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俊臣
在近代医学诞生以前，世界主要文明古国都曾出现过建立在经验和主观判断基础上的传统医学。中医也属于传统医学范畴，承载着中国古代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和理论知识，是在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指导下，通过长期医疗实践逐步形成并发展成的医学理论体系，被誉为中国的“三大国粹”之一。在近代以前的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中，中医因起步早、理论体系完善、临床治疗效果相对突出而广泛地被介绍到西方，并对西方医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新航路开辟以前，除了像马可·波罗那样长期居留中国的少数西方行商外，欧洲人认识中国医学往往都是通过阿拉伯人间接完成的，而西欧人获得系统的中草药知识和较完整的中医理论则是与中国直接通商后到中国才学得的。1618年由葡萄牙来华的邓玉函曾收集考察过大量中草药并作了详实的记录。稍晚来华的卜弥格编著了《中国医药概说》、《中国处方大全》等书，详细介绍了中国诊病的切、望等法，附有经络版图，列举了大量的中国药物。之后的传教士巴多明、韩国英等都对中医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和介绍。传教士们在欧洲掀起了中医学的一个小高潮，中医的一些诊治手法和药物也得到了传播和应用。
一、西方传教士来华
新航路的开辟和地理大发现是15到16世纪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1487—1488年，迪亚士在葡萄牙王室的支持下，率领三艘轻便帆船抵达了好望角；1492年，哥伦布开辟了通往美洲的新航路；1519—1522年，麦哲伦船队首次完成穿越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再返回欧洲的环球旅行。这一系列事件意义非凡，从此世界逐渐被连成一个整体。新航路的开辟使西方人直接到达马可·波罗们描述的天堂般的东方成为了可能，经商、探险、传教，各种目的的远航在里斯本集结，然后浩浩荡荡地扬帆驶向东方。从此，大陆的东西两端开始了直接的贸易与对话。
明代的中国对于西方来说是关闭着的一片神奇的土地。地大物博，封建体制完备。嘉靖十二年（1533年），教皇克莱孟七世成立了果阿教区，统辖从好望角直到中国的远东教务，之后传教士们在半个世纪里进行了无数次尝试和不懈的努力，试图叩开中国这个封闭的大门。首先开始这一尝试的，是耶稣会士弗朗西斯·沙勿略（Francis Xavier）。嘉靖十九年（1540年），应葡王若望三世的要求，罗马教皇三世派遣沙勿略到东印度传教。沙勿略后对中国文明产生向往，决心前往中国传教，并于此间形成了学术传教的思想，认为到中国去的传教士“更应当有高深的学术”。可以说沙勿略首先为耶稣会到中国传教确认了学术传教的方针。万历六年（1578年），耶稣会远东教务视察员意大利人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到达澳门。这位十九岁就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的视察员对中西文化做了初步比较，总结过去来华传教的失败教训，主张必须学习中国语言文字，采用适合中国情况的传教方式。这为耶稣会中国传教团在中国推行学术传教方式以及适应中国习俗策略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了执行范礼安的计划，法学家罗明坚被选派而来，于万历七年（1579年）到达澳门。按照范礼安的指示，罗明坚很快就投入到学习汉语和了解中国风俗习惯的传教准备中，并改穿中国僧人服装，“除了生理特征之外，完全使自己成为臣属中国皇帝的子民”。
耶稣会的这一策略意义非凡。一方面，他们学识渊博，带来了西方近代科学的知识；另一方面，他们广泛地学习中国文化，阅读中国典籍，使自己适应中国文化，与中国士大夫阶层交好，使得传教士不仅仅是基督教的使者，更成为了传播东方文化的先驱。由此传教士得到明朝官员的信任，在踏上中国内地的土地以后，他们孜孜研习中国语言，使自己适应中国习俗。他们不但身着中国僧装，而且采用了中国字号：罗明坚字复初，利玛窦字西泰，巴范济字庸乐。这是传教士适应中国习俗策略的又一重要步骤。他们既以渊博的学识和谦恭的态度极力交结地方官员、士大夫阶层，又将他们带到中国的西洋物品展览处来，吸引中国士人。罗明坚离开后，利玛窦以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面貌全面展开了学术传教活动。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他脱去僧服，改着儒装，俨然“西儒”，这是传教士适应中国习俗策略进一步深化。由此，利玛窦跻身于中国士大夫阶层，促进传教事业得到更快发展。他试图综合儒家学说和基督教教义，对中国祭拜祖宗和尊崇孔子的习俗采取宽容尊重的态度，成为他得以在中国立足传教的重要因素。
清军入关之初，对定居中原的西方传教士采取礼遇态度。其中，顺治帝特别倚重德国耶稣会士汤若望，并尊其为“玛法”。顺治帝还多次向汤若望学习天文、历法、宗教等知识。不久汤若望成为“钦天监”的负责人，掌管国家天文。汤若望去世后，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接管“钦天监”。在这前后一百多年时间里，“钦天监”皆由耶稣会士掌管。清朝初年和西方传教士的广泛交流为清朝皇帝了解和学习西方技术开启了一扇窗户。康熙帝在亲政后对西方的科学技术，包括数学、天文、地理、光学、医学、解剖学等都有较大的兴趣，传教士在华活动也更为活跃。直到雍正时期推行全面禁教政策后，这个由利玛窦开创，邓玉函、卜弥格、汤若望等一大批传教士引导的中西文化交流潮流才逐渐衰落。
二、传教士的贡献
前已述及，学术路线的传教策略使得选派来华的传教士均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和学术背景。其中部分传教士为学医出生，精通医学知识或有从医的经历。他们也认真地学习了中国语言，熟读中国医学典籍，并与中国医生有密切的交往。这些传教士在与教会和科研机构的信件往来中介绍了他们获得的第一手中国医学资料，传播了中医理论、技术和药物。归国后，传教士还往往著书立说，系统回顾在中国的见闻，并对东西方医学进行比较研究。这些对于西方来说显得新颖或是先进的学说在当时的学术界和主流社会掀起了一阵阵东方学问的热潮，一些从未到过中国的医学学者也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些知识无疑丰富了西方人的视野，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对近代医学的启迪作用，这其中著名的人物有金尼阁、邓玉函、卜弥格和巴多明等人。
（一）金尼阁与邓玉函
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9年），字四表，1577年3月3日生于今法国的杜埃城，共两度来华。第一次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抵达澳门，在利玛窦逝世后不久抵达北京。1618年率新招募的20余名传教士再度来华，1620年春到南京，后赴杭州、北京等地游学传教。金尼阁把利玛窦意大利文的回忆录手稿《基督教远征中国史》改为《利玛窦中国札记》翻译成拉丁文，并作了补充和润色，撰写了《西儒耳目资》、《我们皇帝的追忆》、《况义》等著作，另有大量的信件手稿，还把伊索寓言翻译成了中文。
金尼阁与李之藻交好，并较长时间住在杨廷筠家，较多地接触了中国古代科学，并对中医有一些认识和介绍。他认为“医学和军事科学被士大夫阶层所掌握和管理”，“中医与其他中国科学一样都讲究‘道’或‘天人合一’等基本哲学观念”，他观察到中医源自古老的经典，缺乏理论，但是临床经验很丰富，中医不使用烧灼等方法，而使用植物制剂。
返回欧洲后，为了引起西方的关注，他身着中式服装出入于公共场合，以感人肺腑的演讲宣传利玛窦和其他在华传教士们的功绩，并投入著书立论介绍中国见闻。由于他的积极活动，西方当时掀起了“中国热”，并吸引了众多拥有良好学术背景的青年传教士东渡，邓玉函就是其中之一。
邓玉函出生于德国康斯坦茨，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成为著名的医生。他在纽伦堡附近的阿尔特多夫城（Altdorf）以及1603年在意大利的帕多瓦（Padua）大学里曾经学习过医学，后被罗马的灵采研究院收纳为会员。1618年4月16日，邓玉函随金尼阁在里斯本启程赴东方。到了中国之后他也常常行医，就像他给中国学者介绍欧洲的机械那样，他也在解剖室里给中国学者介绍西方的解剖学知识，他的医学教科书：《泰西人身概说》（1643年第一版）也是他和他的中国同事共同合作写成的。当他第一次把盖伦的著作翻译成了中文时，对盖氏脉学与中医的相似程度感到惊讶，并推断东西方在古代存在医学交流。
邓玉函向西方直观地介绍了中国的中医理论与知识。他在翻译时遇到了许多的困难，既有语言上的，也有中西医在理论体系上的差别。拉丁文中没有相对应的中医的词汇，他第一次在这方面做了尝试。他在致友人法勃的第一封信（1619年5月14日）中写道：“这里有一种中国药很出名：人们把它加热，并溶解于一种液体中，就马上会医治病人，治疗那些被蛇咬伤后处于死亡边缘的病人，人们也用它来治疗霍乱及某些疼痛或肠胃病。”他向欧洲人描述了一种典型的中国针灸方法：“他们手上把一根很长的针捻入皮肤，而且是完全插进去，此间还配以不同的手法动作，就像我相信的那样，他们就是在消灭一个肿瘤。”“当欧洲的医生还在用烧红的烙铁使自己的病人感到十分疼痛的时候，中国人却已经拥有了更加温和有效的热疗法，中国人不用红烙铁而是使用一点苦艾，即干燥后的艾叶。”对于中药和中国医生，邓玉函作了一个概括性的总结：“关于中药和中国医生，我大概可以这么说：几乎所有的中药都要煎熬，它们是晒干的草药或剁碎的根；矿物质人们很少使用。（医生）自己是经验主义者，事先对病因毫无所知，但在切脉上他们非常擅长；他们在把脉时，什么也不问病人，而是讲述另外毫不相干的事情，似乎在读一本书，像吉普赛人看手相一样。其中的道理我不明白，但有一点我明白：人们把动脉分成几段，离大拇指最近的一段治头病，第二段治心病。从它们推断出相应部位的疾病。”
（二）卜弥格
卜弥格（Michal Boym，1612—1659年），出生于波兰勒阿波城，1645年由耶稣会派遣来华。相比于邓玉函的简略描述，他被誉为第一个将中国古代的科学和文化成果介绍给西方的欧洲人。卜弥格出生医学世家，其父曾在帕多瓦大学攻读医学，获得哲学和医学博士学位，并担任王室首席御医，卜弥格本人对医药学也颇有研究，来华后以深厚的西学理论来探讨中国的传统医学。卜弥格在中国的时间里实地探访，与中国医生接触学习，记录了大量的第一手医学手稿，其归类为《中国医学概说》和《中医处方大全》。他的著作被别人冠名以《中国医学手册》、《医钥》、《中医大典》等节选的形式出版。168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巴达维亚（印度尼西亚）的医生克勒耶（A. Cleyer）在法兰克福出版了《中国医学手册》（Specimen Medicinae Sinicae），自称是此书的编辑，把其中的内容归功于“住在广州的博学的欧洲人”，未提此书的真正作者。此书共分四卷，第一卷书翻译了王叔和的著作，第二卷介绍了一些中药、配方和这些配方的主要组成部分，第三卷包括卜弥格自己写的一篇论脉搏的文章，有关于脉诊治病的介绍和展示人体针灸的辅助图表，第四卷有37幅插图，论述看舌苔的诊断方法。第一卷和第二卷即是卜弥格的《中医处方大全》，第一部分叫《王叔和脉诊治病原则的说明》，它介绍的是王叔和诊脉看病的方法，还列举了许多复杂的处方；第二部分叫《普通药》，它介绍了289味普通药，其中有250味草药。此书中卜弥格论述的中医脉诊的理论实际上是后世《脉诀》的某个版本，提到了脉的各种类型、“奇经八脉”，还包括了30幅插图，经比较，有的图取自明代医生张介宾所著《类经》。此书出版后，引起了欧洲医生的极大兴趣，但因内容尚不全面，因此有人对它的版本提出了批评。四年之后（1686年），纽伦堡发表了《医钥》（Medicus Sinicus），内容比前一本书内容更为丰富翔实，所引用的资料仍来自于卜弥格的《中国医学概说》和《中医处方大全》资料中的一部分。1813年，雷慕莎出版了一部根据节选卜弥格著作的《中医大典》最后一部分写成的著作。在这部分中，卜弥格讲述了中医通过看舌苔以了解病情的方法：从舌头的外表和颜色诊断疾病。雷慕莎的博士论文《论中国人的舌苔诊病》也来自对卜弥格这部著作的研究。
卜弥格重点研究了以《黄帝内经》、《脉经》和《脉决》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医学经典。他在南明永历皇帝的朝廷，也从一些中医师那里学到许多中医临床的知识。他在《耶稣会卜弥格1658年在暹罗王国给医生们写的前言》一文中，一开始就向欧洲人介绍说：“现在，我们向你们，最有名的医生们和整个欧洲提供一部著作的纲要。”在《医钥》等著作中，卜弥格从哲学的高度，从对中医的阴阳五行、气血循环和宇宙运转、一年四时对人体机能运转的影响这些基本的理论，到脉诊治病和各种中医处方和药物的运用和功效都有论述。卜弥格对于中医最为推崇的就是脉诊技术，他写道：“它是一种令人惊异的技术，和欧洲的不同，它不仅要说明病情，而且能够预料它的发展和后果。”他对有关脉诊治病方法的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脉诊治病的方法在中国许多世纪以前就得到了普遍的承认和广泛的使用，中国的医生通过诊脉不仅能够了解病情，而且能够准确无误地预示它以后的发展。卜弥格认为，人体内的气和血在人体内的十二根经中二十四小时成周期地不断循环，由于这种循环，便产生了脉搏。这种循环也和天的运转相对应。脉搏和呼吸的次数要成一定的比例，如果不成比例，人就处于病态。对人体内的各种器官的属性和特点，卜弥格根据《黄帝内经》中的论述，他认为每个器官都有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属性：肺和大肠属金、肝和胆囊属木、肾和膀胱属水，心和小肠属火，脾和胃属土。它们的活动和一年不同的时节有联系，人体内的十二根经将这些器官和有关的脉连在一起，脉搏反映在两只手的寸、关和尺这三个位置上。每个器官都有各种不同的颜色和好恶，从脉上可以看到通过经络连着它的器官的健康状况。
