出现《私家侦探》（Private Eye)杂志,专门找名人的碴；英国的多种小报甚至严肃报刊，少不了政治幽默栏，每天糟蹋名人、政客、王室，给读者取乐。至于在电台电视酒吧，单口相声演员（standingup comedian),不拿名人开涮，就全得失业。
我见到的最不像话的“讽刺”，是一张旅游商店都在出售的明信片，上面是英国全体王室四代老少——那时王太后尚未升天，黛妃尚未离婚——在白金汉宫阳台上向臣民招手致意。熟悉的脸下，整个王室身体全裸一丝不挂。这张明信片过分堕入恶趣，远远超过郭嵩焘受到的侮辱。
的确，出版者经常被人告到法庭上去。如果不是法律给他们留出了几条辩护路线，恐怕英国的讽刺传统早就偃旗息鼓，而英国人特有的忧郁症更无药可治了。
被告第一条辩护路线是可以宣称“没有恶意”（No malice)，诽谤需要动机。古丹只要在法庭宣布，写该文时并没有恶意，就轮到郭嵩焘证明,古丹对他个人素有怨恨。
第二条是被告可以提出：“为了大众利益”。对于“公众人物”，大众有权利知道各种情况，情况实不实是第二位的。古丹只要说，英国公众对中华帝国第一位驻外使节如何画像，有权感兴趣，诽谤罪就不成立。
还有其他辩护路线，但是这两条障碍，郭嵩焘就跨不过去。这官司的确不打为妙。
郭嵩焘的使馆班子，在这一点上还是称职的，没有鼓动他去打官司。郭嵩焘本人也明白，他能说话的地方，不在英国，而在中国。果然一回到上海，他说打就打起来了。虽然是告租界里的报纸，用的英国法律，雇用的是英国律师，提出的是英国罪名。
据《上海滩野史》，此案差一点把《申报》弄得名誉扫地。而且不巧的是，处理此文的编辑，是当时家喻户晓的人物杨乃武。杨因小白菜案，差点送命。出狱后，《申报》雇佣为“名人”编辑，一年后，因为编发此文，给报社惹了祸。虽然杨乃武在文后还小心地加了附言，说是英报这样揭人短处，不合友善往来之道等等。
郭嵩焘一开始在上海控告，美渣就明白，其他好办，《申报》法人是他，不是杨乃武。但是经杨乃武手一事，却最容易被清朝地方政府抓到把柄，杨有可能再遭牢狱之灾。他的预感是对的，郭嵩焘从伦敦发给江苏总督的函文，就要求惩办“《申报》华人”。
在调解之前，美渣就把杨乃武遣出报馆。诉讼不了了之后，他也不愿意再雇佣。“倒霉的是杨乃武，只能回到余杭，以养蚕为业，了其残生。”
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还是得回到中国才能讨还公道，恐怕非他始料所能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