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寓国外多年，对前辈的留学生涯自然感兴趣。我发现前辈们一样遵循留学生三大规律：大部分人感到孤独；大部分人只跟中国人交游；大部分西化论者遇到挫折就变成民族主义者。这三大规律几乎是永恒真理，历百年而不变。
西方为中国培养了几代现代化人才，却不一定调教出多少西方文化崇拜者。很多人留学前崇西，留学后反而如闻一多“走向内路子”。一个世纪了，情景依然。西方人——我说的是多数西方人——改不了的民族自大心理，对非西方人礼数可能周到，傲慢难以掩饰，提供了十分有效的“反教育”。
细说起来，这些不快大都不是大事——在大事上西方人的歧视还是比较小心隐蔽，避免“种族歧视”的罪名——任何人在国内一样会遇到。只是受洋人的气，刺激翻加十倍，家恨翻为国仇，更难忍受。傲慢者是无道理的傲慢，激愤者也是情绪化的激愤。
生气之后的对付方式，就不一样了。有的人，如徐志摩，不顾脸色，使出全套魅力交朋友，一样能让洋人服气，成为伦敦社交界受欢迎人物；有的人，如许地山，善于充分利用留学提供的机会，只消每星期与小朋友老舍高谈阔论时，狠狠嘲弄一番洋人，心理就平衡了；有的人，仿效李金发郭沫若周作人的光辉前例，摆开架式把外国女人追上手，也解了恨。
文人中，对受洋气应付得最糟的，是朱湘。朱湘在美国一共两年，换了三个学校，大吵架小生气足有十几场，数次“罢学”，最后干脆退学回国。
1927年秋天，朱湘与柳无忌进入威斯康星州劳伦斯学院。在上法文课时，都德的一篇小说中，说中国人像猴子，美国学生大笑，朱湘立即站起来退出课堂，而且不管法文教师如何道歉，宁可放弃学分也要立即退出此学校。
1927年底，转到芝加哥大学之后，上的课中有英文作文。朱湘一向以英文出色得清华学堂的洋教授赏识，留学前就能用英文写十四行诗（里面塞满了希腊典故，像是有意唬洋人），不料第一次作业得了D分，气得立即退课。
不上课，就在宿舍里翻译中国古诗词，到校刊上发表，据说“引起轰动”。但是他的英文课就此无法上下去，因为——据朱湘说——此教师“在校刊上编造某东方学生与某西方女学生行为暧昧的逸闻”；他的德文课也上不下去，因为朱湘指出教师讲课中的错误，教师就有意在课上说“葡萄牙小国都能占中国的澳门”，又是退课；文学课也上不下去，因为一位美国学生不愿与朱湘同座。
弄到无课可上的地步，朱湘只能再次退学，1929年初，到哥伦布市俄亥俄大学，在这里依然不断退课。
于是乎归心似箭。此时，他的清华学兄，一度的好友，又一度翻脸成仇的闻一多，出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长。朋友斡旋，闻一多大度捐前嫌，有意聘请朱湘为教授。消息传来，朱湘等不及了，连学士学位也不要，立即启程回国。
此时朱湘才25岁。回国后，又是另一篇不断闹气的故事，此处不赘。故事的结束时，朱湘追踪那个《离骚》一写百行的屈原去了。
孤傲狂狷，本是诗人本性。但是朱湘在美国特别沉不住气，原因是每次都把冲突视为民族歧视。那个阶段他写给友人的书信，此类事说得很多。
“我在外国住得越久，越爱祖国，我不是爱的群众，我爱的是新中国的英豪，以及古代的圣贤豪杰。”（1929年初致赵景深。）“不爱群众”的民族主义，倒也是清华、新月本色。
不过有的时候，朱湘的民族主义，很费解。“你知道西方人把我们看作什么？一个落伍，甚至野蛮的民族！我们在此都被视为日本人！”（1928年12月4日致赵景深。）为什么被误作日本人是一种侮辱上的侮辱？这种奇怪心理，其实到今天，中国学生也依然有。
最后索性扩大联合阵线，变成“黄肤主义”：“近来种族的自觉更深。蒙古民族如今正在生死关头。”（1928年8月11日致徐霞村。）
顺便说一句，不少中国留学生认为，到全世界都得买中国产品时，西方人就不会瞧不起中国人。看一下几乎占领大半西方汽车电器市场的日本人，他们是否受到尊敬？不见得如此。民族歧视，心理根子深得多，并非仅仅“富国强兵”就能解除。另文谈，此处不赘。
受了气，总得找个敌人，给无名火找个名。看来，朱湘还是明白在美国“四面八方不舒服”的原因，不一定是美国人专门挑中国人寻衅：“我决定回国，与其受异种人的闲气，倒不如受本种人的。”（1929年4月15日致彭基相。）
要报这个仇，做文化人，只能以文抗文。“我们要创造一个表里都是中国的新文化。”（1928年6月23日致彭基相。）如何创造呢？到安徽大学创造一个全国最好的英文系！逻辑相当奇怪。但是朱湘回国时踌躇满志。后来失意之极，与这个计划破灭，有很大关系。
这里的纠葛不清，已经够多的了。但是仔细读一下朱湘留下的信件，我怀疑这位唯美诗人，更受不了留学生的一大苦处：性压抑。本是二十出头的已婚男子，离乡向来是道德放松的机会，更兼来到性刺激比中国多多的西方，如何教我们的诗人不苦闷？
朱湘在芝加哥的“艳闻”，上面已经说过。根据来自朱湘事后致赵景深信（1929年4月14日）中自述，女方为同班（白人）同学。据朱湘说，他愤而退课后，二人依然在校刊上诗来诗往，“这些来往各诗都存有着，你们来美国时候总可以看到。”我个人不愿意认为朱湘夸张失实，但是如此赠诗唱和，太像红楼梦中男女情事，不太像美国女孩所作所为。很可惜，朱湘的英文情诗，至今无人去芝大学生刊物上搜寻抄录。
同一信还讲了一件更奇怪的事：朱湘怀疑女房东以前是妓女，因为依然有情人夜来。“我恍然大悟后，好奇心猛发，使用各法刺探，哪知我手段太差，耍不过，居然大上其当，居然闹到她能教人相信我是想她的心思。”
下面还有大篇说这位前妓女的情事，不抄了。朱湘一向不以嫖妓为耻。1929年6月致罗皑岚信：“狎妓并不像平常想的那样坏，结婚也不像平常想的那样好。在性之满足与调剂这一问题不曾解决之前，娼妓制度是很难取消的。”
事情还挺麻烦：我们的诗人在美国，生活费还得省下接济妻小，怎么做到“性之满足与调剂”？不过让我们再做一次书呆子：何谓调剂？1929年4月15日信，“我近来作了一件卢梭式丑事”，下文被收信人彭基相删去。回国后，1929年冬天致罗念生信，罗念生评论朱湘诗时说：“朱湘的情歌多是替别人写的。”朱湘特地感谢罗在为他解释。但是同一封信说尽管妻子如何好，“不过刺激我是少不了的。”
很抱歉，再说下去，就有损笔德了，况且我们还是一头雾水，朱湘的传记现在有许多种，就我看到的，还没有一本愿意追问到我这篇小文的程度。为尊者讳，是应该的。不过事关民族主义大题目，了解一下，有益于后辈学子。在性关系上，东方留学生受的气，超过其他“领域”，而且情绪反应更大。我们在今天依然遇到愤怒如朱湘的留学生。可惜的是，至今任何一种留学指南，绝口不讲这极重要的事。
幸亏，朱湘几乎从来不把个人情绪放到他的写作中去（除了死后出版的《石门集》，一颗受伤的心灵在呻吟，那些诗是他生命最后几年所作），为我们挽救了一个唯美的诗人。虽然他在美国时声称“我决不肯在诗中引入异种的材料”（1928年9月29日致赵景深），华美的译诗集《番石榴集》就是在芝大完成的。
朱湘在美国时写出的散文，收录于死后出版的《中书集》，文字之优美精致，情调之从容宁静，不让沈从文或废名。甚至1933年，朱湘绝望到即将自杀了断一生时，他写的幽默小品，依然可以与老舍张天翼并肩；他唯一的短篇《想入非非》以贾宝玉自述爱情心理，写得不瘟不火，细腻动人，没有一个人的“现代红楼”，写得如此灵秀。
朱湘是中国现代文坛少有的奇才，如果他能安定自己的情绪，天假以年，他的成就无可估量。
不过，这话难说得很，也许只有过分敏感的朱湘其人，才会有朱湘其文，哪怕“文不如其人”，也是朱湘之文。才气与理智，向来难以得兼。
只是，这样的诗人气质，留学真是受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