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充多山，人少地广，主产水稻、小麦、红苕、玉米、棉花、柑橘、蚕桑、海椒。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百亩之地，分属数姓，势必不能割地筑塘，蓄水灌田，常有伏旱秋涝之灾。暴雨发则沟浍盈，泛溢横流；天旱时，无水灌田，禾苗枯死，常闹旱灾。农民贫苦，常以红苕充饥，俗称“苕国”。清朝时期，朝廷敕令地方修建粮仓，储粮备荒。据光绪二年（1876年）的《西充县志·建置》篇记载：“常平仓在县署后，额谷合监仓共四千六百四十石（十斗为一石）。咸丰年间，奉文粜变价解司三千五百八十四石，现存京斗谷一千零五十六石。社仓，在县署后，存京斗谷一万零六百四十七石；济仓，置田大处，岁纳京斗谷一百五十二石五斗，现有京斗谷二千四百四十六石六斗。”
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西充知县袁诗燕（江西崇仁县人），在县城北街修建养济院，以收养孤独贫困的人，不久就废弃了。清光绪元年（1875年）春，高培谷（贵州贵筑县人）任西充知县，恰值春荒青黄不接之际。百姓缺粮，四处告贷，或在富裕之家，高利借粮充饥，秋收后，连本带利，归还富人。孤独无依的人，无处借粮，常饥饿而死。高知县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一面请示上司，将济仓储粮的一半薄利贷出，春借秋还，出陈易新。遂将陈谷借给缺粮的人，以其盈利济养孤独的人，又将县城北街原建的养济院修缮扩大，收养孤独饥民，并立碑院中，以记其事，并作《养济院碑记》。文曰：“王者施仁，必先无告。故养济院之设，著于令甲，而其责在牧令（地方官员），牧令者，民之最亲者也。隶吾宇者，率称父母焉，有父母视其子之颠连（困苦），而忍不急救者哉！而西充尤急，嗟夫！民之疾苦，固未有甚于充者也。即以蜀论，往者，余尝宰梓潼矣；又往者，尝侍先子历云阳、合江诸任所也，彼其民虽枯菀不齐，富者或拥重赀至累十万，次亦累千。巨商豪族，盐铁竹木之利，往往而有其恂，独可哀不逾什一二。长吏即不过问，而里党好行其德，固已时周恤之。盖人有余，而后能以己之所余，济人不足也。惟西充不然，西充瘠而陿，环百里无膏腴（肥沃土地）壤。民间恃甘薯（红苕）为饔飧（早餐和晚餐），然犹男女终岁胼胝（勤耕苦作），仅乃得饱。见有三年蓄者，则相与窥若富室矣。余蒿目民艰，窃愧身为司牧，无以康之。而又念积储无备，未尝不惕惕（忧惧）为吾民危也。夫以充民之苦之甚也如此，此即非无告已，将济不胜济。又况其为鳏寡孤独，而不急思所以济之哉。而济之实难，出之于官，则一人之推解（推食解衣，慷慨施惠）不能周；请诸上官，则破常格焉。必沮筹之于民，而民固已自谋不遑（不暇）矣，无米而炊，巧者弗任。故莅充多贤能令，而养济政阙焉，且久非尽无是心也，势有所不行也。虽然政有同一利，而缓急攸分者，即利有异一用，而彼此均便者。充故有济仓，储粟九百余石，近以就红腐，将出陈易新，而尚有待也。余熟筹之，恍然曰：‘此非所以济凶岁者乎？顾必待凶岁而济，未若今之无告者，之不待凶岁而急于济也。盍先其急，然不可以此废彼也，盍剖其半，于是为挹注（取有余而补不足）之计。’询诸乡先生？佥曰便（都说便利）。则上之大府，大府亦曰便，乃即故废址而新之，拓其地，广其室，即以济仓米所入直，移其半为粮额四十二，足授食如其数，孤寡残疾得瞻焉。然此特始基耳，小补耳，后有贤者布德行惠，扩而充之，将思所以溥利充民，而不特无告者已也。院中室凡七楹，计木石之费二百余千缗（一千文为一缗），监斯役者，国学生张长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